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23日訊】國務院下屬的政府網，上週刊登國務院監察室對河北霸州市政府亂攤派、亂罰款的一個通報。通報說，河北霸州政府，從今年10月1日到12月6日，在下屬的15個鄉鎮總共開出6718.37萬元的罰沒款項，是1月至9月罰沒收入的11倍，涉及企業和個體工商戶2547家，平均每家罰款、收費2.64萬元。所謂罰沒收入，就是罰款和沒收。
被通報的亂罰款、亂攤派，主要涉及10月1日到12月6日，總共36天，其中11月份最厲害。霸州的13個鄉鎮，當月出現明顯的運動式執法，當月入庫罰沒收入4729.57萬元，是1月至9月均罰沒收入的80倍。通報認為，霸州市此次出現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手法五花八門，逐利特徵明顯。
河北霸州市就在天津市旁邊，北京的南邊，人口大約六七十萬，全年政府財政收入大約三十多億。今年霸州原本定了一個7億的「非稅收入」計畫，但到下半年政府突擊增加這個非稅收入，大概是3億多。所以，等於是全年大約10億左右，比計畫多了四成多。
非稅收入，就是稅收以外的收入。以前，比如土地出讓金，也就是俗稱的賣地收入，都屬於非稅收入，但現在賣地收入納入稅收系統了。所以這次國務院通報的，是指霸州政府收的罰款、攤牌等等形成的財政收入。
其實國務院的這個通報說得很清楚，霸州政府的作法，是為了彌補政府財政不足，和「不合理開支」。說白了，就是沒錢了，所以要向老百姓那裡去收，其實就是「搶」錢。
亂收費亂攤派，在中國的體制中從來就存在的。霸州今年突然增加了40%，突擊收錢，原因是今年中國經濟下滑，政府沒錢了。霸州有兩個鋼鐵廠，是當地經濟的所謂支柱，現在都停產了，北京要開奧運會，霸州政府的稅收就沒有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就會想另外的辦法。
所以地方政府亂罰款亂攤派，實際上也反映出經濟下滑的狀況。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罰款，收入應該是相當不少。
比如前兩天，中國網絡主播界最大的帶貨網紅薇婭，被指控逃漏稅，政府開出13.41億人民幣的罰單，又有因《甄嬛傳》而爆紅的「雍正」演員陳建斌，與妻子蔣勤勤所屬的公司，遭到北京法院「強制執行」3980萬多元，據說也是因為偷逃稅。
上個月，杭州市稅務部門11月22日發聲明表示，網路主播雪梨和林珊珊，於2019至2020年涉嫌偷逃漏稅，前者罰款6555萬人民幣，後者被罰2767萬人民幣。
今年8月，女藝人鄭爽因逃漏稅，被追繳加罰款2.99億元人民幣。
其他和公司企業有關的罰款就更多了。最有名的是阿裡巴巴被罰182億。
這些罰款應不應該，有關指控的事由成立不成立，不是我們說的重點。我們說的重點是，政府逮著機會就拚命罰款，是最近以來中國政府的一個風格，反映的是政府沒錢了，收不到稅了，其實就是經濟形勢極度嚴峻了。
中國政府的收入，分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所謂地方財政，多指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一級，分別稱為「國稅」和「地稅」。
1994年中共實施分稅制改革，將體現國家主權的稅種，劃為中央收入，如關稅、進口環節稅收等；將稅基較為穩定和地域化屬性明顯的稅種劃為地方收入，如房產稅、市政稅等；將稅基流動性較強、地區間分布不均衡的稅種劃為中央收入或中央按照較高的比例分享，如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
地方公務員的工資要依靠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收入分成兩部分，除了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以及與中央共享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之外，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都來自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環境保護稅、資源稅、印花稅、車船稅、耕地占用稅、契稅、菸葉稅、教育費附加等地方固定收入。這些稅收都構成了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
而其中，土地出讓收入在分稅制改革後就逐漸成為了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來源。
2021年上半年，中國上半年土地出讓收入3.44萬億元（5400億美元），占地方財政6.25萬億元（9827億美元）收入的55%。
據粵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今年11月2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2020年，中國土地出讓收入規模達到8.4萬億元（1.32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8.3%，較2019年提高了4.2個百分點。
2019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稅收為2.6萬億元（4088億美元），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7.1萬億元（1.12萬億美元），兩者合計相當於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之和的35.2%。
2021年三季度以來，中國的土地市場降溫，需求下降，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大跌，非重點城市的土地拍賣遇冷；土地流拍撤牌率升高；土地溢價率快速走低。
三季度中國300個城市的住宅用土地出讓金同比降幅達到36.6%，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9.6%。 20個重點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流拍撤牌率高達31.8%，北京、廣州流拍率分別達到60.5%和52.1%。
北京希望規範土地出讓金，就是賣地收入。所以去年土地出讓金變成了由稅務系統執行，雖然還是地方的錢，但管錢的變成了稅務部門，而不是財政部門了。
過去幾年，中國經歷了一個中央收權的過程，地方政府的權力實際上越來越小，財政上自由度也越來越少，其他地方經濟決策等等，都受到北京的所謂「頂層設計」的限制。
但是，當地方政府財政吃緊，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北京唯一的對策是放鬆對地方政府的管制，讓他們自己想辦法，而不是管起來。
中共的中央計畫的結構是蘇聯式的，蘇聯是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全都是中央計畫，中央管制。中共實行這套東西，和蘇聯一樣經歷了大失敗。結果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時，做了稍微的改變，就是經濟上的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就是財政包幹制。地方有權了，經濟活了，也就有錢了。所以1994年北京改了財稅制度，地方轉的錢，對不起，中央也要分，而且要分大部分。地方用錢，可以向中央要，這叫財政返還。
但這一返還，中央政府的權力就大了。
到了最近幾年，中央的權力越來越大，地方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自我調整。
說回罰款這一項。地方政府的罰款、攤派，絕對是地方收入。俗話說靠山吃山，地方政府靠什麼？靠絕對化的行政權力。當地方政府沒錢，公務員發不出工資，地方官員的利益受到明顯的影響的時候，地方政府一定會動用這個權力的。
這是人性使然。
中國最富裕的群體，其實是公務員、黨政幹部群體，收入高且穩定，退休、醫療等等都有更好的保障。但請問，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這個群體會減少自己的收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去和農村居民平均一下嗎？不會的。這是人性。
當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他們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維持和提高自己的收入的，辦法有用金錢的，有不用金錢的。這也是人性。
社會制度，必須建立在符合基本人性假設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和起作用。所以民主社會有各種監督，有三權分立，防止自私的人性無限制擴張。
中國古代社會是另一種方式，通過滿足皇帝個人和一個家族的無限需求，來交換對各級政府以及官員的限制。天下都你家的，你權力無限了，但你要限制下面的官員。
但共產黨的體制不同，每個地方都有皇帝，所謂土皇帝，幾十萬幾百萬皇帝，都要無限制的權力和利益。
說遠了啊。中國經濟下滑，政府收入下降，影響到的層面其實很多很多，地方政府要錢來運作很多具體的事情，沒錢這些事都做不了。比如說北京開奧運，天津、霸州這些地方要封鎖交通，要維穩，要「人民戰爭」的治安，這些都要錢。
搶老百姓的錢，上級不高興，比如國務院通報了，霸州政府宣布退款，說整改，完事了。沒有處分，沒有處罰，這種明顯違法的事情，也不會有任何刑事追究。
但如果霸州至北京的交通封鎖沒搞好，有人帶病毒跑進去了，或者有些應該被維穩的什麼什麼分子，跑到北京去了，這個事就是一票否決，立即撤職查辦，順帶審計你的貪腐問題，這個官員就完蛋了。
孰輕孰重？這是明擺的事情。
我們簡單計算一下，霸州政府一年的非稅收入，等於霸州人均1400多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地居民人均半個月的收入。人均，包括退休的老人和沒工作的兒童。這是夠嚴重吧。
在那種制度中，老百姓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上級的事再小都是大事。這就是行政權力絕對主導體制的最大特點。
未來中國經濟繼續下滑，政府收入繼續下降，地方搶錢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離譜，而中央政府如果不給錢直接補貼，估計也就不再出聲講話了。
北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六穩六保」中，保基層運作是最後一條。當涉及到基層運作的時候，財稅制度、法律制度什麼的會通通讓位。
中國將再次進入當權者搶錢時代。
石山簡介。（香港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