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11月28日訊】飛機從北京起飛之後，只有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就在大連機場降落。8月的大連，晚上並不很熱，李俐走出機艙，闊別15年，家鄉熟悉的感覺撲面而來。三天前李俐才從美國飛抵北京，那是她15年來首次回到中國。
剛從飛機舷梯下來，就有一個中年女性，拿著一束花向李俐走來。「你是李俐女士吧？」她問。在得到肯定答覆之後，她說：「祖國人民歡迎你。」
李俐腦袋中的警報馬上啟動，「我不認識你，你是誰？」
這是2014年8月8日晚上在大連機場發生的一幕，那晚及日後李俐經歷了什麼？以下以第一人稱方式呈現。
大連機場政法委追蹤而至
那位女士沒有吱聲，但回頭望了一下。我順著她的視線，發現周邊站著大約十來個一看就是那種經過特殊訓練的人，他們不經意地已經把我包圍在中間。
「終於還是發生了。」我心中說道。
兩個中年男人走過來。在我的追問下，自我介紹是大連政法委的，並出示了工作證件，一個姓蒲，湖北口音；一個姓王，而那個女的姓李，這倆人是大連本地口音。
我問他們，「我犯法了嗎？」
「沒有。」
我問，「沒有你們找我幹嘛？」
「就想找個地方，跟你聊聊。」
我說：「不行，我的家人就在外面等我，他們見不到我會著急的。」
大連政法委的人堅持要現在去聊，然後我表示必須要打一個電話，「如果你不讓我打這個電話，你除非把我抬走」。
後來他們請示後，用姓王的電話打。給家人打電話時，我有意讓聲音非常大，幾乎就像喊出來似的。我說，我已經到了大連機場，但是呢我被大連政法委的人堵住了，他們要找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要聊一聊。我說今天晚上，如果你們見不到我，立馬把我的信息傳給我美國的先生，他會知道怎麼來處理這個事情。
之後我就跟他們上車了。從大連周水子機場開了15分鐘左右，到了一個賓館。整棟賓館有十多層，黑不隆咚的，只有一個房間亮著燈。走進大廳，沒有一點人氣兒，陰森森的。我想他們是故意製造這種恐怖氣氛想讓我恐懼吧。
我當然知道他們為什麼找到了我，我是法輪功學員，1999年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我是深圳羅湖區法輪功輔導站的站長……
身處在這個陰森恐怖的賓館，過去的經歷，像電影快放一樣在心中播放起來。
喜得寶書找到人生答案
我原來在遼寧省外貿公司工作，1989年辭職下海到深圳，九十年代初就和先生一起開了一家私人公司，慢慢生意就做起來了，還在南京、大連、成都開了分公司，但我的身體也慢慢地變壞了。我媽說在我三歲一次高燒之後就得了牛皮癬，整個胳膊身上都是，嚴重的時候還潰爛，每年都犯，我用中西醫各種方法都沒治好，後來聽說深圳的武警醫院有進口的藥，打一針就得500元人民幣，我也打了，開始幾天好一點，過後又復發了。醫生說，牛皮癬是不死人的癌症，我就這樣煎熬著。
我還經常大腦供血不足，辦公室有一張沙發，每天上午11點我都必須躺下來休息。後來我的聲帶也長出對稱性小結，說話不到五分鐘，嗓子就全部沙啞了。媽媽勸我不要老想著賺錢了，回大連休養一下吧。
1995年底我回到大連。一位外貿公司的老同事送給我法輪功的書：《轉法輪》。晚上回到家，我捧起《轉法輪》，從8點多鐘開始看，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大概6點。看完後我告訴自己：我要修煉了。這真的是一本寶書，一本天書，我覺得我人生當中沒有解開的問題，在這裡全部都有了答案。
4月份有廣交會，我去了廣州後回到深圳，聽說有免費的法輪功煉功點，我就一早來到離我家最近的洪湖公園，就有輔導員免費教了我功法。
那時每天一有空，我就看《轉法輪》，好像這本書對我來說已經放不下了，就這樣過了大半個月左右。有一天洗澡我突然發現身上怎麼光滑了呢？那些牛皮癬怎麼都掉了呢？我意識到，這是師父為我清理了身體，頓時心裡充滿了感恩。
先生也開始做好人修煉
自從修煉法輪大法，我就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無論客戶或工廠，我們都相處得特別好，真誠相待。每到年底，紡織廠很多都揭不開鍋，廠長很難過，沒有錢發工資那大年三十怎麼過？有的工廠廠長真的就是鍋底子都被工人砸碎了。知道哪個廠子有困難，我和丈夫就去支援他們，先把錢給他們，過了年之後他們再把錢貨給我們，都是這樣的。我們的生意也越來越好了，我也是見人就講大法好。
先生親眼見證我病好了，非常支持我修煉，他是學電視工程的，曾在電視台工作，1989年六四之後，他離開電視台到了深圳，我們一起做生意，慢慢地他也開始修煉了。
中共迫害 欺騙蓄謀已久
1999年之前，我們深圳有63個煉功點，凡是有空曠地的公園街邊，幾乎都有人在煉法輪功。當時全國有一億人在學煉法輪功，政府也支持。由於法輪功要求「真善忍」，而中共搞的是假惡鬥，當時1億法輪功學員在人數上超過了7000萬的中共黨員人數，於是，中共開始謀劃鎮壓法輪功。
我記得1998年的某一天早上，我們煉完功，大概7點多鐘，來了四五個年輕人，說他們是政法學院的學生，來實習調查煉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的情況。每個人就發了一張表，像A4紙那麼大小，上面有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單位、工作單位的電話，然後祛病健身的情況，非常詳細。我們那個時候不知道政府會這麼卑鄙呀，每個人都填了。過後才知道，那幾天，深圳的每個煉功點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在99年7‧20打壓法輪功的時候，他們一抓一個準，每一家都去抓人。
我那時也遭遇了奇怪事。4‧25之後，我每天帶女兒去同修家學法，晚上10點回來，一到家，就有人敲門，他說是深圳公安局五處的李處長，我以為他想了解法輪功，我就一直給他講真相，直到有一天，姐姐提醒我被人盯上了，否則怎麼我一回家，他就上門來呢？
1999年7‧20到美國 成了深圳要案
1999年7月20日那天，我來到美國，準備參加紐約Javits Center（賈維茨會議中心）的百貨展，我每年都來，機票是兩個月前就訂好的。我先生是當年4月來到紐約，成立了紐約公司。先生來機場接我時告訴我，國內開始鎮壓法輪功了，我不信，說怎麼可能，當確認後，我感到很憤怒，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能鎮壓呢？我馬上給深圳家裡打電話，姐姐說，7‧20當天警察到我家抄家了三次，開始他們以為我躲在房間某個地方，就翻箱倒櫃到處找，第二天估計從海關記錄中查到我出國了，就給我扣了個罪名，叫「與國外勢力勾結，提前得到消息逃跑了」，我的案子成了深圳的大案要案。
那段時間，公安局還經常到我公司騷擾，一開始是白天到辦公室查員工的身分證，下半夜就到員工宿捨以查身分證為名，騷擾員工，再加上我們不在，很快公司就辦不下去了。
由於5歲的女兒還在深圳，先生就回國接孩子。還挑了一個特別的日子10月1日，國內各部門都放長假。但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公安局的人就來了，我先生每天都被迫去派出所報到。兩週後沒有任何改變，先生讓我姐姐回老家，自己帶著孩子，總不會讓我帶著孩子去派出所吧？但事實是警察照舊每天迫使先生帶著女兒去派出所報到，絲毫沒有放鬆。萬般無奈，先生把他父母請到深圳帶女兒，然後他自己把手機扔掉，開車連夜到上海躲起來。
那時我們一家三口，我在美國，孩子在深圳，丈夫在上海。那段日子對我來說很艱難，我能夠走過來，靠的就是《轉法輪》，大法就像一盞明燈，給我指明了方向。
2001年初，我們一家終於在紐約團圓。開始我們也想做些紡織品生意，但由於不能回國，國內工廠也沒人監貨，發來的貨經常有問題，不能順利出售，就變成了庫存。不久，先生全力參與籌備新唐人電視台的工作，我就帶著女兒，參加講真相活動，週末的時候我和先生就帶著女兒去擺地攤，把那些庫存換錢補貼家用。從那以後，我們全家就靠當初帶來開分公司的錢生活。
為雜誌找廣告 糊塗回國
2014年我在做時尚雜誌，叫《尚》雜誌，由於內容做得不錯，在北美華語時尚雜誌中名列前茅。當時美國一家大的華裔廣告公司看中了我們，他們想把廣告的運營平台做大，計劃到北京和幾家大的科技公司搞聯盟，廣告公司就邀請我去。我知道參與了反迫害活動，我回去可能會被抓，但當時雜誌沒有多少收入，再拉不來廣告就要關門了。那時我有個僥倖心理，當時反腐把政法委的這一幫人，像周永康都給拿下了，是不是整個系統會發生一些變化呢？
我就抱著一個僥倖心理，認為我去辦簽證，如果簽了，說明我就可以回去，簽不到那就算了，因為我是美國公民嘛。
很奇怪，那天我去紐約中領館取簽證，等了很久，使館的人來回問了我好幾次，最後才給我簽證。也許那個時候領館的人就知道我是法輪功學員，故意讓我回去。因為我以前曾被選為紐約上海聯誼會的副會長，中領館知道我煉法輪功。
2014年8月5日我去了北京，入關的時候沒有問題，第二天就緊鑼密鼓地開始跟這些科技公司的運營部開會，比如百度啊，土豆啊、騰訊啊、搜狐、優酷啊等等。第三天本來下午要會另外一家公司，臨時改去《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是中共的喉舌，我覺得他們就是特務機構，我不想去，大家就簇擁著去吧去吧，礙於情面，就一起去了。
隔天晚上，我坐最晚的航班從北京回到老家大連，中共政法委隨即追蹤而至。
第一次面對政法委 有驚無險
我必須面對，雖然有一點心理準備，但其實心中仍然緊張。姓蒲的男人首先追問我在美國幹什麼？我說打雜，做點小生意，維持家計。他說，你先生做什麼？我說我先生退休了。然後反正就繞來繞去、繞來繞去，繞到了法輪功。
他說你煉法輪功吧？我說是啊，他說中國不讓煉法輪功。
我說，「我再問你一句，我違法了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就不要再問這個問題了。」
然後他講，「你先生做什麼我都知道。」
我回答，「既然我先生做什麼你們都知道，你為什麼要問我呢？」
之後，他開始旁敲側擊地說這說那。我不想跟著他思路走，直接話鋒一轉，「我是美國公民，你們承認我到了中國這裡我沒有違法，現在你們這個行為已經影響了美國公民正常旅遊的程序了。你干擾了我的正常生活。」
政法委的幾個人無言以對，只能繼續沉默。見此情形，我就說「媽媽還在家等我呢。我要走了。」我起身就走，他們也只好跟著出來了。在這期間，姓王的出去了兩趟，也許是向上級匯報吧。
我坐上家人的車後，他們就派車跟蹤我們，家人的車一直無法甩脫他們，沒辦法，我就回家了，回到家已經是下半夜3點半了。
第二次約談 政法委露出凶相
第二天下午三四點鐘，他們打電話，說明天找我喝茶。我想我要是不去的話，他們就會到家裡來騷擾。我母親都84歲了，我不想他們到家裡來，我就去了他們指定那個飯店。飯店包間同樣是黑糊糊的，很昏暗，讓人覺得非常壓抑。還是那三個人。由於時差以及跟家人聊天，我基本一天一夜未睡。我告訴自己不要多說話，保持沉默，以免被他們鑽了空子。
姓蒲的政法委的人，先跟我講百善孝為先，「你老母親這麼大歲數了，聽說你老父親去世了你也沒回來，不管怎麼樣，你都要盡孝道啊，你要床前服侍啊。」我說：「我想盡孝啊，你們不讓我盡啊。我這不回來要盡嗎？你們又對我這樣。」
然後他就轉話題說，「你如果跟我們『合作』的話，你想做多大生意，就讓你做多大生意，我們有這個能力和權力。」
我說，「大生意我曾經做過，錢我曾經擁有過。」
他看我這樣，馬上態度就變了，惡狠狠地跳起來拍桌子，「如果你不跟我們合作的話，從此以後你不能踏入這個國土，包括你老母親過世，你在大連的公司就地取締。」
我也站起來了，「我再問你們一遍，我違法了嗎？我來到中國，從昨天到今天，我違法了嗎？」他們誰都不吱聲。
我說，「我是美國公民，如果你們再這樣騷擾我，我就向美國大使館報告。」
然後我說對不起，姐姐在外面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了，我要跟她回去，我就走了。回到家，我跟家人打了招呼，說他們想讓我當特務，給他們提供法輪功情報。家裡人都說咱不能幹那種事情，趕快買機票走人。於是，8月13日我回到了美國。
後來我得知，組織回國的華裔廣告公司老闆，也在賓館被公安騷擾，最後此行什麼結果也沒有。
中共的離間挑撥新陰招
但是，政法委的這件事情並沒有完結。回到美國之後，有一天一位法輪功同修給我打電話說，我們收到一封郵件，說你回國了，大連政法委找你談話了，至於「談話」的結果如何卻沒有說。
這明顯就是中共的離間計，想讓法輪功學員內部互相猜忌，從而讓我們有限的人力資源更加短缺。
我跟這位同修解釋說，如果我答應了他們，當了中共特務，他們保護我都來不及，怎麼會把我供出來呢？我說，如果有必要，我會報告FBI，調查是哪個中共特務幹的。
回頭想中共特務對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干擾，我先生就經歷了很多。十多年前，中共騷擾先生的弟弟，經常請他弟弟「喝茶」，特別是逢年過節。有一次，江西省國安局就問弟弟，你哥哥怎麼樣了，弟弟說沒聯繫，他們就用測謊儀來檢測弟弟。為了不讓弟弟被無端騷擾，我先生已經好多年不跟他弟弟聯繫了。
還有一個先生的同學，被國安局收買，成為他們的說客。國安提出的條件是，讓我先生到第三國談談，比如越南、泰國、香港，先生可以隨便提條件，他們都會滿足。到了2017年，16位同學組團來美國看我先生，其中就有這位同學。先生到賓館看望他們，那個同學就把我先生拉到一邊說，我這次來是當說客的，我來美國的路費，都是國安出的，就是要說服你回去，當即被先生拒絕了。
對不起師父的內疚悔恨
2014年回國被政法委「談話」之後那幾年，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感覺一座大山壓在我頭上，本來勇往直前的我，變得步步退縮，步步後退。直到有一天，頭上的大山突然變成了刻骨銘心的後悔。
按照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父把我從苦海中拯救出來，我應該盡一切努力講清真相，還師父清白，維護大法的尊嚴。而我卻在師父遭中共通緝辱罵的時候，回中國想去做生意，我怎麼那麼糊塗呀？
儘管表面上看，我沒有屈服於中共，沒有被利誘當特務。但是我的回國，很可能會給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帶來負面影響。因為即使我沒屈服，順利返回海外，也可能造成中共對法輪功迫害不嚴重，甚至沒有迫害的假象；即使我沒屈服，中共會故意向法輪功內部釋放此學員回國並被約談的消息，增加法輪功學員內部的猜忌，分化法輪功學員的力量。
中共的迫害，其實有多種形式，除了酷刑、活摘器官等這些殘暴手段之外，還會採取恐嚇、離間、滲透、利誘等軟性的骯髒手法，它們會通過一切可能的方法，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
而由於我的糊塗，變成了他們的利用工具，甚至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想到這些，我突然感到一種痛徹心扉的悔恨！
中共陰招 企圖誘惑海外學員
其實，中共的類似手段，大紀元早就報導過多次。中共為鎮壓法輪功，策劃了一項專項政策：用親情、生意、學術、工作、朋友聚會等各種機會，利誘海外法輪功學員回中國，然後恐嚇、利誘法輪功學員當中共特工。即使此計不成，中共也是贏家，因為中共會將回國法輪功學員的資料和回國見人的情況，向海外法輪功學員、佛學會或相關人員處發送，造成內部猜忌和相互之間的不信任，以達到削弱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人力資源的目的。
一批中共高級心理學家、心理醫生，參與制定了一項「召集海外法輪功學員回國」的行動計劃，各地610系統和國安部門通過聯絡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家屬、朋友、同學、同事等，用虛偽及甜蜜的語言及友情家訪等各種方式，向海外法輪功學員傳遞「希望法輪功學員回國探親、觀光、訪友，國家保證安全，保證沒事」等信息。
但事實上，回到中國的法輪功學員都後悔莫及。
十多年前，香港法輪功學員、電腦工程師王岩回大陸被中共恐嚇後屈服，答應給中共當特務。但回到香港後，王岩每天生活在極度的精神壓力中，感覺一輩子都無法解脫，最後他鼓起勇氣，主動曝光了他被中共誘惑的事，重新回到善良人的世界。
加拿大籍富商、法輪功學員孫茜，2017年2月19日在北京遭中共非法綁架，在關押期間，她遭到辣椒水噴面、連續兩週全天戴鐐銬、強制洗腦等酷刑。2020年6月30日被北京朝陽法院重判8年，至今仍身陷冤獄。
因此，我希望海外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鎮壓停止之前，千萬不要回國，不要給中共的陰毒迫害提供任何可乘之機。
由衷之言，萬望大家能吸取教訓。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