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09日訊】慈禧執政的清朝末年，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遠比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要好得多，比今天也強不少。
你可能不信，一百多年前「最腐朽」、「最反動」、「最殘暴」、「最不自由」的封建皇帝時期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會比「人民當家作主」後的今天強？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
1、那時候民間可以辦報
中國人在境內辦的第一份民間報紙就是在慈禧太後執政期間創辦的。那是1873年，一個叫艾小梅的人在漢口創辦了《昭文新報》。雖然北京從明朝起就一直有民辦的《京報》，但那是政府機關報「邸報」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調一個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揚聲器。
而《昭文新報》卻不傳播主旋律，不登載中央文件和幹部講話，而是刊登些軼聞趣事詩詞小品之類的文章。在中國新聞史上，艾小梅是第一個吃螃蟹自辦媒體的。儘管《昭文新報》因銷路不暢辦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歷史意義還是非同尋常的。以慈禧為太後的中國政府也很了不起，它允許艾小梅吃第一個螃蟹，允許民間辦報。
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候中國形成了辦報高潮，一共辦了大約100多份報紙，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報紙。
戊戌變法失敗後，一些報紙被查封，但沒過幾年，進入20世紀，中國又掀起了一個民間辦報的高潮，據統計，從1901年到1908年，全國各地創辦的各類報刊達302種。1906年，僅上海就有66家報刊，出版刊物達239種。
那時候政府對民間辦報紙沒有限制，一個人出資幾個人湊錢或什麼會社辦都行，康有為的強學社就先後辦了兩份機關報。政府更沒有宣傳系統對媒體進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中國的第一家通訊社《中興通訊社》也是在慈禧時期創辦的，當然也是民辦。那是1904年在廣州由一個名叫駱俠挺的人辦的。
少數民族地區也可以自由辦報，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也都是在慈禧時期誕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是《嬰報》，1905年在昭烏達盟創辦。藏漢兩種文字的第一份報紙是《西藏白話報》，1907在拉薩創辦。新疆的第一家報紙《伊犁白話報》是1910年慈禧死後出版的，用維蒙滿漢4種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較聰明、落實得比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調是民族自治。
2、報紙不必理會主旋律
梁啟超等人可以自由表達不同政見和批評意見。慈禧時期畢竟是皇權專制統治時期，當然不可能實行民主制度下的徹底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那時候的政府也沒有去控制媒體，強迫全國媒體統一發出一個聲音，重要新聞統一用皇家通訊社的通稿，或者只報導正面消息不准報導負面消息；更沒有要求媒體必須去讚頌朝廷「偉大光榮正確」，去高歌君主專制有理的主旋律。至於舉國上下媒體每天都祝願太後「萬壽無疆」，高喊太後「萬歲萬歲萬萬歲」。那更是慈禧太後絕對不敢奢望的。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壽期間，有個叫林白水的記者寫了一幅對聯刊登在《警鐘日報》上，公開譏諷慈禧太後窮奢極欲喪權辱國，全國報紙竟然爭相轉載。我們來看看對聯的內容：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臺海，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裡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
在報紙上對國家最高領導人如此大膽地譏諷，而且是在君主至上的極權制度下，真讓如今共和制下的中國人羞愧和羨慕呀。
慈禧時期民間辦的的媒體也分派別，有保守派，改良派，還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體。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報紙不是奉旨而辦，遵旨宣傳。自主辦報是那個時代報紙的特徵。
3、媒體可以表達不同政見和批評意見
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時務報》上的一段話，原文是文言文，我整理成今天的語言。這是一段警告以慈禧為首的朝廷必須變法的話：國家必須變法，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與其被別人強迫變，不如自己變。自己變可以操縱局勢，別人變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動變法，才能挽救國家危亡。至於如何改變，根本在於要變教育，關鍵在於要改變幹部制度。《時務報》是改良變法派的喉舌，1896年創刊於上海，由梁啟超主筆。這家報紙系統全面地宣傳變法維新的主張和要求。公開譴責政府壓制民權，主張報紙的作用就是要監督政府。梁啟超認為，報紙有兩大天職，即監督政府和嚮導國民。
長沙的《湘學報》和《湘報》有吃辣椒人的衝勁，公然大膽抨擊封建君主專制，鼓吹民權思想，提倡民權平等。它們還大量報導負面新聞，反映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貪官污吏都極為害怕。在天高皇帝遠的極權專制社會，地方官吏為所欲為，有了可以報導負面消息的報紙，他們必然顧忌。
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更是個說話大膽的人，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國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統治者害怕國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無所知覺，以便自己得以長期竊國。
嚴復的言論可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可見那時候政府對輿論宣傳陣地的控制軟弱無力。
現在的《大公報》已經成為政府在香港的喉舌了，而早年的《大公報》是以敢罵敢言而著稱於世的。1902在天津創辦的《大公報》敢於揭露問題，抨擊政府，揭發貪官污吏，敢於替窮苦大眾說話，甚至敢點名批評父母官。
皇城根下的北京也有仗義執言的報紙，即《京話日報》。這家報紙1904創刊，它敢於公開揭露王公貴族暴行和官僚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聞。敢於揭露黑暗，反映下層人民的疾苦，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爺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話日報》曝光；宛平縣令受賄，也被《京話日報》公之於眾。對於這樣一家在皇宮眼皮子底下為大清盛世抹黑的報紙，慈禧太後不僅不禁止，還傳旨要送來報紙給她和光緒皇帝看。這樣一份報紙居然辦了2年後才被封，當時清政府封報的藉口是報紙的主編結交改良派人士，屬於「附和匪黨」。
4、新聞採訪不受限制
當時，記者採訪新聞不受限制，沒有這個可以採訪，那個不可以採訪的規定或指令，重大事件會有多家媒體去採訪報導，人們可以從不同報紙不同角度的報導中更多地瞭解事情的真相。不會有什麼事情統一以朝廷撰寫的稿件為準進行報導的霸道而荒唐的指令。那時的報社不僅靠自己的記者採訪，還會聘請特約記者。有的報紙還向社會徵集新聞。對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派「機動」記者現場採訪。如今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是根本不允許民間辦報。報紙本身就是權力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慈禧那時候與現在不一樣，政府允許民間辦報，也讓你說話，如果你的言論超出政府忍耐的限度了，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地位了，才封你，或者制裁你。任何專制統治者對於動搖自己執政地位的言論都要追究，慈禧也不例外。下面幾件事是慈禧打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例子。
（1）康有為在1896年1月北京辦了宣傳改良的《中外紀聞》，才4個月，就因為政治見解與當時的政府不同而被封了。由於辦報沒有什麼限制，你朝廷在北京把報紙封了，我到上海再辦。康有為又到上海辦了《強學報》，過了1個月又被封了。幾個月後，康有為又辦了前面提到的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時務報言詞激烈，許多愛朝廷人士上書慈禧，要求查禁該報，不知道慈禧這次為什麼沒有下令查封，直到兩年後戊戌變法失敗後才查封。
（2）《蘇報》案是慈禧時期轟動新聞界的大案，也是慈禧壓制言論自由的重要事件。
《蘇報》由一個下臺的縣團級幹部陳範創辦的。陳老闆請了當時的知名人士章士釗擔任主筆，蔡元培和章太炎是主要撰稿人。
1903年6月29日，《蘇報》發表了章太炎寫的《駁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一文。文章尖銳地指出，光緒皇帝連性命都操縱在慈禧手裡，不過是個小丑，連麥子豆子都不分，還指望他改革立憲，簡直是白日做夢。要立憲，必須革命。「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
這篇文章立即被其他報紙轉載，廣為傳誦。
《蘇報》還介紹了鄒容寫的《革命軍》一書。書中號召人民以華盛頓為榜樣，推翻清政府統治。章太炎說《革命軍》是全國人民的必讀書。
這樣公開號召推翻清朝的文章惹怒了當局，《蘇報》被封，章太炎和鄒容也分別被判處3年和2年徒刑，鄒容病死在了監獄裡。
按照大清朝的規矩，章太炎和鄒容是犯了死罪的，但由於《蘇報》是在上海的租界裡辦的，租界享有治外法權，也就是案子要在租界裡審判，雖然也是大清的官員審，但判決要受租界法官的制約，所以章太炎鄒容沒有被斬首。
在近代史上，租界是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者的安全島。
（3）沈藎案。1905年。慈禧政府與俄羅斯祕密談判，準備簽署會導致帝俄繼續控制東北和蒙古的條約。當時以日本報紙探訪員身份活動的革命黨人沈藎獲知了密約，把它披漏給英文媒體。密約被媒體刊出後，輿論嘩然，引發了抗議浪潮，結果條約沒有簽成。後來沈藎被政府逮捕，慈禧下令將他「杖斃」，即用棍子活活打死。所以，沈藎案被看作是慈禧在扼殺新聞自由方面所犯下的暴行。但最近也有學者考證，沈藎被殺是由於他的革命黨的起義活動，與披露密約無關。
不管怎麼說，慈禧做為當時的專制集團的核心，為了維護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必然限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本文所例舉的歷史事實不是要證明清朝已經實現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而是要通過歷史與現實的比較引發我們的思索，為什麼100多年過去了，不要說反右文革那個極其殘暴的歲月，就是到今天，人民享有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趕不上慈禧時期？是不是我們比慈禧還虛弱還反動不成？為什麼共和國憲法關於公民權利的條款寫得那麼好，卻就是幾十年得不到落實，是誰的權力和力量那麼大？為什麼？
我們必須思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