被遺忘的百年歷史（VII） 1949至2020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25日訊】就在紅色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向外輸出意識形態和革命的同時，在她內部，被綁架的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長達70年，驚心動魄的大掠奪。

從版圖、山河、土地、河流、森林、礦、糧地、房子、積蓄，各種豐富的物資到人，從物質到精神，古老的中華民族被掠奪殆盡。

像是蝗蟲過境，古老黃土地上一切物資被蠶食得一乾二淨。

以這全方位的國土大掠奪為背景，生存在神州大地上的中華民族自身也遭遇了最深層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大掠奪。

在殘酷而隱匿的心理背景下，古老的黃土地上出現了驚心動魄的自殺潮，同時出現了藝術和精神上的自戕。

（接上文）

我們已述及70年來這西來幽靈對國土的掠奪盜賣，導致版圖從飽滿的秋海棠變成瘦公雞（〈被遺忘的百年歷史I〉）。而對於沒有被盜賣的土地，這外來的政權一樣造成了叫人扼腕的巨傷。就像樹木、河流，甚至一座山一樣，土地也會死亡。被土石流、沙漠化、水泥、毒水、無度砍伐斫傷的土地也會不可挽回的失去生機，一點一點死去。

神州大地環境污染嚴重，已瀕臨生態崩潰邊緣。在《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作者鄭義表示中國水土流失問題已達到超飽和狀態，所有能夠流失的土地已全部流失。2019年，中國水土流失面積達271.08萬平方公裡，超過全國面積的28％，其中以西部最為嚴重（中國水利部數據）。2013年，由海內外環境專家小組及亞洲開發銀行專家合力完成的《邁向環境可持續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表示：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衛空氣品質標準；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有7個在中國。

此外，全國各地空氣、湖泊、河流、地下水質都受到嚴重污染。依據官方數據，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經濟總產值十分之一。海河、遼河、淮河、黃河、松花江、長江和珠江7條主要江河，四分之一受到嚴重污染，毒性之大能直接傷害皮膚。（《衛報》引用大陸2007數據）

看不見的地下水與人生活息息相關。然而依據中國水利部調查，2013年受測井中的地下水，超過80％受工農業排水嚴重污染，地下水只有3％清潔。專家認為中國地下水污染嚴重，重金屬治理需要1000年。（日經商業出版社）

我們沒有忘記，西來共產幽靈意圖從精神到物質全面毀滅中華民族。在物質層面上，它已完成了摧毀神州大地地下水源，奪去了中華民族可食用的水——人生存的基本元素。

和水、空氣一樣，大自然中遍在的樹木是人類生存在地球上不可或缺、來自於老天的禮物。繁茂的綠色樹葉能呼吸，是調節二氧化碳的功臣，而探入地下盤根錯節的樹根護持水土，堅固人腳下站立的土地。然而在中國，人跡所及之處，森林早已砍光。

1993年，中國林業部指出：經數十年亂砍濫伐，中國大陸的成材幾乎完全砍伐殆盡。1997年，阿壩州林管局宣布四川已沒有可砍伐的森林。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14名專家組成的隊伍在中國河流源頭探索。他們的足跡到了長江支流金沙江、大渡河，卻沒有看見森林。他們繼續尋索，來到了長江第一大支流雅礱江。「這裡是四川省涼山州，已抵達青藏高原東南部邊緣。在長江上游三大幹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兩岸的森林已基本砍光，唯有人煙稀少、交通閉塞的雅礱江尚有殘存。」

然而專家組千裡跋涉來到了這裡，卻沒找到森林。他們找到的是森林的遺骸。（鄭義《中國之毀滅》）

在各種環境污染中，空氣污染是人們最容易察覺、直接親身感受到的污染。近年來愈演愈烈的陰霾是空氣污染最突出的表徵。在冬天，國土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濃重有毒的陰霾覆蓋，人們行走在路上，伸手不見五指，臉上戴著防毒面具一般的護罩，在煙霧瀰漫中如同鬼魅。

世衛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發布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負擔資料，中國年新增病例380.4萬例、死亡病例229.6萬例，占據了癌症發病人數、死亡人數全球雙榜首。同時，中國新發癌症人數約占全球四分之一。全球每100名癌症患者中，21人是中國人，每天平均有超過1萬人確診癌症，每分鐘7人患癌。空氣污染導致中國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占世界20％人口，卻有全球約37％的肺癌患者。

為了經濟起飛，全體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是全國人民。確切的說，是失陷的神州大地上被綁架的中華民族。而在環境污染的受害者中，受害最嚴重的是生活在農村的農民。

在被城市拒絕的各種有毒工廠大舉入侵下，當代農村有三大悲劇：「致癌」、「致畸」、「致突變」，都是源自於空氣、水、土壤嚴重污染。「癌症村」最早在河南被報導，現在安徽、四川、廣東、黑龍江、山東、浙江等地都已複製了一整村農民大量集體罹患癌症的悲慘現象。

在「崛起」的中國，「癌症村」遍布全國，專家估計多達459個。這些死亡之村多散布在河流兩岸，多是由於化工廠、垃圾處理廠、礦山等污染了水源、耕地和空氣，日積月累而形成的。生活在癌症村中的農民從罹癌死亡人數到比率都在快速增加。在以超限速度崛起，市場化的極權中國，原先被應許了「解放」和土地的九億農民，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巨大代價。

唯物論的共產黨對於人的掠奪罄竹難書。就是對人在物質上的掠奪也超乎想像。我們已述及國家機器對於良心犯器官的大規模盜賣（《被遺忘的百年歷史VI》），這是對人肉體冷血的全面掠奪。中國共產黨不但超英趕美，並且遠遠超越蘇聯老大哥，把唯物論進行到底，把人徹底物質化。

進入改革開放之後，西來幽靈以金幣和赤裸裸的權色刺激人最原始的欲望，把14億人民往腐敗的溝豁裡拽。而在人民逐漸進入小康，有些積蓄之後，極權中國開始了割韭菜行動。在政府的策劃下，先是成立千萬投資平台，把稍有積蓄的中產階級囊中的人民幣吸金一樣吸入，而後沒有預警的把平台關閉，把人民一輩子的血汗錢殘酷收割，造成大量受害的中產階級自殺。也就是說，在屠殺戕害了地主、富商、將士、知識分子、工人、農人之後，西來幽靈把鐮刀探向了中產階級，這紅色中國新興的階級。

共產幽靈把神州大地上所有能掠奪的物質，能掠奪的人掠奪之後換成海量的貨幣向世界砸下去，奪得了它覬覦的話語權。

到這裡我們看出來：中心之國被共產陣營納入囊中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邪惡陰謀中的一個關鍵部分。她廣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是邪惡占有世界的必要資源。共產主義依附在這龐大的文明古國身上，掠奪了她所有能掠奪的資源和人之後，從她身上輻射出去，一寸一寸侵蝕世界。

以這全方位的國土大掠奪為背景，生存在神州大地上的中華民族自身也遭遇了最深層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大掠奪。在物資的掠奪之外，對於人的精神的掠奪抵達了空前的冷酷。1949年以來，歷次運動中一次次對人的心靈施加非人的凌遲，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基因突變，出現了毛所企圖塑造的「新人類」。對於仁義的遺忘和由於傳統的挪用變形，被綁架的中國人遠遠地偏離了自己的根源，失去了可以依循的精神和心理支柱。在這致命的背景下，紅色中國生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一個以遺忘來保護自己，連自己被洗腦都忘記了的民族還能恢復記憶嗎？然而，即使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症的人也有自我求生的本能。在殘酷而隱匿的心理背景下，古老的黃土地上出現了驚心動魄的自殺潮。這是一種對謊言最徹底的拒絕。從這一角度來理解發生在中國的自殺潮，對於中華民族被囚禁了70年的心靈，我們可能會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大規模自殺的人民和節節攀升的GDP以及不斷擴張的向外輸出形成了極度嘲諷，冰與火的對比。2009年，中國每10萬人中有22.23人自殺，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比例，紅色中國自殺人口都居全世界前列。（中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近年來，紅色中國的自殺群體中多了兩個怵目驚心的群體。絕望的農村老人如染上傳染病一樣，把自殺作為自己的告別通道，以各種悲涼的方式默默自戕離世。對於他們的自絕離世，無論是他們的兒女或村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無需自責，更無需悲傷，甚至視之為一種正常的解脫途徑。在一些家庭，人們甚至毫不隱藏的等待、逼迫老人死亡。也就是說，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普遍接受的非正常現象——更準確的說，這是被合理化的非正常狀態。在紅色中國諸多變異的病症中，多了農村老人自殺的悲慘之症。

在這現象出現之前，我們看見一座座被拋棄的農村中是廢墟一般的糧地，和垃圾場混在一起的農田，被挖土機一寸寸刨起來、變成有毒工廠的良田。我們看見棄守在被年輕人拋棄的農村中，一身瘦弱，衣衫單薄的老人以手抹淚，悲苦的說：「老人沒用。」這是在改革開放前期。改革開放40年過去了，當年站在被拋棄的農村路上，抹淚悲苦的老人集體以這最悲慘的方式離去，結束自己「無用」的生涯。在傳統中國，安享晚年，兒孫弄膝，備受尊敬的老人到了紅色中國，成了沒人要、廢物一般的乾柴，只有以自戕結束沒有榮耀、沒有尊嚴的生命。

在老人的另一端，越來越多青少年輕生。從十幾歲的少年到七、八歲的孩子，他們縱身跳下樓，在一瞬間從這世界消失。英國《經濟學人》數據顯示，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中國每年有約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平均每1分鐘就有2人自殺死亡，8人自殺未遂。（中國北醫兒童發展中心）

這些幼小的生命承受教育體制下過重的壓力。以冰冷的分數、成績來衡量人的生命造成的壓力，使得中國青少年患抑鬱症的比例相當高。同時，近年來整體社會把人的數據化管理形成了不適合於孩子們生長的，異化、反人性的環境。社會信用體系施行沒有幾年，這把人數據化、物品化管控的冷血方式就已向下流瀉，流入了孩子們脆弱易感的心靈，提前生出了致命的病變。趁著這異化人性的病變完全侵入身體前，為了保全自己的靈魂，孩子們縱身一躍。

自殺的不止是老人和小孩。伴隨著經濟改革開放，在中國出現了許許多多人們自戕的悲慘景象。無路可走的窮人、上訪者、拆遷戶自殺抗議的人每年都有好幾起，訪民集體喝農藥自殺的也時有發生。在天安門，長期工作拿不到薪水的農民工集體跳金水橋，喝毒藥，或悄悄爬到廣場邊上的高樓頂自殺。

不只是平民百姓，2000年之後，中共高官自殺數字成倍增加，2012年之後更出現自殺潮，各級高官：省長、市長、縣長、院長、科長、校長；公檢法各級領導：公安局局長、看守所、派出所所長、公安廳廳長各種自殺、被自殺的案子怵目驚心。在共產中國數十年來的體制性腐敗下，伴隨這些高官震懾人的官階和財富，是如影隨形的錢權色陷阱和他們不可避免的、致命的墮落。在紅色中國巨大的隱形監獄中，這些獄卒、監長、獄長，有身分有地位的人遭遇了各種不名譽而慘烈的死亡。自殺或被自殺成為他們共同的歸宿。

這一現象其實是「新中國」成立後高層領導自殺、被殺的延續。從高崗、劉少奇、林彪到江青，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以各種叫人驚悚的方式被批判、受刑、消失。一旦進入共產黨自動運轉的機器，不論爬得多高，人毀於其中的命運就已定下。

就在極權中國向外擴張紅色意識，攻城略地時，她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國土上，千千萬萬人——包括年幼的下一代——以各種方式自戕離世。

在施行30年一胎化計畫生育後，21世紀中國既面臨人口總量將急劇萎縮，也面臨老齡化加劇的社會危機。中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民政部部長李正恆《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2020出生人口出現崩盤式下跌。同時，養老服務司司長俞建良在2020年提出人口老齡化問題必須提升至「國家戰略」層次，顯示中國人口危機十分嚴峻。

雪上加霜，作為過河卒子的孩子們患上感染病一般，紛紛退出這強把自己納入囊中的「紅色祖國」，提前退場，剩下人口比例失衡，人口老齡化，缺少金字塔底端的下一代來支撐，搖搖欲墜的共產中國。

這種對於「祖國」生產力量的釜底抽薪，似乎是被集體綁架的中華民族的一種悲壯的復仇。沒有任何別的武器，甚至連以筆為旗，或做公民記者報導事實，在互聯網上抒發情緒的可能也被剝奪。這些古國人民選擇了以自己的生命為最後的武器。死亡是他們發出的最後的聲音。

與這集體自戕平行的，是紅色中國在藝術文化上的精神自戕。這種精神上的自戕來源於內在的病變，是肉身自戕的另一種形式。這種精神的自戕表現在繪畫上尤其突出，是人們心靈誠實的記錄表。

改革開放後，人們從社會主義極權話語的鎖鏈解脫，一躍而入以超限速度發展的市場經濟，以及生猛的消費／後現代文化。在國家機器的大力推動下，出現了以經濟取代一切的意識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全新的社會面貌。改革開放二十年後，（後）共產中國出現了奇異的現代繪畫。

在人的自戕之外，出現了藝術和精神上的自戕。89坦克之後，文化界從沉重的歷史、社會責任轉向。反美學成為一種時尚，理想和精神一起被拋入下水道，文學及藝術作品中灑遍了暴力、自戕、自棄的語言和意象。

讓我們來看一看中國是如何進入21世紀。方力鈞作於1999年的〈1999-12-31〉中，出現了一群沒有眼睛，五官平面，布偶一般伸手盲目抓向空中飛舞四散的花瓣的，被戲稱為「光頭潑皮」的人。和方力鈞其他畫作一樣，畫上的人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沒有個性、知覺，表情混沌似弱智者。國家機器大量製造出來的後現代螺絲釘。然而仔細看，我們看見了這些臉上茫茫然的，一絲又似痛苦又似欣喜，如白痴又如孩子的渴望。

1988年以來，方力鈞開始光頭人的創作。大小不一的木偶人出現在大畫布上，模糊不清的五官擠弄出身不由己的表情。在藍色調的〈打呵欠的人〉裡，是一張嘴巴極力斜曲，變形的光頭巨臉。出於某種奇特的原因，這由於無聊而變形的臉竟似一張發出憤怒嚎喊的面孔。

這是一種難以盡述的水火同源：在深受壓抑的後極權社會，極度無聊和憤怒吶喊是同一枚銅板的兩面。在這張巨臉後，是四名穿囚犯服／中山裝，陰鬱地走過的，猿人也似，影子也似的人。對這些已經自成系統的語言符號，批判者有各種解讀：「一種自我嘲諷……對意義系統自我逃離的形象」（栗憲庭）、「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憤懣而掙扎的形象」（易英）、「剔除了歷史負擔、意義負擔、價值負擔、人文負擔，在一片空白之下的『空白之人』」（汪民安）。

對於自己荒誕不經的視覺話語，方的解釋是出人意表的：「在我的潛意識中（光頭）帶有了一種叛逆或者調侃的意味。」「實際上我的作品是寫生的作品……我所體會到的是，作為個體的人在當下這種社會環境下的生存狀態。」

對於這位創作者，這些出自夢魘的，缺乏主體重量的人物畫像來自人們所生活的真實——來自於今天的中國。

當中國畫家在西方現代藝術的衝擊下轉而對當下的生活狀態進行描述，沒有人會想到他們筆下將出現這樣的寫生群像。在新表現藝術中，有如和聲對位一般，出現了各種異化的人的形象。這一集體鏡像深化了這一「心理寫生」的面向，使人難以忽視這群畫家筆下叫人悸動的深度真實。與創作於1980年的〈父親〉，羅中立以古典寫實、大特寫的造像風格來呈現農民的經典油畫處於絕對化的兩極，這些子輩們為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所塑造的臉孔使人忐忑難安。

在當代中國現代藝術的自戕中，人變為鬼魅。張曉剛的〈父女〉（2005），一如他這一系列名為〈血緣—大家庭〉的畫作，以嚴厲的黑白油彩、拉長的比例把影像中的人物轉化為幽靈。最讓人難以釋懷的是畫中人漆黑碩大，沒有表情，一如扁平黑玻璃珠的眼瞳。這吸光，純粹物質性的黑抹煞了萬物之靈的靈性，連帶抹除了畫中人物的生命。比方力鈞繪畫中後現代螺絲釘的木偶面具更具有深度與耐人尋味的餘韻，這是有著同一血緣的，具有歷史淵源的幽靈玩偶。在這恐懼所統御的國度，人們分享同一張面孔。這些當代中國繪畫中，人沒有溫度，沒有實體。沒有生命。一如一個個在真實生活中自殺的人們，在藝術中，人們如同行屍走肉，失去了溫熱的生命。

1993年，張曉剛畫了第一張名為〈血緣〉的作品。在這之前，有六年的時間，他只畫死亡。以60年代及70年代的家庭黑白照片為靈感，這些平塗、全無質感的畫像上是各種組合，表情奇特或一無表情的家族，只有年幼的下一代臉上抹上了色彩。根據張曉剛自己的證詞，他的創作企圖「呈現假的照片」，也即是暗示隱藏在一張張照相館千篇一律的照片中，人們深受壓抑的心理狀態。

「我要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他說：「在中國，有一個時期，每一個家庭看起來都一樣。」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血緣」這一概念，隨著畫中牽延的，冰冷的紅線，獲得了不落言詮的歧義。這是一群不對命運抗議的，彼此血緣相繫卻又互為仇敵，無辜如羊羔的魂影。

絕非出於偶然，張曉剛和方力鈞畫筆下的人物有雷同的迷茫，更有病態的非精神性。更重要的是〈血緣——大家庭〉系列中這些冷漠的形象內在潛藏的複雜情感。他們同時是無辜如動物的受難者，巨大歷史災難的承擔者，也是冷漠無知，缺乏內視能力的「非人」。是殘忍的，也是溫柔的。是自我放棄，也是莊嚴，無法詆毀的。是絕望的，也是渴慕的。正是由於他們永遠處於這兩極之間，形成了藝術持久的張力，使得我們在這些畫前駐足，思索，悲痛難當。

在〈血緣——同志120號〉中，出現的是與大家庭系列一式一樣的黑白臉孔，唯一不同的是由於這是獨照，畫中人的肅殺之氣更為集中，而穿中山裝的這位面無表情的同志，在「同志」這一字眼蘊含的所有意義之下，更讓人心生畏懼。他身後沉鬱如烏雲遮蔽的背景富有強烈的暗示性，遙指那一段悲劇式的民族歷史。

作為時代的心理鏡像，這持續而相互呼應的新表現藝術裸露了文革以來中國人的存在困境。與方力鈞的心理寫生相呼應，張曉剛說：「生命的悲劇性和人心的孤獨、惶恐對我來說就是現實。」

讓我們想像一間掛滿了〈血緣〉系列繪畫的大房子，一幅幅走過去，直到我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整代迷失困頓的靈魂，以及透過藝術而沉澱、凝結的孤獨、悲涼。這一切賦予這些繪畫難以承擔的歷史和人性的重量。似乎是，唯有通過這變異的繪畫語言，方能貼近變異的人心。

我們不得不看見，後89新藝術潮流所呈現的中國人形象是缺乏感知與行動能力的，主體嚴重匱乏，失落的人的幻象。這一幻象和現實中紛紛自戕的人們平行，訴說著生活在紅色中國的人們精神上的死亡。（待續）

(轉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