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國廣義貨幣超300萬億背後的禍患

不經意間，中共在金融領域又創造了個世界之最：央行數據顯示，3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304.8萬億元人民幣，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M2超300萬億的國家。

事實上，2013年3月末，中國M2達103.61萬億元，首次突破百萬億元大關，這如果從中共建政算起花了60多年的時間，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則歷時30多年；但是，2020年1月M2首次突破200萬億（202.3萬億，超過美國+日本之和，也超過美國+歐洲之和），第二個100萬億僅花了7年時間；而第三個一百萬億，更是只花了4年3個月。

這表明貨幣擴張是當局口中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導性因素。

請看：從1978年12月至2020年1月的42年，中國M2年均複合增速為19.93%，是同期中國GDP年均複合增速（9.18%）的兩倍。再如，當局數據，2023年12月末，中國M2餘額292.27萬億元，同比增長9.7%；而2023年中國GDP為1,260,582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2%。也就是說，中國M2增速長期超過GDP增速。

這就導致中國經濟對貨幣供應量的依賴度，遠高於世界其它幾個主要經濟體。1978年末，中國M2僅相當於GDP的35%左右；2000年M2規模是GDP的1.3倍；目前，M2高達GDP的2.3倍（遠高於美國、歐洲）。

其實，中共以貨幣擴張拉動GDP增長的模式，邊際效用在迅速衰減。1988年，一塊錢的M2，能拉動1.7元的GDP；可到2019年，一塊錢的M2只能拉動0.45元的GDP了。

當然，當初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一定範圍或時間內，擴大貨幣供應，M2/GDP指標持續上升，可視為市場化和經濟貨幣化進程的加快，無可厚非。但是，當超過一定範圍，這一指標過高不僅隱含著高通脹和貨幣超發的風險，禍患更是深不可測。當前的中國正是這種情形。

其一，中國M2/GDP高企，金融體系效率較差和高不良貸款率是重要原因。M2/GDP作為貨幣存量與產出流量之比，衡量的是單位產出所需的貨幣存量，既定貨幣存量下產出效率的提升會使該指標下降。因此，M2/GDP與經濟效率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附註）。較高的經濟效率將抑制M2/GDP過快上升，例如美國M2/GDP基本穩定在60%左右，只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小幅上升。中國則相反。

其二，美國以直接融資（如發行股票、債券等）為主，這只涉及貨幣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轉移，貨幣總量不會發生變化，因此M2/GDP較低。中國相反，金融市場不發達，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信貸是最主要的融資方式，銀行信貸擴張會派生存款，增加貨幣供給，推高M2/GDP。這顯示中國金融市場不發達，缺乏足夠多的投資選擇，分散金融風險的能力較弱。

其三，中國高M2/GDP的背後，是稅收負擔高。有研究表明，一國稅收負擔越重，M2/GDP水平越高。有人測算，2021年，包括非稅收入和稅法之外的政府基金收入在內，中國廣義的GDP稅負率要比美國高出6.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2021年美國公民從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淨收入達到39,069億美元，占GDP的17%；但中國居民從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淨收入只有97,177億元，僅占GDP的6.8%，也就是說美國人的稅負中，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比例比中國高很多。中共搞的中國成「國富民窮」的典型。

其四，中國高M2/GDP背後的貧富懸殊。中國經濟的一個特徵，是高儲蓄支撐的投資導向的增長模式。中國居民儲蓄率長期雄居全球首位（長期保持在36%至45%之間），由於中國金融結構仍以間接融資為主，處於「閒置」狀態的存款貨幣規模越大，這要求更多新增貨幣創造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全社會的貨幣總量和M2/GDP也相應較高。但是，中國居民高儲蓄率的背後是十分巨大的貧富差距。例如，中國2023年平均工資收入只有2.2萬元，而住戶存款年增16.67萬億元。

以上四點，只是舉例而言。中國M2超300萬億、高M2/GDP，其經濟含義很多，其所預示的中國經濟走勢，我們還不一定能透徹認識。不過，中國經濟已處於危機狀態，則是無可否認的。

需要說明一下，M2是存量數據，GDP是流量數據，嚴格來說二者並不具備可比性。有研究構建了M2的增加值與GDP之比這一指標，並將其與世界其它國家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見下圖）：雖然中國的M2/GDP低於日本，但ΔM2/GDP遠高於日本，且日本的ΔM2/GDP處於穩定的低水平區間。換言之，在同樣的國民收入水平下，中國每年新增的廣義貨幣更多。此項研究結論與本文所論是一致的。

ΔM2/GDP的國際比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