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03日訊】中國新年前，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勞東燕發出省思文章《直面真實的世界》，引發輿論關注，文章雖然遭中共刪除，但相關敏感內容仍在海外網絡傳播。
1月29日，勞東燕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直面真實的世界》。然而這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共網管刪除，網頁只顯示「404」。
新唐人記者查詢文章時，已無法從大陸網絡搜到原文，即使是「知乎」上的討論也被刪得一乾二淨。所幸，海外網民已將文章下載保存下來，得以窺見全貌。
文章披露勞東燕內心的迷茫。
迷茫在於「涉及社會性的問題，我已經完全不知道，言說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什麼」，在於「除了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之外，我不知道這樣的公共寫作有什麼意義」、「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指摘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得不到歡迎。
勞東燕表示，她甚至對學術寫作，也陷於迷茫之中，法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像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裡的空虛與犬儒。
在迷茫中，她又不得不面對現實：「誰能保證，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自己的身上？即便沒有圍城之困，在經濟下行和失業降薪的風潮之下，誰又知道前方會有什麼遭遇在等著我們？」
勞東燕所說的「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應該是指在中共病毒疫情之下，武漢、西安封城後，民眾的遭遇。不少人因為披露疫情真相而被調查，甚至抓捕。
勞東燕在文章中說：「發表一份記錄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種種的日記，得做好被約談的準備。聲援一下因課堂言論被開除的同行，甚至要面臨『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體的接力呼籲之下，好不容易從精神病院出來，最終卻只能在年關來臨之際，選擇從此別離家鄉。」
「冰天雪地裡，懷胎八月的孕婦在醫院門外坐等流產，而突發心臟病的老人，以必須核酸檢測為由，在無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機會。一位媽媽接到中學放假的女兒，在已通過十八輪核酸檢測的情況下，仍被卡點攔著不讓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頭直到天明。」
「山東的某位鎮委書記告誡上訪人員，有一百種手段『刑事』對方；河南的某位縣長更是殺氣騰騰地喊話，春節期間要對惡意返鄉者先隔離再拘留。」
勞東燕列舉的上述事例，正是中國人經常遭遇的真實事件。
2021年12月19日，湖南省湘西永順縣懷孕女教師李田田在微博上發出緊急呼救，指她被教育局和派出所派來的人員送往精神病醫院。只因為她公開聲援被上海震旦職業學院開除的女教師宋庚一。在巨大社會輿論壓力下，李田田從精神病院被放回。但最終，在接近新年之際，2022年1月23日，李田田在微信公眾號發表《寫給家鄉：離開是為了有尊嚴地活著！》一文說，「我已經離開了湘西，離開了那座我生活了27年的小縣城。」
2022年1月1日，西安一名孕婦因肚子疼前往西安高新醫院就醫，因核酸問題無法入院，她在醫院門口苦等兩小時後，導致大出血，8個月的嬰兒胎死腹中。
1月22日晚間，河南許昌市董女士正在上高中的女兒由學校統一安排送回家，但被住家附近的防疫卡點給攔下。董女士主動提出願意全家隔離，但卡點仍不放行，最後，母女倆在大雪中凍了一夜。
去年年底，山東省青島平度市雲山鎮黨委書記王麗，讓一名上訪戶家屬向當事人傳話說：「我有一百種方法去刑事他兒子。」 「這一家人都不怕死的話，那你就豁（出去），他們能豁上我也能豁上，你就轉達給他就行了。給臉不要臉的話，那就不需再給臉······」「下一步不再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都』要送進監獄去。」「舉全市之力，人力、物力、財力、精力、武力，我耗得起他。」「他家可還有兩個小孫子，肚子裡還有一個。」等。
勞東燕，於1996年獲得華東政法學院（現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2004年獲得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碩博連讀）；曾是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處書記員、代理檢察員，後加入清華大學法學院，2016年成為博士生導師、教授。
勞東燕在文章中一邊回憶這一年發生的事件，一邊流露出深深的不安。
「在一個到處充斥正能量話語的社會，不安感卻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在全社會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對自由的追求時常成為被譏諷的對象，而人們對於權力的漸趨集中，對於以安全為名的各式管控，對於以大數據追蹤為基礎的技術統治，日益表現出無所謂甚至是歡迎的態度。」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穩定為名，宣稱是為了民眾的福祉。可悲的是，無論是醫院的保安還是卡點的人員，每個人都在盡忠職守，猶如螺絲釘那樣，認真貫徹來自上面的規定，同時卻對具體個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難的肇因。」
她深思，這一切的根源在於中共制度。
「制度造成的惡，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現，導致人們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傳染性。縱觀20世紀的浩劫，幾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惡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釀成難以想像的悲劇。」
「不解決問題，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治理中的慣常手段。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事件都單純地當作輿情問題，導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多。本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變成天大的事。」
勞東燕還指明，以自由為名而得以迅猛發展的網絡與數據技術，現在成了中共新的統治工具，給人民套上了枷鎖，並經常被統治者用於監控與操縱，包括進行愚弄。「個人被大數據系統所誤傷，也經常不知道找誰理論，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陣之中」。
作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的勞東燕，曾對北京地鐵應用人臉識別技術，對乘客實施分類安檢提出質疑。她曾發文《對安保無節制投入，究竟在防誰？》質問：「接下去，是不是要在所有的馬路上，所有的公共場所，全面安裝人臉識別的機器，以便隨時將行人攔截下來盤問與搜身，將那些被認為危及安全的人進行拘押呢？」
她還說，地鐵實施人臉識別，涉及公眾重要的人身權益，不經聽證就要推行，缺乏起碼的合理性；「一個交通管理部門，有什麼權力來對乘客進行分類？依據的又是什麼法律？」
轉回勞東燕今年1月份的文章。
令她感到荒謬的是一些被套上枷鎖的人，他們不僅不憤怒於自由的喪失，還情願像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一樣，善於為統治者著想。也因為這樣，普通個人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污名。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於他人的不幸表現出不加掩飾的冷酷，甚至想方設法要從當事人的身上找出錯處來。
在迷茫與殘酷的現實中，勞東燕保持清醒：「直面現實，接受世界殘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須要經歷的過程······。凡是聽不得殘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嬰兒階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對殘酷真相的接納。」
她說，對女兒的教育上，就是選擇讓女兒看到世界的真實面目，「不會刻意掩飾其中的醜陋與殘酷，給她一個修飾過後的美麗新世界」。
她還說，「如果連直面的勇氣都沒有，這樣的正能量，未免透著一股掩耳盜鈴式的虛弱。」而這樣的虛弱，放到大我的國家與社會來看，一個只有正能量一種聲音的社會，不可能是健康的。
「在程式化的政治話語漫天飛舞的時代，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保持起碼的真誠。一味地迴避現實中的種種，終不免淪為虛偽與投機。」勞東燕認為，「一個強健的、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自我，會更有能力化約外部環境帶來的衝擊，同時拒絕犬儒與投機。」
文章最後，勞東燕引用J.K.羅琳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辭中的一段話：「如果你選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去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如果你選擇不僅與強者為伍，還會同情幫扶弱者；如果你時刻設身處地為那些沒有像你這般地位的人著想，那麼你的存在，將不僅是你家人的驕傲，更是無數因為你的幫助而改變命運的成千上萬人的驕傲。」
（記者李勁風報導/責任編輯：夏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