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11月03日訊】《有冇搞錯》。11月3日。
中共二十大一開完，中國出了兩件事。第一是鄭州富士康大逃亡，上海、廣州、武漢又全面封城了，不少人都要出逃了。第二件事，是中共正在全面恢復供銷社系統。這兩個事件，表面上看不太相關，但實際上，後面的聯繫卻很緊密，順著這個邏輯，中國的未來有點讓人毛骨悚然。
中國的供銷社，在老一輩人心中臭名昭著，倒不是因為它的服務太差，而是因為它和「統購統銷」以及「憑票供應」這幾個標誌性文字有關係。
文革後期，很多中國城市中流行各種俗語，其中有關女青年找對象的「三大寶」，廣州是「司機、醫生、豬肉佬」，北京是「售貨員、司機、白大袍」，一南一北兩個大城市標準相當統一。
醫生不用說，到現在也還是熱門人物，司機可以走南闖北，順便捎帶各地土特產，況且那時沒有私人汽車，司機是技術活，而且多是公家人。而售貨員和豬肉佬，就特別凸顯出那個貨品短缺時代特色。
中國的供銷社，1949年在東北就由高崗建立了，五十年代隨著中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大概是1954年，正式變成了全國性的組織。1958年，中國的供銷社總社變成了中共的國有的商業部門，甚至成了第二商業部，專管農村供銷和城鎮的銷售工業生產銷售。本質上，這是一個共產黨管控私有商業活動的部門。1958年後供銷社坐大，是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同步的，這也充分說明了其官營的性質。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供銷社江河日下，競爭不過私營的商業企業，所以逐漸萎縮。但實際上，中共從未撤銷供銷社，供銷社一直是中共控制的一個商業運行機制，只不過因為市場競爭激烈，所以官方並未大力扶持而已。
中共的供銷社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系統。
除了總社之外，中國每一個省、直轄和自治區都有一個管理社，稱為省社，現在總共有32個，31個省市自治區加新疆建設兵團。省轄市，包括地區、盟和自治州的供銷社有344個，而縣一級的供銷社有2,400多個。
縣以上的供銷社，按照中共官場的說法是事業單位，卻做著商業買賣。但到了縣以下的合作社，則是所謂集體所有制。比如在農村的鄉鎮，農民可以入股供銷社，形成供銷社的基層分支。目前這種分支的數量大約有3萬7,000個。這種分支機構，其實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新模式，和以前完全不一樣。按照中共的計劃，兩年內會發展到5萬個。
供銷社的官方名稱是供銷合作社，名義上是一個農民的合作組織，有點像海外的農民自助協會。但在中國，它不是農民自願組建的，也不是一個真正的自治組織，而是非常「中國特色」的，由上至下任命管理的所謂的「民間自助合作組織」。
還有，各省的供銷社也有形成很大商業規模的，甚至衍生出上市公司。目前在A股市場中的供銷社概念股總共有19個，今年前三季度營業收入超百億元的有5個，包括浙農股份、輝隆股份、天禾股份、海南橡膠、東方集團。其實這些上市公司，有些是供銷社入股，但基本都是從供銷社的業務發展出來的。
中共二十大，中華供銷合作社總社理事會主任梁惠玲入選中央委員，這是近三十年來沒有發生過的。而二十大結束後，供銷社總社就刊出聘請職員的廣告，明說是類似公務員待遇，而且根據習近平的最新要求，要全面恢復中國的供銷社系統。
當中共官方要「重新完善」供銷社的時候，在中國大陸引發了很大爭議。大部分人看到供銷社的名稱，就聯想起了文革之前的生活經歷，擔憂文革復辟，稱這個是「終於來了」。但也有專家認為現在供銷社已經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目標是服務農村和小鄉鎮，和文革之前那個掌握著基本生活資料的機構，已經完全不同了。
但實際上，供銷社的本質，和文革之前那個沒有變，它的關鍵是「權力」。現在中國的供銷社雖然也加入市場競爭，但它背後是靠權力支撐的，比如供銷社還負責農藥、化肥甚至是種子等的銷售，很多地方這個業務是壟斷的。最關鍵的是，供銷社是中共官方可以深入鄉鎮的商業管控機制，一旦形勢發生變化，供銷社可以取代私人商業企業。
但由權力做後盾的「商業企業」，本身就有自利的傾向，同時它也有這個資源。
比如說，最近上海有一個叫「乓乓響」的企業上市了，這個企業的業務是物資「保供」。當疫情嚴重，全部都封控的時候，這個企業負責提供物資，保證供應，保供企業。它要上市，就要提供業務報表，要公開財務數據。2022年前五個月，「乓乓響」在營業收入同比下滑的情況下，淨利潤實現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長，幾乎是2019年的兩倍。
其中，該公司的「臨時及應急服務」中，來自團購團長的毛利占比最大，為1294萬元，毛利率達到了驚人的75%；其次是政府機構，貢獻毛利397萬元，毛利率74%。
上海今年4月封城，所有的人不許離開住宅，吃用只能網購或者團購，而可以把物資送入住家的，必須是政府特許的「保供」企業。「乓乓響」就是這種企業。所以，毛利率達到百分之74、75，就不奇怪了吧。
這就是供銷社模式。平時都是市場競爭中的一員，但到了特殊時期，特殊的情況下，這個機制就會發揮它的作用了。
它的核心是權力。利用權力，可以剝奪別人的利益，擠占別人的市場和資源，甚至可以用粗暴的暴力直接占有對方的資產。比如河北的孫大午，當地政府下狠手對付他，就是因為和政府控制的供銷社是直接競爭的關係。
以行政權力運行的經濟模式，本質上一定是一種短缺型的經濟體質，所以簡單來說，供銷社能夠發揮作用，必須是產品或者商品短缺的條件下。如果是過剩的經濟，供銷社絕對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
中共建立的體制，結構上有天生的特點，在經濟管理方面，就是善於管理短缺，不善於管理過剩，有利於處理危機，不利於處理和平時期的日常。結果就是，它可以快速集中資源應付危機。但我們這個社會，危機時期是少數，而大多數時候是相對正常且和平的。所以中共需要一個假想的危機或者敵人，以維持自己的戰時管制模式。而供銷社，就是這種戰時經濟模式的一部分。
當我們了解供銷社的這個特點之後，就可以了解很多中國人面對供銷社重新興起時的那種恐懼且複雜的心情了。我認識的商人，對供銷社這個名詞的敏感度，遠遠超過官場腐敗，遠遠超過其他政府政策。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恢復重建供銷社系統，目的是為了增加一個對農村鄉鎮進行直接經濟和商業管控的工具，而這種工具，只有在計劃經濟、權力經濟和短缺經濟的條件下，才能獲得良好的運行，那麼中共畫出的這幅未來的景象，對資本家來說，也就相當灰暗了。
從這個角度看，1958年中國供銷社大升級，和後來餓死了數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難道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嗎？恐怕未必，兩者之間，恐怕有更深的某種關係。
大饑荒時期，中國餓死的人數到現在還不清楚，官方的資料，在1,500萬到3,000萬之間。那時中國6億人口，餓死的比例是5%到2%。當時有些省份，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和甘肅都是死人最多的，不是因為他們那裡糧食產量減產最大，而是因為這幾個省的官員，最忠實最徹底地執行了毛澤東的命令。當地官員甚至派出民兵，相當於現在的武警，守在車站、橋梁和路口，堵截因為飢餓而逃荒的民眾。
1961年底，當北京的視察組到甘肅的時候，看到的是公路邊和鐵路邊連成串的屍體，他們是被禁止逃荒的人。
這讓人想到了鄭州富士康員工的大逃亡。鄭州10月8日發現疫情，正值中共二十大前夕，地方因此全面掩蓋，鄭州官報染疫數字，最多的時候只有不到20人。但有30萬員工的富士康，因為經濟對鄭州太重要，所以必須開工，不能停工。結果是凡是有人陽性，密切接觸者一概送到廠區外的隔離區，由當地政府負責處置。但因為人數太多，據說達到了7萬多人，航空港區政府採取了粗暴的封閉措施，導致有人死在隔離點內，不知道是病死還是餓死的。
死亡的消息引發恐慌，大批被隔離的富士康員工自10月30日開始突破隔離封鎖，靠兩隻腳走路回鄉。這些人大部分家鄉都在河南，距離鄭州數十公裡到一兩百公裡。數萬人在高速公路或者在鄉下田間逃亡的畫面，引起了極大震撼。
但對我來說，最震撼的是其它的中國人，包括老百姓和基層的公安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員，他們沒有像前幾年那樣瘋狂為追堵截這些逃難者，而是採取了另外的方式。在公路上，到處有人留下食物和水，有貨車司機搭載順路的逃難者，地方官員對跨越封鎖線的逃難者視而不見，甚至公安武警，都選擇放人而不是暴力堵截。
最大的不同，是網上海嘯般的輿論，人們不再質問逃難者為何不聽從命令，不再指責他們「千裡投毒」，中國人在疫情三年之後，終於開始全力表達對具體個人，而不是抽象的國家的關注和同情。
這些變化極為重要，因為北京全力渲染的病毒恐懼，以及採取的粗暴強硬的清零措施，逐漸被人們的常識和關懷打敗了，而這是這個體制崩潰的開始。
實際上，共產專制體制的崩潰，總是和大逃亡有關係。東歐共產集團上世紀90年代初垮台，最開始發生的就是大逃亡事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大逃亡開始的。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78年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看到廣東省臨近香港的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年輕人。地方官告訴他說，他們都跑到香港找工作去了。習仲勛想出一個主意，把香港的工廠辦到寶安縣，這樣廣東的年輕人就不用跑，也能找到工作。這個計劃不斷升級，後來經過鄧小平認可，變成了深圳特區，成了廣東改革的試點，最後全面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四十多年之後，大逃亡再次出現，會給中國人帶到1960年，還是1978年？就看中國人的造化了。
（石山角度）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