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經濟第一季度表現的極差，中共忙不迭地出台11個文件，中共國務院7月發布的文件一共提出31條對民營經濟管理的意見，號稱《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但這些措施能否解決中國經濟的潛在問題和實質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共國務院的《意見》說，要「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持續營造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社會氛圍」等六個方面， 31條具體舉措再度強調平等對待、合規經營、企業家精神。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在這裡，中共政府以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它們其實正好暴露了深層的癥結—政府的干預和遏制。
根據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數據，從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間，在稅收上，中國民企佔比從48%提升至59.6%；在就業方面，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佔比從32.1%提高至48.3%；在數量上，民企數量佔比從79.4%增長到93.3%；從外貿看，民企從2019年起成為第一大外貿主體，2022年佔比達50.9%。也就是說，中國的民企、私營企業、中國的普通百姓，在稅收、就業、進出口等國民經濟的主要方面，都超越了官方壟斷和控制的國企，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但恰恰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有活力的這部分，卻受到了中共政權的打壓和桎梏。
中共說要「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正好說明是中共政府，在持續導致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的惡化；中共說要「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的支持力度」，正好說明其經濟政策從來沒有真正的在支持民間企業；中共說要「強化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保障」，正好說明中共徒有虛名的法治體系，根本沒有用來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是中共權貴鎮壓人民的工具；中共說要「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持續營造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社會氛圍」，也恰恰說明民營企業在中國，其發展質量因為政府的限制而低下，民營經濟人士因為中共的肆意撲殺不能健康發展，社會氛圍也因為中共的宣傳和打壓變得對民企充滿了敵意。
中共為了讓民營企業家為它們賣命、為他們賺錢、為他們刺激經濟，從牢裡放出來了2200多名民營企業家。外部世界原本還以為，只有孫大午這位傑出的企業家被抓捕，沒想到高達兩千多人被中共囚禁。這兩千中國的企業精英，放出來後會繼續為中共添磚加瓦嗎？還是會盡快的潤、出逃、遠離中共的魔掌？
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達到5092.76萬戶，較2012年年底增長了3.7倍，民營企業在企業中的佔比由79.4%提升至92.4%。但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放緩非常的明顯。正如北大教授周其仁援引江陰雙良集團老總的說法，「民營企業都是騎在虎背上，不是騎在馬背上。」現在看來，他們大部分已經從虎背上摔下來了，他們恐怕也不會再與狼共舞、與虎謀皮了。
中共經濟之所以陷入如此悲慘的境地、註定要整體倒退20年、回到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境地，還是因為中共已經喪失了信譽，不管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民間、到外國政府、西方資本，都不再相信中共，也對中共管理經濟的能力徹底喪失了信心。高盛剛剛發布的中國銀行業股票的評級，把工行、農行、交行、興業、華夏全部降到賣出(Sell)，中行和招行為持有(Neutral)。建議買入(Buy)的只剩建行、郵儲、寧波銀行、和平安銀行。華爾街已經嗅到了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氣息，和隨之而來拖垮中共銀行體制的可能，在鼓勵資本大舉撤離中國市場！
中國製造業擴張放緩，就業狀況嚴重惡化，房地產銷售大幅下挫，經濟進入蕭條，內外需求疲軟，支撐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全部失去動力，因此，中國國內輿論愈來愈擔心，中國可能會出現「日本失去的十年」。在當下，經濟增長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後基石，一旦中國出現十年以上的經濟蕭條，就業、民生和社會維穩的壓力會跟當年的日本相提並論嗎？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心中，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以後，日本股市、房產等崩盤，導致了從90年開始整個90年代的經濟放緩。近年來，日本原來的「失去的十年」還被擴大成「失落的三十年」，那次經濟危機被認為是日本近三十年發展緩慢、人民躺平的禍首。但重新回顧一下日本這一歷史時期的相關數據，人們可能得出另外的結論。
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是指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日本經濟陷入衰退和低迷。其主要原因，是資源浪費和不良投資，日本企業過度投資擴張，忽視資源利用效率，導致資源浪費和不良投資，生產效率低下、庫存積壓。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日本銀行和政府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和過度的房地產開發,導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泡沫，而經濟增長卻停滯不前。再者，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勞動力市場萎縮，人才短缺，加劇了社會保障系統的壓力。與此同時，因為資產的泡沫，過度追求規模和市場份額，忽視了產品質量和創新。日本企業內部的官僚主義，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也都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壓力。
但是在今天，人們重新審視日本當年的經濟狀況，發現當年對日本經濟的判斷是錯誤的。日本觀察家伊文•豪爾說，西方認為的日本失去的十年，明顯是一個錯誤。踏上日本土地的人們，從成田和羽田機場開始，會發現日本現代氣息濃厚，嗅不到屬於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無所掩飾的頹廢氣息。《紐約時報》的埃蒙•芬靈頓則說明，失落的日本只是一個傳說，日本總是新產品的第一個使用和推廣者，失去的十年裡，日本人均發電的增速是美國的兩倍；21世紀後，日本人均發電量增速持續超過美國。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則徹底否定了人們的普遍認知，認為所謂日本九十年代發生經濟崩潰，觀點並不正確，因為日本的生產力水平同期並沒有大幅下滑，日本唯一失去的只是之前經濟奇蹟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因為日本在這十年中，失業率始終不高，犯罪率一直很低，貧富差距不明顯，全民享受醫療保險，人口壽命全球領先，這明明是世界的楷模，怎麼可以說是「失落的十年呢」？
中國當然還有其它的問題。三架馬車全部熄火，進出口破滅，基建過剩，內需不振，青年人失業可能高達50%，在日本都不存在這些問題。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從來都沒有出現下滑，也沒有出現過中國這樣高的失業率。日本確實存在十年的經濟放緩，但卻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那之後，日本的經濟環境出現了平穩的變化，日本企業也通過這段期間重新調整，並重新取得技術的領先地位和技術的進步。因此，這種情況與中國完全不同。
中國的情況則惡劣得多，與日本根本無法相比。在日本，當年企業過度投資和擴張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資源浪費，這都是企業行為，並非政府行為。這些企業破產後，日本的國家和大部分國民並未受到直接影響。相比之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卻是由政府主導的情況所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都捲入了房地產，這些政府的債務、融資平台的債務，以及國有銀行因房地產而高度的槓桿負債，都是政府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也是全民的問題。中共權貴和少數房地產企業的白手套從中獲利，但事實上全民都背上了債務，這跟日本的情況完全不同。
中日之間，如果說有可比性的話，就好像都有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從表面上看有這個可比性，但實質上的問題根源完全沒有可比性。因為日本並沒有出現整個社會的動盪或政權的不穩，社會結構也沒有出現問題。而中國如果房價繼續縮水、失業飆升、收入下降，將會嚴重威脅中共的統治和社會穩定，所以後果比日本嚴重得多得多。
紐約時報左派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一文中也指出，中國最近似乎步履蹣跚，一些人一直在問，中國未來的道路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克魯格曼的回答是，可能不會——中國的情況會更糟。關於日本的失業，克魯格曼指出，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青年失業率（15-24歲）確實有所上升，但這一上升趨勢後來得到了扭轉。而中國正走向經濟放緩，中國也難以復制日本的社會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規模痛苦或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管理較低增長的能力。所以，克魯格曼認為，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情況可能會更糟。
所以說，日本的十年，其實沒有那麼可怕，那只是相對於日本之前的經濟快速增長的相對放緩，而日本的人文、社會、企業創新、政治體制，沒有受到經濟放緩的影響。恰恰相反，日本企業重新定位，努力創新，平穩的過渡到安倍經濟學以來的新增長點。與之相比，日本式的十年，更可能蛻變成中國經濟困頓的至少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中國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體制，都可能隨著這次經濟的蕭條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