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三座大山”是国人对苦难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形象表达，然而在这个被称为“太平盛世”的年代，人们重新使用“三座大山”一词来形容当前的生活处境，足见教育、住房、医疗已成为百姓难以承受之重。
作为“三座大山”之一的教育，相较之住房和医疗来讲，并没有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然而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自杀的悲剧，足以表明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安全。那么教育这座大山究竟是怎样压迫、剥削并威胁着国人生命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着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将与我们探讨。
【林丹】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涟】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其实核心内容就是“教育产业化”。而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要把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公共教育经费的教育事业推给了老百姓；要把它变成一个赢利的产业。这个“教育产业化”政策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提出，一九九九年正式推行，到了两千年就在全国开始推行。几年以后，成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一项所谓“改革”。
【旁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处于疲软状态，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办法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扩大就业，带动需求，但一直未能奏效。面对市场萧条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悄悄地增收学费，从而大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学校财政与教师福利。一些人从中得到了启发，“教育产业化”的建议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见诸于报端，并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许多经济学界人士赞成并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实行，其中以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留美学者汤敏为代表。
【何清涟】 当时中国政府正好是苦于市场疲软，找不到好的办法刺激市场，同时又想在教育上甩包袱，所以汤敏的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汤敏在这个政策被采纳之初还很得意地以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自居，但是“教育产业化””实行了两年多以后，真的是怨声载道。人们对它从道德上，和它带来的实际后果上，有很多非常严厉的指责，汤敏后来有些吃不消了，跟媒体解释说:‘我不是“教育产业化”之父’。
【林丹】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何清涟】主要内容就是高收费。实际上.“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讲的是教育体制改革，其实还不如说是教育收费体制改革。那么这个收费的标准上涨到多少呢？有一个专家曾经统计过，他毛估了一下说，中国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三年这十年间，教育乱收费，中小学，还不是讲大学，总共有两千亿人民币。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坚持所谓“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实际上中小学生的乱收费已经非常严重。
我读过天津市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中学生负担的教育费用，就达一千五百多，高中还要更高。小学呢，也是一千多。这都是以各种各样他能想得出来的各种名义收的，比如说杂费等，其他各种要学生们赞助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我儿子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大家早就说了这个“义务教育”早就不是义务了。
曾经有人统计过，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来年之间，每个大学生人均每一年在学校的花费上涨了一百倍。现在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沈重的负担。因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两千零五年刚刚平均跨过一万元人民币，而大学收费却早已突破了一万元。那么如果一个家庭以三口之家计算，家庭年收入是三万元的话呢，那么它就至少有一万元要拿去交学费；另外还要再拿出五千元来供这个学生每年的住宿和吃饭，这还是最低标准。这就等于是一般的城市家庭负担不起。
那么农村里面的农民呢？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过两千元人民币，那么农民就更加负担不起。所以大概从“教育产业化”政策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哪一个村庄里面最穷，就是那一个村庄里面大学生出得最多；哪一个农民家庭最穷，就是他家里出了两个以上的大学生。所以每年到了高考结束录取通知来了以后,整个农村里面考上大学的家庭，真的是很“不幸”。很多家长为了子女读书求爹爹，告奶奶到处求助筹措经费，如果筹措不到，在家里和子女矛盾一激化，家长自杀的很多，如喝敌敌畏、卧轨等，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自杀。还有的人就到街上打一块牌子，说要卖肾供子女读书。这种故事前些年每年几乎都有报道。“纽约时报”二零零五年还报道过江西一个中学生，因为欠了六百八十元人民币的学费，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后来卧轨自杀的事件。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但是中国能够成为。从二零零一年开始，教育、房地产每年都是高踞十大暴利行业的头一名、第二名，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什么。
【林丹】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第二条和第十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二条 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十条: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 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林丹】二零零零年,中国对外宣布，已经如期基本实现了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中央党校‘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课题组，对十六个省的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十五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七年,实际完成三年初中教育的学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报告说经济困难是造成农村学生无法继续升学的重要原因。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 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林丹】新的‘义务教育法’，能否有效地遏制教育乱收费, 真正地实现“义务教育”，人们将拭目以待。
【林丹】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教育资源的配备，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呢？
【何清涟】因为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国家，平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六点几。那么中国呢？前些年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许诺的百分之四。这个数额比台湾要低得多。台湾近些年来一直是占GDP的百分之九点多，最高的时候都占到百分之十二，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在这方面享受的教育福利要高得多。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穷国家，如加纳，都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国耻。
那么为什么教育只在中国产业化，而在别的国家没有被称为产业化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很多，也就是说国家承担了很多。而中国却把这个担子甩给了老百姓，公共教育经费呢只占整个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剩下的一半几乎就全要学生的家长去填补。
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乱收费，二零零四年一月曾经发生过一起挺有趣的事情。当时两个政府部门同时就“中小学违规收费”专案作了一个调查。国家发改委先公布的资料说，中小学在二零零三年的乱收费达到了二十亿人民币。 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份教育部部长周继自己亲口公布，二零零三年乱收费是八亿多。同是政府的两个部门，调查的同一个专案却相差十二亿，这件事让我们看出中国的统计资料是多么的不可信。但是我更宁愿相信发改委这个资料，因为教育部它自己是利益关系人，肯定不会承认自己乱收费。
那么乱收的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去年几个政府部门打了一仗。当时就有人问乱收费到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财政部了？财政部立刻出来说，一分钱都没拿到我们这里来，它既然是乱收费就是违法的，违法的钱它怎么会上交呢？他们都拿去盖他们的豪华校舍，改善教师福利。这根本跟我们财政部无关。
【林丹】您刚才讲到“教育产业化”的问题，那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中国的教育产业是在畸形地发展？
【何清涟】中国的教育产业确实是在畸形发展，至少有这么几个指标可以衡量。第一，就是教育收费相对于人均GDP 过高。衡量这个老百姓负担重不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比率，就是教育收费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多少。
以大学为例，大学的经费主要就是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投入。在“教育产业化”之前，大学教育是不收费的，学生要花费的就是自己一点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入已经逐年减少，前年已经只占到百分之五十了。近两年还在继续降低。第二个就是学生的学费收入。这是一个主要来源，你国家投入的少，学费收入就必然要高。第三个收入不是主要的，就是学校里为大学生提供的后勤服务，包括住宿、食堂的盈利。现在一旦把后勤服务当盈利，学生吃饭就吃得特别差。因为饭菜要价高，质量很差。所以现在大学生在四年学习期内是压力太大了。
中国政府常拿美国作例子，说美国的教育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赢利产业，比如哈佛每年有多少教育经费结馀等。但是美国前两年的GDP是人均三万八千五百多美元，现在应该是接近四万美元，大学人均教育的年收费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而加拿大比美国穷，但它的公共教育是免费。而中国的教育收费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GDP前年刚过一千美元，即八千多人民币，但是大学的人均教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民币。就等于是中国的人均教育年收费占GDP的百分之百还要多。那么与美国的百分之十相比，就可以看到负担之沈重了。
第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教育收费来说太低。比如大学收费已经超过了一万元，那么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才只有一万多一点，农村只有两三千，所以大家支付不起。
第三，就是中国的在校的贫困生过多，这就使得将来中国很多名牌大学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学校都是中国家的名牌，里面的贫困生占的比例低一点，百分之十五左右──因为就算是贫困生考上了这些收费昂贵的学校，也读不起，很多人只能放弃这个机会。一般大学里贫困生是基本上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就是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偏低。“适龄”是指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国际平均水平是占适龄人口的百分之十九，发达国家的比率比这高得多。像美国很多大学，适龄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中国呢？前年才占百分之七点八，现在可能高一点了，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刚过这个线。
第五，就是中国的文盲率太高，并且这个文盲的标准也定得太低。我看到一个由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成人文盲有八千五百多万。另外有一亿是半文盲。 中国政府定的扫盲标准是，城市的人认识两千个汉字；农民呢认识一千五百个汉字，这就说明他们连读报纸都不够用。因为报纸上常用的汉字是五千到八千。就是复杂一点的就是要八千，简单一点的也要五千。所以像这种水平的教育事业是支撑不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那些低素质劳动力干的活，原因在于他们受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要说他们，就连中国城市里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都无法适应现代化产业的素质要求。中国要想达到现代化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必须继续吸收更多的青年人入学。但是这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又不愿意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全推到学生家长身上，而学生家长又负担不起，所以就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林丹】刚才你讲，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个人，他提出来的.那为什么教育产业化在美国能够成功,在中国就不可能成功?
【何清涟】教育产业化这个口号也是中国提出来的，美国没有这个口号。美国教育政策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在作别的事情口口声声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但是一到了搬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就不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有许多和美国不同的地方了。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讲人均GDP，人家是大学年均收费只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十，而我们占到百分之百还有多，这一条它不谈了。第二条它不谈的就是中国缺乏教育产业化的社会环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很简单，美国有很多很多基金会，他们都愿意给优秀的大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而且银行还有一个很完善的贷款机制，如果要是学生家庭负担不了大学的学费, 上学可以去申请奖学金。学生的成绩越优秀，个人才能越突出，申请的奖学金就越多。如果奖学金不足的时候还有贷款，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以后的十年内可以分期偿还。
那么中国呢？第一，根本就没有赞助大学生读书的奖学金的基金会，有限的那么两三个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家办的，那经费极其有限，每年也就是象征性地资助几个人，相对于中国几百万大学生那是杯水车薪。第二，就是中国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的机制非常不完善。因此美国大学生能够借助来完成学业的所有手段，在中国基本缺乏。
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个教育产业化政策，只考虑了美国大学收费这个特点，但就是没考虑中国的社会环境不适宜。而且它又没去参考欧洲，包括加拿大的公共教育免费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中国特色这个标准是常常灵活使用，在它觉得该使用的时候它就使用。比如讲到政治制度，我们不能民主化，就强调中国特色，其他的方面它就只强调相同的。
【林丹】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银行也开始向学生发放贷款，毕业以后按期偿还。这样是不是会减轻学生的负担呢？
【何清涟】这个助学贷款从“教育产业化”开始就已经在讲，要求大家给贫困生提供贷款，但是银行里实施起来确实很困难。首先就是申请很不容易，比如有一百个学生提出申请的话，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六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助学贷款。第一就是要符合贫困标准；第二，有偿还能力；第三，还要学校出证明和学生的家乡出证明。 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学生办一个贷款申请要长达半年时间，证明的文件要几十个之多。据媒体报道，最初一批得到银行贷款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跟银行建立了还款的联系，但还有一部分人工作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还款。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学费昂贵﹐大学之门为什么还这么拥挤﹖
高考 - 前途的搏弈﹐请看腐败是怎样将你挤出大学门﹖
教育质量 , 教学设施是否与高昂的收费相符﹖
何清涟访谈: 难以承受的重负 – 教育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刚才您介绍中国的教育制度产业化以后带来的后果，就是高收费。那面对这样高的收费，我们也看到每年的高考，还有很多人在挤大学的门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何清涟】非常简单，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远远供大于求的国度，每年都有两千多万的人要挤向就业岗位元元，这就需要竞争，其中之一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所以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这个社会得到一个收入比较高的比较好的职业，能够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贫困人口过多不是好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下层，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社会下层。一个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主要就是逐渐减少贫困人口，途径是通过提高国民教育，让他们慢慢地加入中产阶级。人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讲的。所以中国的家长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自己再穷、再苦也愿意把子女送上大学。
中国的储蓄率年年增高，像二零零六年已经超过了二零零五年的十万亿，年初是十二万亿，年底达到十四万亿，其中居民储蓄的首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所以这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只要子女愿意读书，家长是节衣缩食，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把子女供上大学。这就是大学收费虽然高，大家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他们送进大学的原因。
【林丹】讲到高考，我们看到每年的高考的录取有很多很多的腐败现象的发生，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何清涟】我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正好谈的就是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应该说高考是一个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它保证竞争的公平性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确实让人失望。我常常说一句话叫做， 看一个国家的现状，要看这个国家的吏治，就是看政府是否清廉；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教育。那么教育的入口，就是这个高考。中国的高考招生发生了严重的腐败，至少有三个发生腐败的环节，便于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的形成。
第一个，大概从四、五年前，政府规定每年高中有百分之五的保送名额，本来保送的标准是按照德才兼备,选优秀生.但这保送名额后来成了各地政府官员和学校的校长自己保送人的一个理由。 湖南省隆回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保送的人全部都是他们当地干部的子弟,这件事情后来引起了很大的民愤
第二个就是录取的时候有一个“定向”招生。因为中国有很多艰苦的专业，比如林业、矿业，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紧缺的专业，它录取的分数比一般的高校要低二十分。很多人因为要读大学他考不上别的，他就占这个便宜，那么就要去买分数，买一分就要付给那个招生人员多少多少钱，比如一分要一万元，所以这也是一个腐败的漏洞。
第三个就是高考招生时的“抛档案”。比如要招一百个，那抛档案的时候是要抛一百二十个，那么他们中间就有二十个可能就不在选取之列。这一点给了招生人员和那些要搞腐败的人很大的空间。所以很多人就会预先把学生的考号、名字等等全部送进去。张三他可能比另外一个人高二十分，但是找一个理由就是不取他，而且这个也是无需解释的理由，反正我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你抛给我的范围内选，那我选谁不选谁；这个高我不选；我要选那个低的，我觉得他合适，还没人能来问，所以这个成了很大的漏洞。
这些年来中国的高考招生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最着名的是两千零三年上海交大招生时发生的事情；然后北航又发生类似的事，这都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些院校。招生的人，大都是学校的行政干部或者一些教师，平常他们觉得没有机会，这一下机会来了就不放过。但是招生人员到一个地方招生，人生地不熟，他是卖方，要卖招生的名额，那么谁是买方？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又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产业，就是高考招生的仲介产业。
中国报纸上曾登载过广西招生的情况。在考场外有很多仲介人在活动，在帮招生的一方物色买主。他们讨价还价，越名牌的大学越值钱，越紧俏的专业越值钱。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专业定价不同。从报道来看，卖分数已经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谈判技巧，可见这个行业形成有很久了。因为一个行业刚刚新生的时候，肯定没有很复杂的行规，那么到现在行规､技巧､价码都已经非常复杂，这本身就说明高考招生腐败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些年来还形成了一种“计划外招生”。大学为了“创收”，早就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发明了一个“计划外招生”。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正式招收的学生一般都要低一点，九十年代中期好象是低百分之十。我记得我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招生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指标。为了让经济系“创收”，允许他们计划外再多招收十个，那么这十个人缴的学费，就归系里面，系里面拿它作为资金用来改善教师福利，发奖金。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腐败。
招生腐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古时候把科举制叫做“国家抡才大典”。发生腐败，那要杀很多人的头的。就像雍正时代那个“江南科场案”，砍了好几个大官的脑袋。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高考腐败，到现在为止入牢的人都不够多。这说明中国真的很没有希望。这种腐败至少让大学生感觉到，在竞争的入口前他们就很不平等。
【林丹】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新的大学在不断地产生，中专变成了大学，有的是大专变成了学院或者大学，那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上大学呢？
【何清涟】中国这几年确实是大学学生人数猛增。二零零一年是毕业生只有一百一十五万，到了二零零五年是三百三十多万，那么二零零六年是四百一十三万，几乎增加了三倍多。这些年确实是很多根本资格不够的中专升成大专；大专升成本科；学院升成大学，这就导致了大家嘲讽的中国教育大跃进。
其中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教育产品质量远远低于所付学费所应该达到的标准。记得两千年三月份我到杭州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杭州的大学生递了一个条子给我，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每年要交五千多元，但是我感觉到老师没教我们相应的知识，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受骗了。
确实，很多原来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能够上大学了；不够资格读大学的人也能读大学了，这是大家看到的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大学教育数量扩张的同时，质量在下降。很多大学的教育、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根本就跟不上，所以就出现了教育的质量低劣和它的高收费很不相符的状况。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大学，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跻身中产阶级美梦能否成真?
多年寒窗毕业在即，二零零七年就业市场前景展望.
教育大跃进后果渐现，大学破产并非危言耸听？
何清涟访谈: 难以承受的重负 – 教育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那您刚刚讲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我想这也比较公平，特别是对一些贫苦的比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这也是他们能够“翻身”的一个跳板，那么他们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吗？
【何清涟】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达到了，在八十年代后期也达到了，九十年代前期这个目的也能达到。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个目标就距离中国家长和大学生本身的预期越来越遥远。远的不说，我就说两千零一年以来的六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六年走低。二零零一年呢大学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七十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二零零二年这个比例就下降了就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几。那么到了二零零三年就是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中国政府是给很多单位下了指标，要求务必达到就业率百分之七十，当时各个省的政府都是向中央保证了的，结果到后来就业率不足百分之四十。二零零五年的资料呢，政府说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几，但是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的一个调查，二零零五年大学毕业生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人就业了，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七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既然连工作都找不到就不要说找好职业了，所以从就业率来说，是离这个中产阶级的梦越来越遥远。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从小城镇出来的不愿回去。小城镇没有什么现代化产业，主要就是政府部门公务员；还有就是一些垄断行业，如自来水厂、电厂这些岗位。但这些行业的职位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进的了的。为什么这些年来乡镇政府机构一年比一年庞大？就是因为县一级领导经常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乡政府、镇政府来当公务员。所以没家庭背景的小城镇学生不愿意回去，有的就留在学校里就当“校漂”，留在大城市如北京的就叫做“京漂”，实在没办法就业的就成了“啃老”一族。“啃”就是用牙齿啃的意思，就是要靠吃父母的。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去年联合调查并公布的一组资料，表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青年人的失业比例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比例百分之六，而达到了百分之九，也就是说这一个年龄阶段很多人无法就业。其中呢这些无法就业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七十是长期失业，而“长期失业”的概念是指一年以上没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调查报告谈到，很多人到了三十岁没办法结婚，因为他养不起自己，也养不起妻子。还有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只能住在父母家里。为什么？因为他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这样的事情在大城市越来越普遍。
这个情况又还反映在“海归”问题上。原来留学生好找工作，现在留学生回去成了成了“海待”，就是待业，即海外归来的待业者越来越多。原来只要你讲我是美国回去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学，州立大学也好、名牌大学也好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已经挑文凭了，你不是名牌大学，不是好专业人家还不要你，于是成了“海待”。
象瑞士这个留学费用非常高，每年是三万多美元，四年总共需要十二万美元。那么投入了这么多，结果回到中国去以后，结果找到了也就是三千人民币，就算很好的，很多人找不到。你去算算，他这一十二万美元的投入，换来了年薪三四万人民币，要多少年才能收回这个教育成本。这也是我谈到的教育成本，教育投入的成本和这个教育获得的收益之间，严重地不对称，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进入了一个瓶颈的表现之一。
二零零六年“北京晚报”登了一个消息，就是八宝山火葬场要招收三名管理人员，结果出现了一万多人去竞聘这个职位的排队长龙。其中有博士、有硕士、有大学生。这条消息在“北京晚报”登出来以后舆论哗然，很多大学生的家长非常沮丧，说我们花了这么高的代价，让儿子女儿辛辛苦苦，十几年寒窗，最后连求一个火葬场职位的可能性都这么渺茫，我们这么辛辛苦苦供子女读书是图什么？很多家长花高价，耗尽家里的全部储蓄把孩子送到大学，是希望拿到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社会的通行证。现在连续六年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降，大家发现那个出口原来并不通向社会中上层，反而成了毕业即失业，这对一个社会的信心打击极大。
我曾经在香港和一个计程车司机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原来在广东，他说香港好，因为香港社会有向上流通的管道。他说，我只要辛苦工作，我的子女可以读大学，可以改换社会身份，可以不再像我一样当计程车司机，所以这个社会很有希望。他这段话其实表达了所有人的一种共同心声。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还成了失业一族，就说明这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被阻绝了，那么整个社会的人就会很沮丧，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
【林丹】上海东方卫电视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报道了这样两条消息, 讲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和北京就业市场发生的事情, 从中我们可以对大陆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状况窥见一斑。第一条消息说的是上海有一个区的环卫局，要招聘三十名三十岁以下的清道工, 来应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_1】招聘会开始一个小时不到,就有六十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中专职校的应届毕业生,有部分应聘者甚至有大专、本科文凭。一些应聘者表示，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做个清道工总比做“啃老族”好得多。【采访_1】不分职位的高低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我自己应该好好把握。 【采访_2】自己付出辛苦劳动，都应该得到别人尊重。【采访_3】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应该平和，然后务实一点。
【林丹】下面这条消息讲的是北京某洗浴中心公开招聘，引来五千多名大学生的争相报名，他们竞聘的是什么职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_2】 小周是京城某知名大学的大三学生,来洗浴中心实习刚刚两天。他说最开始他应聘的是总经理助理，但这次招聘的上百个岗位,不论是管理岗位,还是基层工作,都要从搓澡、捏脚做起。在这家洗浴中心像小周这样的人还不少。浴场经营者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五千多名大学生的应聘材料，而像小周这样的愿意从搓澡工做起的，则有两千多人。【采访_1】搓澡工其实也是一种工种，只有从这样一个基层的岗位来做起，是磨练大学生的意志。【采访_2】对此市民看法不一，我挺能接受不是什么坏事嘛。【采访_3】怎么来说大学生嘛，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吧。
【林丹】虽说职业不分贵贱, 行行出状元，但是昂贵的学费投入，寒窗数载苦读，父母的期望和个人的追求恐怕远不止是大学毕业后做一个清道工或是搓澡工吧。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连大学生都在争抢这些职位，那么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姓们，又将如何生存呢？
早在二零零四年教育部部长周济就对外宣布说，中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在校生突破二千万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网民说，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为这种好大喜功，揠苗助长的做法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发布的‘二零零七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文指出，二零零七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二千五百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一千万。 以“结构性失业”为特征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并将蔓延至“十一五”。
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两次就业高峰，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第二次是由于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这次就业高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的缺口，将使上千万青年人无法就业。
【林丹】那面对大学生找工难这种局面, 中国政府在大学招生人数上有没有一些限制呢, 以免造成这种浪费呢?
【何清涟】我认为招生与市场需求是脱节的, 因为招生的时候, 大学出于本身扩张、要增加收入的需要多招。因为教育产业化就意味着学校多收入；意味着教师高福利。所以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大学教师是所有的知识份子中间，住房改善得最快；福利改善得最好；工资也提高得最快的一个知识群体。所以他们自己也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但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也不会减少招生。
【林丹】面对大家都还在往大学入口在挤的这种现象,中国的教育还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啊？
【何清涟】很快就要过去。已经算过了二零零八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到时候首先破产的就是那些质量低劣的大学，比如中专升大学的啦；大专升学院的啦；这些大学将招不到学生了。年已经出现了温州地区的人不愿意读书的现象。温州地区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选择通过海外的亲戚到美国的CHINATOWN，还有到法国的一些工厂里去打工。很多人说了到美国做裁缝，一个月能够挣多少多少钱。所谓“裁缝”就是在制衣厂打工。
大学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很多中小城市的人，找工作家长要托关系，送人情，就要花几万，乃至十万元钱，才能买到一个工作岗位。可买到的工作岗位的月收入，还只有两三千块钱，那么就是等于你要好几年才能把这个成本──不是说教育成本，只是找工作需要的成本弄回来。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再度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还不如打工。当然对于贫困地区的人，读书还是唯一出路。
【林丹】您刚刚提到大学破产，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您能不能详细地给我们讲一下？
【何清涟】大学破产是2005年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两千年开始实施教育产业化，各个地方把教育产业化当作当地的GDP政绩，批地给他们造大学城，中国现在总共是三十一个大学城，占地六千多公顷，用地是三千一百多公顷，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那么现在这些大学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建大学城的钱都是靠银行里贷款，虽然说是社会､学校集资，但是实际上钱最后都是银行里出。用大学城的名义圈地，政府要给很多优惠，成本相当低。因为这几年房地产疯长，他们圈到地以后不是用来建大学城，而是转手卖给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者大家合作来开发，这就发生了很多腐败问题。
像重庆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大学腐败到什么样子。他们批到的地只花了两万元一亩，结果呢，它被以六十万元一亩卖出去。学校里委托给学校办的一个公司办理这件事，那个公司就交给学校四十万元一亩，还有二十万元呢，就是由这个公司和学校里，以及和土地沾边的那些领导､个人全部私分了。所以这个大学城现在有三十一个在建的工程，但是完工的不多。
二零零五年国家审计署对杭州､南京､廊坊､珠海这四个城市里的九座大学城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均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违规用地等等非常严重。每一个大学为了建大学城，向银行里借的资金动辄就上亿，这个问题马上就要发生危机了，就是还不起。现在人家开玩笑说，大学校长们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互相问你们借钱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借了钱来就算是长期贷款三年､五年你也要还。
大学要还贷款，主要是靠三个大学收入。一个是国家拨款，这个不可能再增加了；还有一个是学生的学费；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后勤服务这些后续收费。后面两者都依靠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学招生如果下降的话，结果意味着没有人给你交钱，学生人数如果相对固定，大学要提高收入，还得靠提高学生的收费。二零零五年在世界杯比赛当天，四川大学“闹事”，就是因为四川大学又想办法乱收费。它颁发了一个新的收费标准，说一个学分要加收一百元，但它又从来不跟学生讲清楚毕业需要多少学分，所以学生就努力地修，结果发现最高的要补交一万几千块，最少的也是要补交三千多块，而且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补交。学生本来就借了一屁股债还不起，这个规定一颁发，学生群情激愤，到了晚上藉口学校停电不给他们看世界杯，于是一千多个学生就开始“闹事”，这都是对学校的乱收费不满而发生的骚动。
学校今后会面临这样的状况，第一，家长负担不起，可能有一部分很穷困的人就慢慢地不读了。第二，富裕地方的学生，他发现读书也没有前途，不读了，如温州。还有一个就是要读书的适龄人口的高峰在二零零八年达到峰值，以后适龄人口就会下降，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读大学了。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的大学持续扩张成为不可能。。既然持续扩张是不可能的，而借银行的钱要还，那么大学城建设今后要怎么办？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中国教育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症结何在？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维权？ 中国百姓面临抉择。
搬走大山，改革教育，敢问路在何方 ?
何清涟访谈: 难以承受的重负 – 教育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您刚才讲了中国教育的很多很多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何清涟】我觉得你＝要靠现政府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府自己宣称“三个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早就说过了它谁也不代表，就代表它那个利益集团，它现在考虑的都是以它们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和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未来有所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减少贫困人口，都是要依靠教育。那么中国政府把这个教育的责任，甩包袱推到了民间老百姓身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中国政府没有钱吗？不是。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GDP年年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年年增高，但是它用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就是军费开支。每年美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都谈了中国投入了多少多少钱去扩充军力。中国在目前没有国际战争的危险，因此扩充军力其实不是紧迫之需。我觉得提高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才是当务之急。
第二, 我觉得中国在金牌体育上面投资得太多。有人早就算过，中国每一块金牌的平均投入是三千万元到八千万元之间，这还不包括运动员的服装费、日常的开支和他们得奖的那些花费，只是包括培训费用就这么多。中国确实是成了一个体育金牌大国，但是它不是一个体育强国。因为老百姓的体育设施很少很少，日常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机会，所以中国为什么在八、九岁或十来岁出来的孩子到美国，有一个弱项就是体育成绩不好，跟美国孩子比起来差得太多。所以中国是一个金牌大国，但是一个体育弱国。我觉得这部分费用与其花来培养几个运动员得这种金牌，还不如用来提高全国老百姓的体育素质，多投一点经费让学校改善体育设施。
第三，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不必要的援外开支。邓小平还比较务实，我记得在改革之初，他就已经谈了，今后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道义上的援助，意思是不再打肿脸充胖子。那么从江泽民统治的后期开始，这个苗头又出现了。中国援建了非洲很多国家豪华的体育场馆，连本国人民当时都还没有。像这些年援助柬埔寨好几亿美元，而这些援助的钱其实大多数也没用在柬埔寨人民身上，而是用来维护这个柬埔寨政府的特权集团。比如四千九百万用在建一个政府大楼等。所以我觉得援外不必要。
产生这么多问题关键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体制”。所谓“极权体制”就是由这个政治寡头集团说了算。那么他们这部分人觉得怎么样做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怎么样做，基本上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中国教育之所以出现我今天讲到的那五大畸形现象，其实就是长久以来这个政府对人民不负责任造成的。以前北大的校长吴树青等这些老知识份子还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说，你们要重视教育，你们不重视教育，你们要成为千古罪人。而现在提拔的大学校长都是党的干部，政治忠诚是第一位的，根本再也不提这些话了。他们怎么样能够捞满个人腰包，就捞满个人腰包。而且学术腐败的现象也触目惊心，成了国际丑闻。学校发生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如大学里的很多女孩子为了筹措学费，不得不去卖淫。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现在它们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统治的稳定，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它们要考虑的问题。至于中国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让中小学生学马克思主义；学什么“江泽民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为了维持下一代对这个政权的信心。而所有的下一代其实等到他们成年进入社会以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学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虚假、虚伪和无耻。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中国现在要想寄希望于这个政府来改善中国的教育，把这个国家人民的长期福祉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我认为简直就没有可能。
【林丹】面对目前中国这样的这种教育状况，作为一个老百姓，难道只能是任人宰割吗？
【何清涟】现在目前中国老百姓真的是任人宰割。 教育现在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比如招生的名额招多少由高校决定；分数线也由它确定；买分数的价格也由它确定。你这个买方完全没有讨价还的馀地。虽然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种非法的，但是卖方也居于优势。所以老百姓只能是说你同意要我了，我就欢天喜地，你要多少钱，只要我能拿出来我就凑上去。我觉得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中国这几百年来的社会结构都是政府、大的企业和经济利益集团是几块大石头，那么老百姓是一盘散沙，一粒粒的沙子是不能和这个大石头对抗的。而沙子要能粘成团，只有一条路，就是允许老百姓成立自己的民间组织；能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去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就像美国的产业工人通过“劳联-产联”；教师通过“教师公会”，他们才能够游说国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主张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写到美国的法律里面。政治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大家讨价还价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每到了国会选举的时候，议员就要提出特别多的、符合选民愿望的要求。比如要增加工资啦；要减少失业啦等等，等等。
中国因为不是个民选政府，它基本上可以不考虑任何老百姓的要求。而且中国政府最痛恨的就是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或者成为一个威胁它统治的力量，哪怕这个组织根本没有威胁到它，它只要感觉到你威胁它了，它就要镇压。比如说法轮功。其实法轮功当初并没有政治诉求，但是它感觉到你有聚集底层民众的力量，那么它就要镇压你。
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国的异议人士，都把这个私人的权利私权利，比如就业、医疗、土地等等各种各样的经济权利，都看作是与政治无关的权利，他们错了。因为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施，首先就是政治权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还有结社自由。因为只有言论自由你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只有结社自由你才能够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去和政府讨价还价；也只有集会自由的情况下，你才能有组织的跑上街头，在圆桌政治之外开展街头政治，或者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所以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就连这些权利都没有，你想保护自己的权利，政府就说你是非法集会。比如人民为了土地抗争，它就说你是治安事件、暴乱事件；你要是在网上发言，它就说你危害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为了减少政府的打压认为我们不要政治权利；我们与政治无关，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在中国政府眼里，它很清楚地知道，这两种抗争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争取私权利的抗争，最后必然演化为争取公权利。比如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当初要求的是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运动。还有南非最初要求的是反对种族歧视，最后也成了一个要求参政权利的运动。所以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界线，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不能够作茧自缚，应该努力争取，因为等待政府赐予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直在安慰自己说，坚持改革，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会达到政治民主化。而这几年的现实表明，中国政府把言论空间收缩得越来越小。最近又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规定要是随便报道社会动乱，要罚款十万元，还要追查政治责任，并且还要通过人大把它立法。这就说明它正在收缩言论空间。
至于政治上，它为了对付老百姓抗争，从九十年代以来三条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专门打击异议人士的三条鞭子，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就给你安上一条。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危害了国家安全；泄露了国家机密，后来才发现你什么都没有泄露，它也要给你安上这个罪名，大家才知道这些罪名原来与“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一样，都是政府用来压制批评声音的法宝。中国老百姓一定要端正这个认识，争取私权利要从争取公权利即政治自由开始起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是岌岌可危。
【林丹】 中国教育领域的弊端还远不止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最近网路上流传着民间版本的‘二零零六高校教育十大震撼事件’ ，展现了弥漫于高校的学术腐败、科研欺诈、就业率做假、高校挥霍钜资建造豪华校门等等问题，人们不仅惊叹中国教育病了，然而病根在哪里呢？ 清华大学着名美术家、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教授，已连续四年无法招收到一名满意的学生，陈教授说，现在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什么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但实则是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 、“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很多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并没能真正培养出受教育者的基本科学素养。
何清涟女士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已经严重破坏了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 即：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促进青年一代道德成长、心理发育的功能；以及促进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功能。她说，失败的教育制度自然不能养育英才。中国能否真正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不仅需要改进当今政府的作为，还需要培育出一代健康上进的青年，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借用一位网友的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新浪网 - 网民负离子说： 教育不是“产业”，它是事关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不是老百姓的“消费”，它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教育不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权。 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中，何清涟女士将继续就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感谢您关注‘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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