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18日訊】五
我真正瞭解父親的過去，是從家中鏡框裡的照片開始的，他很少講述自己的過去。他曾用生命誓死捍衛的黨，卻在他的晚年，無情地將他摧殘，令他居無定所。通過父親和家庭的遭遇，我觸摸中共政權的真實歷史，由此獲得的常識，與教科書產生衝突，促使我早熟和叛逆。
部隊駐紮蘭州，父親旋即被選派到設在甘肅省臨洮縣的西北軍區第一速成中學補習文化。軍事訓練與文化課同步進行。中共意識到奪權之後接管政權管理國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不像奪權時文盲炮灰賣命即可。有機會學文化，不能不說是父親的意外收穫。但這種目的性極強的軍政學習，兼具識字啟蒙、強制洗腦和絕對服從的三重功效。兩年後結業，父親被調入西北軍區司令部後勤管理科當助理員。他們負責調配武器彈藥、軍用品和新兵。
父親在司令部服役期間，第一次獲得探親假。他背著行李和步槍，先搭車後步行，千裡迢迢返回隴東家鄉。幾十年後父親有些困惑地說，全國解放都幾年了，部隊竟然允許他探親時荷槍實彈。返家後他突然厭倦了軍旅生活，想安安穩穩當農民。可是家鄉雖然獲得解放，人們依然吃不飽肚子，跟解放前並無兩樣。他沒說出的是，他將近30歲，也該成家立業了。
1953年「抗美援朝」結束，天下太平，父親被調離司令部，分遣到平涼專區兵役局（現武裝部）繼續服役。1955年，共軍才有財力仿照蘇軍實行軍銜制，父親被授予中尉軍銜，連職軍官。共軍開始實行薪酬制。
其後，父親與20歲的母親結婚。父親年長母親11歲。這是父親一生最為風光的年代。不是他有多大的官位，而是共產制度賦予軍人的集體優越感。
那些進入城市的中共軍政中高層幹部，紛紛休掉農村老婆，娶年輕有文化的城市小姐，這幾乎是那個年代共產黨人的集體行為。最為臭名昭著的當屬解放新疆而後戍邊軍墾的王震部隊，將湘滬魯等省市十多萬名十多歲的女中學生（包括來自上海收教從良的妓女），哄騙她們當兵建設新邊疆，實則提前就設定她們專為解決大齡官兵的性與婚姻而特召入伍。她們甫到蠻荒的戈壁灘軍營，就被論相貌配屬官階不等的官兵，大多住在新挖的地窩子裡。
近年，這些已屆晚年的新疆建設兵團中學生才有回憶文章在網路流傳，軍史和回憶錄亦有簡略記載。以自命的「人民大救星」姿態，掠奪和佔有人民的一切，包括身體，這就是暴力奪權者為所欲為的草莽本性。
六
北京朝陽區村民遭到暴力拆遷
2017年，北京朝陽區村民遭到暴力拆遷。（網絡圖片）
雖然父親資格足夠老，官卻越當越小。中共盛行官本位，資格老沒官位，利益照樣會被侵害。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國家領導人，喜歡垂簾聽政、培植親信或讓子女佔據壟斷行業的原委。「太子黨」進入權力核心，與權力在黨內代際傳承，是兩條平行不悖或時有交叉的奇特現象，這也因此構成專制權力非法化的依據。
1957年「反右」是針對知識份子，父親不夠格，未受牽連；「大躍進」父親被分派農村督促煉鋼；「三年災害」時期，父親工資尚能養育三口之家。母親後來常給我們念叨，一次剛在街頭給我幾歲大的哥哥買來一個油餅，轉眼就被乞討小孩搶奪而去。直到1990年代，家裡節省的麵粉和舊衣物都用來接濟農村親戚。
「事實並不重要，關鍵是人們如何記憶的。」中共顯然精於此道，數千萬人的死亡，硬是被歸罪於自然災害，今天依然矇騙公眾。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寫作《墓碑——三年自然災害紀實》一書時，查閱當時原始氣象資料，這三年期間各地降雨量跟往年相當，並無巨大自然災害發生。他分析指出：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為人禍並非天災。此前「大躍進」放衛星，畝產萬斤、十萬斤，於是政府加重收購囤積糧食，償付外債和外援，進而在河南信陽等地發生人吃人的慘禍。據他分析，在三年期間全國餓死和因營養不良該生育而未能生育人口，高達6000萬～7000萬。然而，中共高層幹部卻享有特供優待，當新中國人民餓殍遍地，人民公僕卻在特供商店購買高檔食品和菸酒，這就是他們自稱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少數人享有特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特供制度，實乃社會等級制的最佳註解。
「三年災害」期間，父親還未調到糧食部門工作，全家跟普通城市居民配給糧油、副食品標準相同。親戚中沒人餓死，城鄉討飯的人不少。飢荒信息封鎖，他們哪能知道外地大規模餓死人的真相。如果不是彭德懷廬山會議萬言書公開遭批，透露出些許飢荒端倪，全中國人都被蒙在鼓裡。隴東高原雖然貧瘠，但地廣人稀，這恐怕是很少餓死人的主因。令人不可思議，這三年竟沒飢民造反。足見前期「鎮反」、「反右」和農村集體化等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農村精英蕩然無存。
七
文革前奏「社教」運動，父親被抽調到農村對口幫教。家中人口已達五口，他一個人收入維持家用已感吃力。
毛澤東一輩子都沉醉在尋找並企圖消滅他的敵人的死結裡——可能是同黨戰友、政黨對手或帝國主義，甚至他的人民。未奪政權，他渴望殺敵奪權；奪得政權，他害怕失去權力。他懼怕別人像他當年造反一樣推翻他。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宿命，也是專制制度短板所在。他頻繁製造政治運動，摧殘所有人，其實就是在找尋內心的安全感，他哪來作為人的幸福和快樂。中南海其實就是毛澤東自我囚禁的墓地，或許藉助於古代帝王的餘威，他晚上才能睡著覺。
文革肇始後的前五年，我家尚住在慶陽地區行署所在地西峰鎮（現今慶陽市），這也是我的出生地。姊妹五個，兄長剛剛十歲出頭，小弟剛出生。我大約三四歲時的一天，母親後衣襟拽著我和姐姐、懷抱妹妹，路經城中心小什字，突然遭遇武鬥兩派開打，母親將我們掩在懷裡，就近躲在馬路邊木頭電線桿後面。子彈嗖嗖直飛，打在電線桿上，木屑唰唰掉下。這就是我降生後，「新中國」給我刻下的第一次清晰記憶。我上幼兒園，老師教我們的第一課，就是用玩具槍玩殺敵遊戲。權力者的敵我階級意識，通過社會、家庭和學校強制植入每個人大腦。
固然，早期中共在少數精英領導下，從中國底層社會隱祕發育，受到極度壓制和摧毀，因此他們對支撐統治權威的財富和知識的仇恨，滲入骨髓。一旦奪權，對代表財富和知識擁有者的工商業者、地主和知識份子，強制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當然也是以期消滅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強力挑戰者。費正清所言「無產階級是一個虛構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實則是中共對所有人民實行人治。人民被劃分為幹部、工人和農民家庭出身，貧農、富農和地主等階級成分。血統論和階級論，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囂張的表達。他們控制所有國家機器還不放心，還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譬如辦理結（離）婚證、出差或探親住宿旅館，必須出具單位（或村委）蓋公章的證明，出省還需帶上全國糧票，這實際上是管制老百姓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即為「社教」失敗，龐大的行政官僚不聽話，以及幻覺中的敵人帶給他的不安全感。於是他繞過黨政體制，發動並利用無知的紅衛兵造反，試圖打倒並摧毀一切。十年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殘暴的革命實踐之一。前有斯大林，後有柬共（紅色高棉）波爾布特——他們與人民為敵，大肆殺戮，將反人類獸性表露無遺。
八
隨著文革深入推進，老幹部靠邊站，父親被支派到山區糧管所工作，我家也被趕出公房，母親帶著五個孩子搬住在窯洞裡。珍寳島之戰和林彪叛逃，激化毛澤東的好戰性格。「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城市人口被強制疏散到農村。
在我讀小學三年級那年，一輛載運糧食的解放牌拖斗卡車，搭載著我家全部家當和幾口人，被遣往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臨時落腳在大隊部獸醫站後院破敗的地坑院窯洞。土炕泥灶，煤油燈照明，深溝挑水飲用。
下放疏散一來就是十年。父親在白馬糧管所當保管員。夏天驗收小麥，秋季驗收秋糧，期間也在壑口生產隊當駐村幹部。我家還保留城市戶口，在糧管所買麵買油，除了沒地耕種，其實跟農民沒啥兩樣。北方農活我都會幹。最刻骨銘心的是，在學校因家庭出身、衣服補丁比同學少，受到老師和同學歧視。父親的工作在幾個公社糧管所間調動。父親在哪裡，家就在哪裡。每次搬家，都借住在老鄉的窯洞裡。
漸漸長大，我們問父親為什麼不回城，父親常常沉默不言。在我的記憶裡，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父親從不會苛責打罵我們幾個孩子，可能跟他中年成家有關。與其說父母讓孩子自由成長，還不如說，他們沒有精力管教我們，任由我們兄妹五人野性長大。父親垂身示範我們，要做正直、誠實的人，不要討好阿諛權貴。寒冬長夜，父親常在家庭會議上念叨，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供養我們五個孩子高中畢業，他超額做到了。每天兩餐，一張小飯桌擺放在窯洞廚房泥地中間，四周擺上小板凳，全家一起吃飯、交流，建立長幼平等和自由關係。下放期間，兄姐先後插隊當知青，然後被政府安排工作。
1984年全家返城，住進糧食局家屬院，父親也年屆60歲，到了退休年齡。他堅持工作兩年才辦理離休手續。離休後閒不住，他又擔任街道居委會黨支部書記，常常召集黨員老頭老太在家裡客廳學文件、讀報紙。母親因我1989年入獄罹患心臟病，需要靜養，於是父母常鬧口角。母親不幸於1994年早逝，當時我在海南島第二次面臨牢獄之災。
1989年9月，小妹陪著65歲的父親，從千裡之外的隴東，輾轉抵達設在山區的甘肅省勞教所探望我。那天刮著大風，我正與其他犯人在籃球場篩煤，滿臉黑灰，飢腸漉漉，喀、喀地咳嗽。走出大鐵門，父親和小妹遠遠站在一排颯颯搖擺的楊樹下，大風刮起了他們的衣角，黃塵撲面。站在親人面前，我咬著嘴唇，說不出一句話。父親沉默，小妹在旁邊嚶嚶哭泣，管教在旁邊看守。過了好大一會兒，父親破例遞給我一支香菸，平靜地問：「你咋不給家裡說一下？！」我參加學運從未告訴家人。
2002年，我讓父親和家人赴深圳遊玩。除了1950年代去過雲貴一帶徵兵，這是父親幾十年後再次來到江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飛機。一天，父親點名要去深圳蓮花山瞻仰經濟特區設計師鄧小平銅像。鄧小平下令六四屠城，而我參與那場民主運動，被投進監獄並開除學籍。76歲的父親拉著我的小外甥女，拾級而上。陽光赤灼。父親滿臉汗水，恭立在鄧小平像前，靜靜地抬頭仰望；我背向銅像，倚靠在石欄上，眺望自由香港。此刻，我與父親都若有所思，卻是多麼的背道而馳！
兩輩人的信仰如此不同。多年來父親試圖說服我放棄異議言行，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好在時間可以療治傷口，我與父親，彼此寬容、妥協和尊重，才維繫著濃濃父子情。
父親平靜的晚年生活，終在2009年被打斷。家屬院面臨拆遷。慶陽市政府派出市、區老幹局等各路人馬，上門動員父親搬遷，稱父親作為老革命、老黨員，要帶頭配合城市規劃，甚至匿名打電話威脅父親，如不按期搬遷就停發離休工資。他們避而不談如何解決後續住房。而以父親近年提升的每月四千多元離休金，也無力購買高價商品房；其次，按照國家離休幹部待遇規定，要由政府解決住房。
一撥撥政府和拆遷辦人員，輪番登門，恐嚇威脅，軟硬兼施。父親帶領家屬院住戶，阻攔推土機開工，但是，卻無法掙脫政府人員戴給他的「老革命」、「老黨員」的大帽子。父親維護政府面子，從未告訴家人他因心理壓力大引發陳疾的實情，終於被摧垮住進醫院。父親昏迷在病床，每天全靠十多瓶營養液維持生命。醫生多次下發病危通知。家人已通知外地親戚最後一次探望父親，並著手準備父親的後事。而在父親被政府迫害、生命垂危的關口，他所維護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黨，早已遺忘了他。這到底是誰的悲哀？但我明白，這是父親在共產制度下必然的結局。
父親終於從死亡邊緣堅強地復活過來，這年他已85歲高齡。家屬院被鏟為平地，父親自後租房居住，保姆照顧他的日常生活，他不願意與子女合住在一起。
在血肉戰場，父親剛強如鐵，從不曾屈從死亡；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衛的黨，卻在他的晚年，無情地將他摧殘，令他居無定所。
2011年初稿，2012年3月定稿
（原文有刪節）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