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10月02日訊】1961年冬日的一天，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街頭寒風瑟瑟，一場改變世界命運的諜對諜大戲已悄悄上演。
一個名叫安納托利格裡辛的蘇聯公民，找到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赫爾辛基的站長，表明他有意投奔西方。他就是電影《諜中諜》（mission impossible）（台灣譯作《不可能的任務》中一個角色的原型，當時被西方稱爲「最有價值的叛逃者」。
格裡辛是蘇聯克科勃（KGB）特務，任職戰略計劃處，少校級別，之後被派到蘇聯駐芬蘭大使館。根據美國國防政策顧問、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的回憶錄《百年馬拉松》中的描述，格裡辛提供了蘇聯在西方間諜作業的情報資料，他帶來的中蘇關係的情報，徹底影響了往後美國外交與情報界的研判。
他供出西方已經掌握的一些蘇聯間諜，還證實了當時的英國情報員金菲比（kim philby）實際上是替克科勃效勞的雙面間諜。在獲得美國的信任後，他向美國提出警告：不要輕信中蘇交惡的消息。
當時西方已有傳聞，中共和蘇共分歧嚴重，都爭著要當共產陣營的老大。但是格裡辛向美國表示，這是克科勃哄騙美國的，目的爲了使美國放鬆警惕，好讓中共偷竊美國有價值的情報。
他還警告說，未來還會有其他蘇聯間諜投奔西方，並帶來所謂中蘇分裂的情報，但這是假情報，美國切莫相信、上了當。
果然，兩年多後，另一名蘇聯克科勃特務尤利諾申科，在日內瓦與中情局開始接觸，並在不久後逃離了蘇聯。他曾經做過雙面間諜，在被蘇聯調回國時，擔心事情敗露被捕，於是乾脆直接投奔美國。
他揭示的中蘇關係的內幕，卻與格裡辛正好相反，他説，中蘇之間嚴重分裂，在邊境爆發衝突，甚至有可能升級爲戰爭。
尤利諾申科反咬格裡辛才是蘇聯派來的反間，刻意提供假情報阻擋中美結盟。因爲中美合作會讓中共更強大，對蘇聯就構成了威脅。他還説，毛澤東不僅想成爲共產陣營的老大，還想掌控全球秩序。
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説法，讓美國情報界一籌莫展，到底該相信誰的呢？一方面，美國樂見共產陣營的內鬥，另一方面，他們認爲，共產國家之間還是會在意識形態上互相支援，美國的介入反而可能弄巧成拙，促使他們更團結。
於是他們決定不採信諾申科的説辭。諾申科就這樣被單獨關押了3年，但3年過去，他仍然堅決不改口。漸漸的，美國情報界也開始相信、採納他的説法，即中美或許可以通過結盟，來對付心頭大患蘇聯。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開始蒐集這方面的情報，美國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的序幕就此拉開。但沒有想到，這才正好中了中共的圈套，令今天的美國人後悔不已。
其實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分裂的，一部分認爲應該要跟蘇聯緩和關係，另一部分則相反，主張與中共合作來制約蘇聯，那麽既然都是共產政權，爲什麽美國最後選擇了中共、而不是蘇聯呢？中共也是一個共產政權，還跟美國打過韓戰，在冷戰時期，這是美國的大敵，美國又爲何把其當作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一樣，大力援助、扶持呢？
據參與美國外交決策的美國國防政策顧問、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回憶，當時美國政府做了5點致命的誤判：
1. 中美交往會帶來完全的合作
2. 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
3. 中共政權是脆弱的小花，而蘇聯是共產陣營老大，對美國威脅性更大。
4. 中國希望和美國一樣，爲了互利真誠合作。
5. 中國內部的鷹派力量薄弱，改革派才是主流。
但在中國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先生看來，美國人的誤判不止於此。
魏京生：這個誤判是有歷史的，有近百年的歷史了，不是一天兩天。但是他們對中共的誤判，我覺得根本問題還不是白邦瑞先生說的這麼簡單。
實際上就是美國人，他在這個自由社會裡生活，他習慣於按照這個規律來思考問題。但是他不明白，在共產黨那種專制的社會裡頭，專制獨裁的社會裡頭，它是另一套規則。這樣就產生了很大的誤差。其實中國往哪方面走，不在於說哪一派占多數，哪一派占少數，那個是民主社會的思維方式。好像我選票多，我就占著多數，可以做決策了，但在中共裡頭是很複雜的。
首先，那些共產黨這些決策階層的人，都和這個政權有著很深的利益關係。他們從主觀上，是不願意這個政權垮台的，但是不願意垮台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人認為這麼做可以不垮台，有人認為那麼做可以不垮台。那麼當這個社會真正要面臨崩潰的時候，可能他們有時候不得不接受，一些走向民主的措施。
就像鄧小平當時搞改革開放，你以為他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喜歡改革開放，喜歡資本主義？他也不是，他也是到了共產黨快要崩潰了，國家已經維持不下去了，沒有辦法、被迫的情況下，他才搞了改革開放，結果還是僅僅是開放了市場經濟。而且是一點一點地，到現在也沒有完全開放市場經濟。
從他們的根本上考慮，他不是被迫的情況下，他不會真正地願意把中國社會搞得民主。因為他們最高決策者不受民意的影響。只有當國家快要崩潰了，或者是面臨巨大的動亂的時候，他們才不得不被迫地考慮，能不能採取一些緩和措施。
在他們來說覺得是緩和措施，在咱們看來就是逐步走向民主、自由，開放一些人權等等，給人民更多的權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而不是他們裡頭的什麼改革派、這個派那個派，他們所有的派實際上都是共產黨。
1969年，中共與蘇聯爆發邊界衝突，直接把中蘇交惡推向高潮。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四面被敵視國家包圍。在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眼中，前盟主蘇聯已為頭號敵人，正在慫恿周邊鄰國對中國實行戰略包圍。這樣的背景，促成了中美之間的接觸。
根據美國資深記者邰培德的著作《長城》（台灣譯作《中美交鋒》），是中共主動向美國揮手的，而且從1969年就開始了。當時毛澤東與中共四名元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商量、拍板定下，要推動中美之間的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但其實他們仍把美國視爲敵人，這次合作是要「利用矛盾 分化敵人 強化我方」。換句話説，美國只是其利用的工具。
1969年，毛澤東祕密邀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1970年10月1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並肩站在了北京天安門城樓的閲兵台上，兩人的合影傳遍全中國，這是對美國釋放的明顯信號。
而美國原本還在猶豫，擔心一旦中美發展關係，蘇聯將停止對緩和美蘇關係、以及控制武器方面作出回應，不過就在這時，美國得到了一個情報：蘇聯已經對中美合作做了心理準備，也不會因此令美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於是美國就放心地開始接觸了。
197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兩度訪問中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意識形態敵對的共產中國，也終結了雙方長達25年的相互隔絕狀態，尼克松稱他在中國的一週「改變了世界」。
從此以後，美國對中共進行了全方位的援助。
據白邦瑞透露，尼克松政府給中共提供了多項軍事技術。由於過於敏感，祕密援助保密三十年，連中央情報局都被蒙在鼓裡。如為中共軍隊提供高解析度的衛星照片、改善北京和各地轟炸機基地之間的通訊等。
後來的卡特政府同中共進行更為祕密的軍事合作，甚至提供軍事情報資源、幫中共發動對越南的軍事侵略，並間接協助了紅色高棉的殘餘部隊。1979年卡特批准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一個聯合情報站，名為「栗子行動」（Operation Chestnut），五角大樓和中情局用軍機運送器材給中國，由此達成更深層次的軍事和情報合作。
川普時期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其演講《美中雙邊關係：歷史的教訓》中提到，美國願意幫助中國實現雄心，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理念的同一天，他接受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邀請，成為中共第一位訪問美國的領導人。接下來的一個月，美中宣布了關係正常化，鄧小平坐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
根據歷史學者潘文（John Pomfret）記述，在飛機上，鄧小平的外交部長問他為什麼將美國作為上任後的第一個出訪國家。鄧小平回答，因為美國的盟友都富有和強大，如果中國想富強，就需要美國。
在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夕，卡特總統派出有史以來出訪國外最高階的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鄧小平接待白宮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時，堅持讓普雷斯立即給卡特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接收5000名中國留學生。要知道，過去中共是嚴防中國科學家訪問美國的，生怕他們藉機出逃。而卡特在凌晨三點被這通電話吵醒，他直接回答說，讓中國派10萬人過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有10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這改變了中國的科學和技術。
卡特1978年簽署的43號總統令，更是把美國在教育、能源、農業、太空、地理科學、商業、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先進科技悉數轉移給中共，這也是美國最大規模的科技輸出。
而將韜光養晦掛在嘴邊的中共，就這樣從美國得到了夢寐以求的高科技。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美國與臺灣斷交，只保持非官方關係。這一年，卡特還給了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
接下來的裡根總統，在1981年簽署第11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准許五角大樓出售先進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導彈技術給中國，讓中共軍隊成爲世界級的作戰部隊，1982年又簽署第12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啓動美中核子合作與開發，擴大中國軍用與民用核子計劃。
不過，裡根政府是加了但書的，即中國不得靠向蘇聯，且必須從專制體制走向自由化，但中共怎麽可能乖乖聼美國的，放棄自己的一黨專政呢？更爲諷刺的是，美國的這些善意和援助，中國百姓都不知道，還認爲美帝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亡我之心不死。
美國對中共的扶持政策，在後來的布什、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也延續了下來。1990年代，美國的投資銀行與中共領導人一道工作，創立中國移動等大型國有公司，通過在紐約和倫敦等地上市來集資。儘管這些公司未達到基本監管要求，美國的政策仍允許其從美國投資者那裡籌集資金。數百億美元流入北京當局的國庫。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1989年屠殺要求自由民主的學生、1999年鎮壓上億的法輪功民衆，都沒有改變美國對華政策，其中對中共支持力度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可能要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了。時任總統克林頓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脫鉤，還簽署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從而結束了對中國的年度審查程序，助推中共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一個自欺欺人的理由是：如果美國擴大與中國的國際貿易聯繫，中國必然會在政治上自由化。
魏京生先生見證了當時美國政商界的相關辯論，更親身體會了中共的「同路人」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
魏京生：1999年的時候，我那時候參與一場很大的美國人爭論，
就是「要不要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那一場爭論，我當時直接參與的，而且我是我們這方面的，人家至少把我尊為領袖吧，所以我了解很多內幕情況，
我一到美國，這些大企業就是私下裡約我吃飯，很祕密地到一個美中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家裡，私人吃飯。那個時候他們就企圖收買我，說只要我們幫助他們解除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當然，他們沒有那麼明說了，他們說是解除緊張關係，他們可以給大筆的捐款。那都是以億為單位計算的大筆捐款，說我們可以支持你，讓你成為世界偉人等等。當時我跟他們就吵起來了、翻臉了，我是永遠要堅持中國人民的立場、中國的民主前途是最重要的，其它都不重要。
林瀾：當時他們說讓你合作，他們有沒有談具體的合作計劃呢？
魏先生：還沒有完全說出來，只是說要解除中美之間緊張關係。
林瀾：當時您怎麼跟他說，您怎麼回覆他們的呢？
魏先生：我就說了，這關係必須緊張，你不緊張的話，中國老百姓就倒楣了，我能放出來，那就是因為緊張關係才放出來的。你現在要鬆了以後，那其他的人怎麼辦吶？其他政治犯怎麼辦啊？
他們這個那個說了半天，說到（曾大力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滲透的參議員）麥卡錫迫害知識分子等等的，又說到這些了。我就火了，我說麥卡錫才迫害了幾個知識分子？沒把你們抓在監獄裡去吧？沒把你們滅了口吧？可是同一個時間在中國，共產黨「土改」和「鎮反」殺了幾百萬人，你說哪個嚴重啊？他們沒話可說了。
林瀾：簡而言之，如果我們現在回頭來理解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他們希望，您這樣一位作為非常有影響力的中國民主人士，在美國政府間替中共做遊說，去淡化中共的威脅，來宣揚美中加強貿易，加強經濟聯繫的好處？
魏先生：沒錯，他們就是這個目的，他們就是要遊說我、收買我，讓我跟他們一起，來淡化共產黨的罪惡，他們就是要做這種事，他們那麼多人，而且都亮出錢來了要收買我。他們這個目的就是這樣，讓我跟他們一起替共產黨說好話。最終目標那就是1999年的時候，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包括2000年以後加入WTO。
他們最終目標是這個，他們做這個事很有計劃的，有長遠計劃的。他們眼紅的就是中國這塊大的市場。還不僅僅是這個市場，關鍵是那的廉價勞動力。沒有共產黨的鎮壓，你在美國、歐洲，哪有這麼便宜的勞動力，對不對？那個社會財富大家還是要分享的。
所以他們的幻想就是，能夠有便宜到時候能賺到額外的錢，美國的市場能賺大錢，但是也得有廉價勞動力，有共產黨的配合。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們和共產黨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的。而共產黨鄧小平比較「聰明」，他就和美國資本家聯合，給美國資本家好處，收買美國資本家來替他們說話。
一方面讓中國（共）財富也增加了，同時美國的資本家賺到大錢，他們是堅定地替中國政府說話，美國政府就沒有辦法去反對共產黨。雖然有很多議員、老百姓都是看不上共產黨。但是美國政府，你看這20多年的政策，就是哄著共產黨、還要資助共產黨、向共產黨輸血、讓美國人失業，他也干，關鍵就是金錢政治起了很壞的作用。
林瀾：您當時預見到中美關係會走到今天這樣一步嗎？
魏先生：我當時就說了，等人家把這些東西都拿到手了，人家現在崛起了，人家就不在乎你了。我為什麼讓你賺錢？有錢，我為什麼自己不可以賺呢？所以現在美國採取措施，也是在這方面採取一些措施，包括不讓他們在美國賺錢，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在這方面爭論還是很大，有人...像美國的財政部長什麽的，
還是在替中國（中共）說話，還是要取消關稅，關稅是個最起碼的措施。當然還有很多措施，可以減少中共，用廉價勞動力賺美國市場的錢。但是至少關稅是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手段。當年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這些政治家，大家都有這個想法，但是都做不到。因為這個資本家的錢的力量太大了。
很多議員為了幫助我們中國人說話，為了不給共產黨更好的條件，他們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因為資本家不給錢了，因為金錢在美國的選舉中作用非常大，這就是美國選舉制度本身就有問題了。很多中國人很崇拜美國的選舉制度，當然跟中國那個就沒法比了，那天壤之別。但是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金錢在選舉上起了太大的作用了。這個是美國選舉制度的一個病根，到有些問題上就會顯現出來。
比如在應對中國（共）、應對這些專制國家的問題上，金錢政治就顯出了它的不足，顯出它的弱點，容易被人家控制。現在實際上就是，中國（中共）通過控制這些在中國做生意的企業，來控制美國的政治。
包括當時其實各種民調都說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不應該給中國永久的最惠國待遇，也不應該讓中國加入WTO。但是，在金錢作用下，國會兩院還是都通過了，讓中國進入了WTO ，和永久最惠國待遇。這就是對中共的一個最大的資助，它就可以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來獲取很多的利潤。這個廉價勞動力和美國市場相結合獲取利潤的，美國資本家拿了一半，共產黨拿了一半，這就是共產黨這些年能夠「肥」起來的、能夠所謂的「崛起」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他們吹捧「全球主義」，什麼自由貿易，其實目的就是要開放美國的市場，同時開放中國的市場。但是中國（共）當然把市場是關閉的，它這麼多年，它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但是至少共產黨允許他們進去賺錢，那麼他們賺了很多錢，他們還是要為共產黨說話，還是要維持繼續資助共產黨的政策。
加入世貿組織，如同給中共的野心添加了火箭燃料，中國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01年的4%，一路攀升到2020年的17.4%，成為了「世界工廠」，並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也成了美國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
美國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史達偉2019年引述經濟學家數據指出，美國對中國的累計貿易逆差激增至4萬億美元。在2001年至2015年間，美國因對華貿易逆差流失了34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近四分之三為製造業工作崗位。
直到川普總統上任，開始向中共要求公平貿易，中美貿易戰開打，這一場延續了40年的戲碼才開始有了不同的劇情發展。
同時，中共在被餵肥了之後，凶相畢露，大言不慚地大談東升西降，經濟偷搶，政治欺壓、軍事擴張、戰狼外交等等，毫不掩飾企圖稱霸世界的野心，對美國和國際社會構成最大的威脅。這令美國和西方不得不開始反思，原來這些年來不斷給中共輸血，給世界帶來的，是最大的災難。
這40年來，中俄關係也發生了巨變。1980年代中俄關係緩和後，歷任中共領導人都試圖在美國與俄羅斯之間走鋼絲、找平衡。但現在似乎北京徹底倒向俄羅斯，甚至不再掩飾。
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75周年之際，9月22日推出播客（(Podcast)），揭開情報工作的神祕面紗。該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第一集播客中便發出提防中共的警告，稱中共為「核心地緣政治挑戰」。他還説，美國現在必須同時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共與衰落中的俄羅斯。「作為普京侵略的沉默夥伴，習近平的中國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在許多方面構成對中情局的極度考驗。」
魏京生：現在對俄羅斯很嚴厲，對中國（共）總是猶猶豫豫的，這裡邊兩方面原因都有，一個在中國有大錢賺，俄羅斯的經濟體量太小，沒什麼錢賺；第二就是咱們從歷史上，歐洲人和俄國人就有很大的矛盾，這是長久以來歷史上的矛盾，而且在這些方面，現在歐洲跟俄羅斯打仗，這個情況最後弄得很糟糕。
所以他們對俄羅斯保持著很高的警惕性，這是美國人是受了歐洲人的影響。美國的學術界受歐洲人的影響很大。美國人到現在還很崇拜他們祖先的國家，所以在這些情況下來看，由於歷史文化的原因，他們對俄羅斯比較嚴厲，對中共反而比較看開。所以他們對中共的政策還是進一步退兩步的、猶猶豫豫的、左右擺動，沒有下決心來對付中共，這個對美國來說確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種形式。
林瀾：您認為現在還是這樣的現象嗎？
魏先生：還是很嚴重，雖然比以前好多了。前面十幾年，反對共產黨這種話根本就說不出來，甚至（1999年）全年只有一場有關中國人權的，在國會的聽證會。結果美國的國務院還出面替中共說話，說中共現在人權改善了等等。唯一的這一場聽證會，人家還是卯足了勁替共產黨說話。
國務院的代表，包括有一些民運的人士，都在替共產黨說話，說中國人權怎麽改善了等等。那時正好是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所以那次幸虧我在那，反駁了他們，所以那個時候形勢確實很糟糕。
跟那個時候比，現在美國的氣氛，對反共方面已經是很高漲了。
他們現在真正自己感到疼了，被共產黨搞難受了。而且這些進到中國去賺錢的資本家，就和我20年前給他們預告的一樣。
它（中共）現在讓你進去是要你的技術、資金、市場，等它把這幾樣東西都拿到手的時候，它為什麼要讓你賺錢呢？所以有很多資本家，等於是在中國遭遇挫折了，所以他們這一部分人開始反對共產黨了。
所以在國會、美國政治圈裡頭，才會有一股新的反對共產黨潮流。至於說美國老百姓，美國的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喜歡共產黨的，為什現在的政治空氣完全轉過來呢？關鍵原因還是上層很多政治家，他們的情緒轉過來了，他們的說法轉過來了，他們可以說一些自己真正的想法了、反對共產黨的想法。
那麼在這個形勢下，現在美國反對共產黨的氣氛越來越濃，意見越來越一致。至少在反對、對付共產黨問題上，兩黨的意見是很容易接近的，
世事變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繞了一圈，似乎又回到美國要同時應對中共和俄國、世界面臨集權陣營和西方民主陣營的對峙狀態，那麽新的冷戰會發展爲熱戰嗎？中俄今後的發展和歸宿又將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