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說，「我們和中國都能從儘可能開放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如果我們試圖與中（共）國脫鉤，那將是災難性的。去風險是肯定的；脫鉤，絕對不可以。」
在回答「讓中國人民陷入貧困符合美國的國家或經濟安全利益嗎？」這一問題時，耶倫明確說「不」。她的觀點是美國應聚焦中（共）國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而不是損害中國的經濟競爭力或發展經濟的能力。耶倫說：「與中國的良性競爭，就像美國國內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導致更快的創新、更快的技術進步一樣，每個人都受益於更好、更便宜的產品。因此，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互動。」
耶倫的上述表述應代表了拜登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基本思路。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言論與此相呼應。4月20日，戴琪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華盛頓沒有謀求將美國經濟與中國「脫鉤」，美國針對北京的貿易制裁是具有「特定針對性的」。拜登政府的所有成員一直都非常明確，沒有與中國經濟「脫鉤」的想法。鑒於中國經濟的體量及重要性，解除與中國的關係而維持世界經濟運轉不是一個目標，也不是「可行的」。
當然，美國國內也有更激烈的政策建議。例如，5月17日晚間，在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舉行的「公平競爭：如何抗衡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咄咄逼人的行為」聽證會上，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中共當局數十年來都在對美國發動經濟戰爭，美國政府應該在經濟上與中國戰略性脫鉤。
總體來講，拜登兩年半的執政，其對華經濟策略是以相對溫和的，步步為營的方式，堅決推進與中共的「有選擇的脫鉤」。本文將其概括為如下三大經濟政策。
第一，維持高關稅，並將其作為一種戰略手段
2018年和2019年，川普政府依據「301條款」，分三輪，對總計高達37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或25%的關稅（若干商品獲得關稅排除）。這對中、美、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後，延續對華高關稅，但與中共進行貿易談判；不過，談判非常艱難，美國的善意努力已經「達到了極限」。並且，從長期來看，中共對美國的貿易挑戰，遠超今天的俄羅斯（俄烏戰爭）危機。「301調查」有效期四年，2022年後陸續到期進入審查程序。另一方面，美國通貨膨脹處於近40年高位，一些聲音要求拜登政府通過下調對華關稅，降低通脹壓力。是否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在美國社會和拜登政府內部引發了激烈辯論。雖然一度傳出取消的可能方案（取消約1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開啟新的關稅排除程序；同時對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關鍵中國產業展開新一輪關稅調查），但最終拜登政府決定維持對華加徵關稅。
這個決策，用戴琪的話說，就是「對華關稅是一個重要籌碼，一個貿易代表是永遠不會放棄它的」。這是一種宏觀思維。華盛頓在把關稅問題置於美國對華整體戰略的高度予以考慮，採取關稅之外的更為完善的整體性措施，著眼於長期戰略來應對來自中共的競爭，其中包括聯手美國的盟國一道對抗中共的「非市場化做法」。
第二，通過「再工業化」、「友岸外包」、「印太經濟框架」等等，大力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
拜登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大核心是推動供應鏈重塑。上台伊始，拜登就簽署總統令推進供應鏈安全審查，成立供應鏈中斷特別工作組（SCDTF）等等。供應鏈重塑，拜登政府的著眼點，一是振興美國製造業，二是防範供應鏈中斷風險，三是擊敗中共的經濟爭霸。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就開始了「再工業化」。但拜登政府對於振興美國製造業，更加注重政策投入。例如，2021年11月15日，拜登在白宮舉行的儀式上將一項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議案簽署成法，他稱該法案是「藍領版的重建美國藍圖」。又如，2022年8月9日，拜登簽署總額高達2800億美元的《芯片和科學法案》。這在嚴重分裂的華盛頓，顯示出兩黨罕見的共識。
同時，拜登政府積極開展「產業外交」，大力推動針對中共的全球供應鏈重組。概括而言，拜登政府正在從全球（如供應鏈聯盟、礦產聯盟）、區域（如印太經濟框架、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雙邊（如日本、韓國、印度、越南和馬來西亞等重點節點國家）三個層次，推動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立體網絡，來遏制中共。
甚至，2021年10月31日，在意大利羅馬參加20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期間，拜登召開了「全球供應鏈彈性峰會」（Global Summit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拜登和與會的其他14國領導人以及歐盟領導人一致同意，就近期供應鏈中斷問題促成更大範圍的國際合作。
更具體的進展，則是5月27日，包括美、日在內的14國「印太經濟框架」（IPEF）部長級會議，已「基本完成」一項使供應鏈更具彈性且更安全的協議談判。這是IPEF（中共被排除在外）啟動一年來的首個具體成果。
這裡簡略說下「友岸外包」。美國認為，無所限制的「離岸外包」（off-shoring）是全球化時代美國供應鏈體系中一個「巨大的失敗」，使得美國的本土製造業大面積衰落，造就了中共的崛起，使美國對中國形成產業依賴，這對美國的經濟安全特別是供應鏈安全構成嚴重威脅。2022年7月，耶倫在首爾的一個主要政策演講中強調「友岸外包」——「與更多可以信賴的貿易夥伴加深關係，使我們的供應鏈多元化，目的是降低我們和這些夥伴的經濟風險。」這既維護了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同時解決了中共的不公平貿易做法，並確保獲得重要的投入和產品——從藥品到半導體和電動汽車電池。
「友岸外包」是個非常有衝擊力的戰略思想，影響未可限量。加拿大副總理方慧蘭呼籲西方國家應積極響應友岸外包這一個概念，減少與專制國家的貿易往來。
第三，在經濟以及科技、教育等領域推行「選擇性脫鉤」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有評論認為，「科技戰將是拜登政府的重心」，拜登政府可能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對中共進行精準打擊，同時，也可能會在關鍵領域選擇與中共脫鉤，也會聯手盟友組建科技聯盟。的確，技術競爭在美國與中共的所有競爭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技術又與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密不可分，因此，拜登政府的「選擇性脫鉤」，就涵括經濟、科技、教育等領域。
事實上，早在2020年5月29日，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公告，禁止來自中國的持有F類和J類簽證的、與中共「軍民融合戰略」（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有關的中國高等院校相關的留學生、研究人員、訪問學者進入美國。拜登政府繼續執行這一政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都是美國的F-1生源大國，數量上遠遠領先排名第二的印度。但是，2022年中國留學生獲得61,894份F-1簽證，而印度留學生則獲得了115,115份，幾乎相當於中國的兩倍。這顯示「教育脫鉤」實實在在的推進。
美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選擇性脫鉤」的方式，一是立法，二是頻繁使用出口管制及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等政策性工具。前者最主要的，是歷時2年多的《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的出台，該立法提供為期5年總額2800億美元的投資，確保美國在半導體領域至少領先兩代的地位，和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器人技術等前沿科技的創新，以遏制中共（例如，接受聯邦資金資助的「先進技術」公司10年不得在中國建廠）。
後者表現在中共企業、機構和個人，持續不斷地被列入各種審查、禁運、制裁清單。例如：
2018年3月22日至2021年12月18日，共有611家中國公司（機構）被隸屬於美國商務部的工業和安全局（BIS）列入實體清單。2022年以來，打擊更加精準、嚴厲。最新一例，今年6月12日，拜登政府將4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實體參與培訓中共軍事飛行員和從事其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總共有31個中國實體此次被添加到名單中，其中一些是因為收購原產於美國的物品以支持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例如超高音速武器的開發。
同時，美國推動盟友、夥伴加強對華出口管制，在西方整體層面上與中共進行有限脫鉤。例如，美國組建美日韓台「芯片四方聯盟」（chip4），美、日、荷今年1月簽署「神祕」芯片協議，配合美國去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的芯片禁令。
結語
拜登政府將中共視為「最嚴峻的挑戰者」。但是，迄今，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包括經濟政策在內，總的來說還是現實的、謹慎的、留有餘地的，不希望滑向衝突和戰爭。美國在進行極端的「戰略競爭」的同時，也希望與中共有效溝通，防止誤判。當然，美國也是有底線的。如果中共一旦鋌而走險，比如發動台海戰爭，那麼美國對華政策就將根本性改變，可能比對發動侵烏戰爭的俄羅斯更嚴厲，那時，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也必將重置。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