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0月05日訊】一個遇然的機會，我有幸得到一份三十年前因數篇日記獲罪的個人歷史檔案。以前只是聽說或從書中看到，在文革時有人因日記獲罪的事情，雖然這些事實毋庸置疑，但我總感覺有些荒唐不可思議。可現在呈顯有我面前的，是一份實實在在的檔案：有名有姓，有住址，有本人申請復議的報告，有蓋著縣革委會的大紅公章的復議決定，有作為當年獲罪「證據」的數篇日記等。
毫無疑問，這份檔案是文革時期言論禁錮史的重要物證。目睹這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遭受政治迫害的歷史檔案，彷彿時光倒流，思緒再次回到那黑暗與罪惡的瘋狂年代，一個痛苦與絕望的靈魂重新展現在我的面前。
檔案主人，王永江，男，1966年中學畢業回鄉勞動，1969年在一所小學任民辦教師。在任期間，即1969年6月至10月間，寫了數篇對當時現實不滿的日記，正是這些所謂「反對文化大革命」日記，使他在「一反三打」運動中，被定為「嚴重政治性錯誤」，從而開除團員，開除民師，並遭殘酷批鬥。
我們不妨看看王永江被定為「有原則錯誤」的日記中，究竟寫了些什麼。檔案中的「主要案情事實」有如下記載：1969年6月至10月間，王先後寫有數篇日記，就其內容，有的是有原則錯誤的，如：1969年7月2日晚：不知怎的，現在為什麼這樣貧窮，而且窮不在話下，明天還要忙些政治上的東西，幹什麼呢？我不明白。共產黨的策略，特別是階級鬥爭方面的策略，是比較明顯的，總想設些圈套讓那些壞人往裡鑽，其實真正的壞人並不往裡鑽……
1969年7月5日：根據我的看法，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一次革命，這個小運動最好的方法是用輿論壓倒敵人，而群眾是否能發的動，這個不敢肯定……
1969年7月6日：……在革命方面冒了許多次風險，在生活上，我深深體會到，農村廣大貧苦大眾的艱辛，幹到現在不但經濟沒有收穫，而且連一根香菸都吸不起，這是什麼人能受得了的啊。我認為像這樣在農村接受什麼再教育是不行的，必須找一條出路，一條革命路和幸福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當真是錯誤的嗎？我看在現階段社會中，它的確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969年10月8日：近日來，湖沖（地名）似是原樣子，渙散，貧窮，落後，黑暗，幾乎成了資本主義的黑暗世界，成了於（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立的小小的獨立王國……
一個對社會生活有觀察、有見解的回鄉知識青年，只不過在自己的日記裡對時事和現實發了一點議論，說了幾句大實話，就被如此「上綱上線」的定罪論錯，使一個很有獨立思想的青年人的前途就這樣被殘忍的扼殺。由此可以想見，當時中國老百姓的生存環境是多麼的惡劣。他們不僅生活困厄，而且連自由說話和發表議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丁抒先生在《風雨如磐的歲月——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中這樣寫道：「中共建政前就以言論、思想治罪，處置持不同政見者了。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王永江，也正是在一打三反中定罪的，且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1978年文革結束兩年後，王本人就日記獲罪問題向當局申請復議，他在復議報告中寫道：因對文革時期現實不滿，「聯想到自己的前途非常暗淡渺茫，思想鬥爭激烈，處於極端的悲觀和埋怨的狀態中，因而寫下數篇不健康的日記。就是根據這些日記，『一反三打』運動中我犯了錯誤，並受到了處分。」王永江要求組織上對他的問題進行複查，並給予重新定性。
然而，當局並沒有完全否定文革時期的對王的錯誤定論，只是把「嚴重政治性錯誤」，改為「思想認識有原則錯誤，應作深刻檢查」。這裡的潛臺詞就是：你寫日記流露出對現實不滿，也就是對黨和政府不滿，什麼時候有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即使日記裡也不容你胡思亂想，必須以黨的思想為思想才是正確無誤的。
這裡值得人們思考的是，共產黨從建政以來的諸多政治運動中，有無數人無辜遭殃，甚至遭受滅頂之災，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平反糾正和道歉賠償的呢？最典型的就是50年前的反右運動，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冤案。可是當局並不視反右運動本身是錯誤的。鄧小平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聯名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寫公開信，要求徹底平反、正式道歉及經濟補償，而當局始終不理不睬，至今也不給正面答覆。與此類似的是，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當局雖然持否定態度，但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並不想做認真反思與徹底否定。
事實上，中共向來漠視人權，扼殺思想言論自由，無論是在建政前後，其對思想言論的控制從來就沒放鬆過，即便是號稱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裡也莫不如此。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