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01日訊】
（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中共經常高舉「愛國主義」旗號，利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幌子，批判「台獨」、「藏獨」、「疆獨」、「港獨」，這個「反華」，那個「賣國」。其實，中共根本不愛中國，中共曾大張旗鼓地在中華民國境內搞「共獨」，中共是當代中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賣國黨。
武裝保衛蘇聯
中共是在蘇聯共產黨操控下於1921年7月建立的。蘇共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目的，從國際上說，就是保衛蘇聯；從中國國內來說，就是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建立一個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國家。
從1921年開始，作為蘇共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長期圍繞蘇共的指揮棒轉，以維護蘇共的利益為最高行為標準，成為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領導的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是蘇聯共產黨指揮中共叛亂的據點，張下令逮捕了正在這裡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並根據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公開發表的「廢除沙俄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領土」、「將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東西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的兩次對華宣言，宣布接管中國境內由蘇聯掌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
但是，蘇聯共產黨不僅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兩次對華宣言，而且在1929年7月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藉機發動入侵中國的戰爭，動用海軍、陸軍、空軍、騎兵、炮兵等，向中國的東北軍發動進攻，強行奪回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還趁機強占了中國的黑瞎子島。
蘇軍侵華戰爭打響後，1929年9月26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在發給中共的命令中指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
中共不僅不譴責蘇聯共產黨背信棄義，入侵中國，反而積極響應斯大林的號召，一再發表通告，抨擊國民黨「向蘇聯進攻」，呼籲中共黨員「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
1929年11月，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之後，遍及中國城鄉各地的新一輪武裝暴動接連發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中共多次響應蘇共號召，掀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浪潮。
建立「國中之國」
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三省、國難當頭之際，中共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選擇在蘇聯的「國慶日」，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江西瑞金，仿照蘇聯模式，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當天，中共發布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指出，其目標是「不但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且打倒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最好的朋友與同盟者」。
當天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也就是說，中共率先搞起「共獨」之後，還要煽動中華民國境內的所有「弱小民族」都起來「搞獨立」。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誰「搞獨立」，中共支持誰。
對中華民國而言，中共成立這個「國中之國」，套用今天中共的話說，是犯了「分裂國家罪」、「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中華民國政府對這個非法政權發動了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從江西撤退，開始所謂「長征」。
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寫道：「這個在莫斯科指導下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卻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
勾結侵華日軍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充分利用日軍侵華、中華民國軍隊受到重創之機，與日軍勾結，使中共軍隊得到大規模擴展，為日後顛覆中華民國創造條件。
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來電完全清楚地證實：中共領導人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與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書中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級情報人員潘漢年等，主動聯繫日本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岩井公館」，向日軍提供國軍情報，並設法與日軍達成「華北停戰」以期聯手抗蔣的黑幕。
1955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毛澤東下令逮捕。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當他們向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匯報時，謝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年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周指示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
感謝日本侵華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經濟損失高達6500億美元。
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澤東會見日本來訪者時，多次反覆感謝日本侵華。比如，1964年7月10日，毛接見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時，佐佐木說：「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感謝日本侵華還體現在不要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
根據國際法規定，戰敗國的賠償對像是參戰國。二戰結束後，亞洲各參戰國獲得日本戰爭賠款如下：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一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一後又要了85億日元；未參戰的國家馬來西亞要了2500萬新元，韓國要了3億美元；中立國瑞士要了11億日元，西班牙要了20億日元，瑞典要了5億日元，丹麥要了7億日元。
1953年到1977年，日本和二十多個國家簽署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約5,000億日元。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國，中共卻一分錢不要！
出賣領土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不擇手段顛覆中華民國以來，在涉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上，是出賣中國領土最多的黨。
在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當政的時代，中共在處理與朝鮮、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邊界問題上，都存在賣國問題。
1962年10月12日，中共與朝鮮簽訂邊界條約時，將原本屬於中國的長白山天池的54.5%，圖門江江源地區1200平方公裡的中國領土無條件送給朝鮮。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因領土爭端爆發邊界戰爭，中共軍隊突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迅速推進到中印傳統邊界線。但是，到11月21日，中共突然單方面宣布全線停火，主動後撤至麥克馬洪線以北20公裡。印軍很快返回，獲得比戰前更多的地盤（共計9.21萬平方公裡）。這場戰爭，中共大勝而失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9日，中共獨裁者江澤民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北京簽訂《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完全承認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與沙俄簽訂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條約，將先由沙俄侵占的中國100多萬平方公裡的領土無條件送給俄羅斯，其中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裡，烏蘇裡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裡等。
2002年，江澤民決定跟俄羅斯「大體平分」中國的黑瞎子島；將黑瞎子島的一半（約164平方公裡）無條件送給俄羅斯。
對於沙俄侵占的中國西北50多萬平方公裡的領土，江澤民在跟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簽訂邊界協定時，也慷慨得很。比如，中塔有爭議領土面積2萬8000平方公裡，中國僅得3.5%。
此外，浸透了中國軍人鮮血的雲南老山、者陰山和廣西法卡山的一部分，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嶼——白龍尾島，也被江澤民無條件送給越南。
上面提到的這麼多中國領土被中共出賣給外國，有一個中共的黨小組、黨支部、黨總支、黨組、黨委、黨媒公開發表過任何反對意見嗎？答案是：沒有。
中共賣國的原因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表象與本質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的剖析後發現，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
為了達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擇手段，沒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線，隨時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同樣的領土問題，在中共話語體系裡，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答案，且中共認為，這兩個答案都對。
比如，中共一會兒對英國人說，香港的「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1997年，「中共國」建立48周年時，中共必須收回，否則，「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一轉臉，中共又對俄國人說，黑瞎子島的主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2002年，「中共國」建立53周年時，中共不必收回。不過，不收回也沒關係，中共可以繼續當政。
中共唯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在中共看來，只要有利於維護中共的權力，它什麼都可以做。當它覺得對手強硬，它會退讓；當它覺得對手軟弱，它會顯示強硬；有時對手並不強大，它會裝出慷慨大方的樣子；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對象，它有時表現出「賣國」，有時表現出「愛國」。
對於沒有底線的中共來說，「愛國」或者「賣國」都是手段。時機和條件一變，它說翻臉就翻臉，立即擺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式。
（作者王友群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撰稿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博士。2015年來到海外，為大紀元、新唐人等媒體撰寫時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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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