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3月01日訊】許多文章和電影表現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寫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場景，抄家呀、打人呀、遊街呀……很少寫到後幾年我們是怎麼熬過來的。我來說說後半截。
1973年，已經是「文革」第七年了。我們那個幹校的「學員」，已經陸續被指名調回北京。凡是到這時還留在幹校住「早稻田大學」的，都不免心裡窩囊，嘴上牢騷，不知幾時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種你鬥我、我鬥你的「革命情緒」，早已煙消雲散；「軍管」也已管不住我們這些軍心已散的兵。人們在閒談時、歇工時，不由得從心裡冒出懷疑：究竟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為什麼要把一個出版社解散？是為了編輯不會種地，都來學種地嗎？不能多說，三言兩語，總要說幾句。
1973年春天，我被調回北京。臨走之前，那些還走不了的「學員」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嘆嘆苦經，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這裡「流放」了幾年的幹校「同學」。我們在這裡平時也看看報紙，也知道文藝界已經全歸寂滅，再無文藝可談，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過餘生而已。至於人和人的關係，在幹校這最後兩年，倒還有所緩和。
我可沒想到，剛回機關報到，就又看到了幾年前的那種「戰鬥氣氛」。回去以後第一次黨委會，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藝界的，有一個水暖工人和一個大學新出來的工農兵學員，算是群眾代表，此外滿堂都是身穿軍服的軍代表，完全是我們剛到幹校時迎接我們這些「走資派」的那副陣勢。
第二天，一位現任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軍代表就來訪問我，問我的歷史，是不是軍人出身。我實在不是軍人，但在我初到晉西北那時候，也實在沒有把老百姓、幹部（群眾運動工作者）和軍人區分的那麼清楚。我是晉西北青聯的幹部，又穿軍服，也背過槍，跟三五八旅民運部行軍，也算民運部的人，所以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只好「唔，有的」含糊答應。對方一聽，立即發表高論，說：「還是要軍人出身，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說，一面立即把我杯裡的開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滿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裡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會知道我並非真正的軍人出身，而在他眼裡，仍一如過去林彪所說：「人分三等，軍、幹、群。」有如印度的婆羅門、首陀羅階級，其等級差別與生俱來一樣。——其實，他在參軍前是一個縣裡供銷社的售貨員。
很快，我就知道了，從幹校調回的老編輯，沒有一個當上組長，沒有一個恢復原職。擔任組長以上職務的，不是軍代表，就是由軍代表從外單位幹校調來的人。這些軍代表，為首的是一位師政委，當兵出身；兩位擔任部室主任的，是連長或連指導員；其他是排長。其文化水平，有一個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於到外單位調人，主要看一項：出身是否工農；再有，在幹校是否是左派。從外單位調來的人也曾告訴我們，剛進文學出版社，就由軍代表告知，這裡是黑窩，要小心、小心。我們的兄弟出版社還有好幾個，也都有穿軍服的政治領導人，但是業務主任由軍代表擔任，而且如此濟濟一堂，那是只有我們出版社才有的。至於放在黨委會裡這兩個「舊文藝界」的人，後來才明白，原來是弄回來專供做靶子用的，後文再表。
我碰上的頭一件事，是黨委會討論從幹校往回調人的事。各位軍代表和外來「左派」，根本不認識我們的幹校老編輯，都像「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似的：「要這個吧。」「那個歷史還簡單，要那個吧。」我坐在那裡，心想提兩個從政策上來說最有理由的，也許能通過。兩個都是老編輯，非黨員，歷史都清白，從來沒有劃過任何分子，政治上一個是民盟北京市的宣傳委員，一個是從抗戰開始便歸國參加抗戰的老華僑。現在「中央文革」雖然批資反修，擺的樣子卻很講統戰，有好些外籍華人回國，就很受歡迎，我想，難道現在還不該放他們倆早點從「早稻田大學」裡回來？就是作為政策上照顧照顧，也是應當的吧。於是我這樣說了。
但是我的提議卻受到在座軍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對。他們說：「憑什麼照顧？要照顧，得按中央的槓槓，中央一級的。他們是民主黨派和華僑組織的中央委員嗎？」「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沒有保證。」於是我碰了一鼻子灰，這才知道我在這裡無權提任何意見，也知道了自己還不懂這裡的「槓槓」是只指「中央一級」的。但是，我還沒懂得在這裡發言就有危險。
開始工作了，送來許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詞句都不通。我說了一句：「這沒法出書。」那位在我屋裡撥過水的軍代表便大發議論，教訓我：「出書有什麼要緊？我們的目的，是育人！把這些學習寫作的工農培養成人，不能只看出書這樣小的目標！」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書，而是花錢費力來「培養」思想文辭都無可取的投稿人，我們是跟那個人有什麼特別關係嗎？他不再講下去，我也不能再問了。
緊接著，又叫人出去「取經」，我到大寨、小靳莊都去取過經。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來的經是「不要提籃買菜，而要自己種菜」。即不要經常出去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邊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創作衝動，只要編輯拿著「上級」發下的「菜籽」來捏咕成菜就行。那時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戰史》，是一本小說體的報告文學，據說就是這樣「種」出來的，稱為「一個蘿蔔一個坑」。我們也便照方抓藥，派人出去，到各處指定「坑」來栽蘿蔔。
說老實話，我們對於這些實在說不上是「文藝主張」的主張，當時確實未敢發表任何議論。如果真要議論，哪裡是三天兩天說得清的？我們只是低頭照辦，把自己關於文藝的一切基本知識一概扔進東洋大海而已。可誰也想不到，就在這種完全緘口不語的局面下，竟然還是鬧出了一場「反黑線回潮」。
「反黑線回潮」，顧名思義，就是反對我們這些「文藝黑線」舊人的復辟行為。但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對於八個樣板戲、「三突出」公然提過任何不滿，更無處可發表，要「反黑線回潮」，從哪兒說起？
從與文藝「黑線」、「紅線」都毫無關係的閒話說起。原來，有一批曲藝演員，應江青、於會泳之召，來北京會演。曲協老主席陶鈍去看望他們。這些老演員不忘舊誼，在賓館房間裡給陶鈍唱了幾段。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變成一場大風波，說陶鈍在賓館裡聽演出是搶在「中央領導」的前面審查節目，這就是篡奪領導權，就是「舊文藝黑線回潮」，得在整個文藝界全面開展「反黑線回潮」的運動！
於是到處反起來，我們這個出版社自不能倖免。我社有一個曲藝編輯賈德臣，因為曾送稿給陶鈍看，這回人事處長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奪領導權」的陰謀者，關在機關裡不許回家。我們這幾個文藝界的舊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嚴文井的罪狀，因為與文藝毫無關係，所以我實在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李季是為了他在下火車來社報到前，向外人說明身份時順口說了一句：「我是個作家。」大概還說了那軍代表並不懂文藝，於是這就成了他妄圖壓倒軍代表的「重大罪行」。嚴文井是什麼罪，似亦相似。至於我自己的罪行，倒記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陰謀「擠沙子」，想把軍代表擠出去，以便恢復「黑線」統治。事實是曾有一位姓何的軍代表，就是那個高中程度的，對自己有一點自知之明，曾覺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適，而且家屬也不能來京，他自己提出過回部隊。當時小組開了歡送會。我在會上發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們歡送。後來其他各位軍代表提出不讓他走，也就沒有走。這時，前一陣這幾句未成為事實的話，竟突然引起了各位軍代表的群起而攻，開會批鬥，他們說：韋君宜為什麼不竭力挽留何某？這就是要擠走沙子，仇視沙子。上次為什麼要調那兩個非黨幹部（一個華僑，一個民盟）？就是因為他們倆才是她的心尖子。他們還大聲責問：「你和他們倆什麼關係？」（其實我和他們二人連閒談都很少，老編輯誰不知道？）
然後，我們的人事處長（新由外單位調來的轉業軍人）又揭發我的老底，說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處來要人事檔案看，還說：「人事處的事，你有什麼權力來管？這分明是陰謀，要在檔案裡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擠沙子嘛！」——這話一說，在座的穿軍裝幹部哄然響應，齊聲說：「就是排擠我們！是典型的黑線回潮嘛！」這就又抓住了我一條「回潮」罪證。可憐我哪裡曉得，我這個所謂「黨委委員」，根本無權去瞭解自己所管部門的幹部檔案！（我在幹校當指導員時，還把全連隊學員的檔案通讀了一遍哩！）這與文藝一點關係沒有的事，卻也成了「文藝黑線回潮」，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藝黑線回潮」罪行，是那位潑我一屋水的軍代表，在還未發現我不是軍人以前，跟我說過一句客氣話：「我在這裡當領導，真是困難，不如在部隊工作。」我把這話告訴過別人。這怎麼又是「文藝黑線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後來，由為首的軍代表做了決定，給所有軍代表提到連級以上，據說這樣即可把在農村的家屬一律調來北京，想必這就是把「紅線」請進來，就是「反黑線回潮」的行動了。我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謂文藝「黑線」與「紅線」。這類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記不勝記。記得軍代表叫我們「出門去向工農兵學習」。於是有的去部隊，有的去農村，有的去工廠。都說是「由工農兵當家做主人」，要由工農兵為主寫稿子，我們便跟著幫忙。實際上是工農兵寫了頭一遍，一般由編輯重寫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廠那一組下去，寫魯迅研究。最妙是工廠黨委書記，非常鄭重地出來介紹他們廠的人員情況，他首先就說：「為了重視這件工作，我們決定我們廠的黨委委員親自參加寫作工作，由她負責領導。」接著，門一開，黨委委員和別的成員莊嚴地進來了。萬萬想不到，打頭進來的，竟是我們的小琴——我們幹校一位老「學員」的女兒，跟爸爸下來幹活的幹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軍宣隊趕到幹校去的）。去年她17歲，回城找活幹來了，如今成了工廠黨委委員，我們（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學習。只見她有點扭怩，幾乎要開口稱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擺出作為「工農兵」以供學習的譜兒，一句話沒說。還是文井機靈，忙打招呼說：「我們是幹校的同學呀。」我坐在那裡，既覺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憐可笑，又覺得在那裡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夠苦的，這實在是一場由別人導演，我們老少一起出場的滑稽戲。
滑稽戲一多，人們就無法不笑，無法再鄭重地對待它了。後幾年，這些瑣碎故事，實在連綴起來不成章句，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這樣的「走資派」，固有自覺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調皮鬼是想趁此撈便宜，而一般老實群眾還是相信偉大領袖的號召，以為這次革命將掃蕩污濁，使中國變成一個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結果卻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後就把現在「造反」得勢的造反派編成笑話來說了。例如，那一陣上海幹部最時興，大家就在辦公室裡開玩笑，比如推選哪個上海女同志，說她有希望當部長，或者背地給軍代表起外號，叫「少爺兵」、「白臉兵」、「張沙子」、「李沙子」。特別我們單位有那麼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雖非扛槍打仗的真正軍人，但畢竟也是戴過胸章臂章的八路軍。我們社還有近十位真正的轉業軍人，本來，誰會不懷念自己曾在過的軍隊呢？可是，我們一下子都成了墊茅坑的泥土。這使我們和他們的感情被拉遠了，怪不了我們。
我們社有一位全社數一數二的老實編輯，老王。「文革」開始，他一言不發，卻全力擁護，以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於革命動機，可以理解，中國從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沒有跟他談過話了，這時得到解放，趁探親假去他家中拜訪了一趟。他跟我談了幾句之後，忽然小心謹慎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裡沒回答，心裡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什麼問題！我不想跟他說什麼了。以後到周總理逝世，天安門「四五運動」轟動了全國，天安門的詩到處抄，抄詩成了罪，最後忽然有本鉛印的《天安門詩抄》祕密流傳起來。當時，冒著被逮捕、槍斃的危險，祕密編印這本書的文藝界朋友是誰？我可真沒想到，就是這位最初熱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實人老王！
還有另一個老實人，向來領導說什麼就信什麼，人家說誰是壞人，她就認為誰是壞人，領導都願意使用她。在幹校，我被「解放」當了指導員之後，就也把她調來當了文書，交了一堆「專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謂「專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亂語、捏造誣陷之類的。我們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檔案。她接受了任務，每日埋頭伏案，什麼話也沒說。幾天後，我下班時，她突然嚴肅地對我說了一句：「從今開始，我才知道人並不都說真話。人有真話，也有假話。」
人們對「文革」的態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樣，這一點現在大家都承認了。早期跟著鬥的人多，晚期跟著鬥的人少。而這些晚期繼續跟著鬥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裡？是仍然真心實意地想打倒「走資派」嗎？尤其我們文藝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員，罪狀是主張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被趕走的醫生，罪狀是主張給城市老爺治病；挨打的校長、教師，罪狀是主張以學生為敵來進行考試……這些人主張「走資」，所以非打倒不可。這都是當時起來「造反」的群眾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們——這些文化人、醫生、校長、教師，則的確就是多年來各司其職，不知自己有何錯誤，並未對自己所作所為有過懷疑。現在上級「中央文革」和群眾忽然都說我們多年以來全錯了，全是「走資源」，一律撤職、趕走，那就不能按原來那種走法走下去了。我們聽上級的，聽「中央文革」的，按著「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麼辦就怎麼辦吧！自己的主張都取消吧！承認錯誤吧！所以，到了「文革」後期，實在已經並沒有什麼公開的兩派主張之爭了，但是卻仍然不斷地打「黑線回潮」，說：「走資派還在走。」打的是些什麼主張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麼也沒有。如果說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們內心的不滿，必欲盡數消滅之而後快；第二沒有別的，就是自己要當權，而實無主張。如是而已。
所以對後期這些「造反派」的真實動機，我是不能不懷疑的。
但是，說他們完全沒有任何主張，也不完全正確。在「四人幫」被抓起來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彷彿是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編輯拿來問我。而稿子已由組長（軍代表）和主任（有終審決定權的那個軍代表）都看過了，已經排成鉛字，只等著出書了。我把這部稿子的清樣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閱了幾頁，發現內容太不像話，說的是一個小學放了暑假，孩子們如何堅決抵制老師，如何去搞階級鬥爭，抓了一個搞破壞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滿嘴階級鬥爭，開口就訓人，實在叫人討厭。我就說：「我不大贊成出這本書。」
一會兒，那位軍代表組長進來了，他解釋道：「我要出這本書，因為它可以教育兒童，在假期裡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看著他，暫時隱忍，沒有反駁，因為這種人的腦子不是幾句話講得通的。
又過一會兒，軍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進來了，瞪著眼睛對我說：「我是有終審權的，你不能推翻我終審過的稿子！」我也沒說什麼，只覺得稀罕。我們過去終審稿件，怕有疏漏，總常常找人參謀，哪有這樣開口閉口「終審權」的。
我用無言的抗議把他們打發走，然後我到校對科把該書原稿拿來細看，看看到底是什麼奧妙。
一看之下，我簡直跳起來。這本書裡有很多「四人幫」時代最紅最紅的「革命語言」，已經在發排時被刪掉了，原有這種話：「我們要一槍兩眼，把鄧小平打個透心涼。」這是什麼話？如何能出書？於是我表示堅決反對，對方兩位軍代表卻仍堅持要出。在爭議中間，正是「四人幫」覆滅的時候，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我就出了一張大字報，把這樣幾段話抄出來以供眾覽，鬧得全社轟動。但是對方並不讓步。他們說：「大字報上抄的這些話，是發排以前已經刪掉了的，所以發排的書稿並沒有問題。」這時候「四五運動」早已經過去，鄧小平的「三落三起」已經成了群眾關心的大事，但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登在報上，所以這兩位軍代表就仍繼續同我吵，不服輸，一張一張別字連篇的大字報，貼在走廊上。我氣極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你們都看不見，你們是什麼人？代表什麼「文藝思潮」？氣得我說：「刪掉了，也還是這個人寫的，你們不是要『育人』嗎？育這種人，專門要替他出書，育的什麼東西？」連鄰捨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驚動了，登樓看大字報，到處傳說我們這段文藝新聞。
兩位軍代表這才沒的說了。當然，此案早已過去了。但我想，如果現在重提此事，他們可能會完全否認，說這件事從未存在過，憑那氣勢洶洶的派頭又會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這份白紙黑字的清樣和原稿檔案，至今還在！
到最後，費盡心機，總算把這一批「沙子」和「左派」陸續送了出去，歡送時還都給他們寫了挺好的鑑定，以上事件都沒有說，因為如果鑑定寫差了，人家部隊不會要他們。這是我在「文革」結束時做的最後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總算洗臉下臺了。
這些軍代表目前狀況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隊以後，沒有擔任文藝領導工作（如果擔任了，我總會聽得到的）。有一次，我對一個在部隊做文藝工作的朋友講起這些苦惱，發舊牢騷：「如果你們〈解放軍文藝〉要這樣的人當編輯部主任，那就給我們也行。可為什麼你們沒要？」他笑著安慰道：「我們的命運未見得比你們強多少。至於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學生嗎？只是不懂什麼，與文藝路線無關，你別生他們氣。」
但是，這批「不懂什麼的初中學生」，的確頤指氣使地決定了文藝界好幾年的命運。說這算文藝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說它不是文藝史料，又掩蓋了歷史。後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藝僅似一片白紙，沒有文藝，好像是跳過去的。這並不是事實。為了還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 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