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走入今日的百姓话坛节目。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到各级政府甚至到首都北京进行上访。听说在北京的附近出现了一个个上访村，很多访民在那�边少则住了几个星期，多则甚至住了好多年。他们的情况我们在海外的网上经常能看到，好像他们是目前中国当局认为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这些访民经常是作为被监视，被驱赶，甚至被抓捕的物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上访的现象，那么他去上访都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的遭遇情况又是如何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残疾访民张建平先生。张先生呢，他因为冤案，他曾上访从乡镇一直到首都，历经八年的时间。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案情简介：
************************************************************************************* 江苏常州市民张建平，90年代曾是当地一家小型化工厂的承包人，97年7月的一天在送货途中，被浙江湖州市妙西纺织厂的大卡车追尾，酿成惨案，致使张建平高位截瘫。交警最终认定肇事方应负全责，但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1998年张建平只能将肇事方告上法院。98年12月，宜兴市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沈建中应赔偿张36万馀元，然而判决生效后法院并未执行。直到2001年12月，张等到的却是宜兴市法院的一纸中止执行的裁定书，理由是“被执行人沈建中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张在正义人士的帮助下，找到了确凿证据，证明宜兴法院办案法官枉法判案。证据显示：肇事车辆实际承包人是沈建芳、沈春轩等人，而判决结果却由沈建中来赔偿。据张建平说，法院判定对他赔偿的沈建中实际上没有财产可执行，而实际承包人沈建芳却有偿还能力。张的代理律师认为：案子很清楚，交通肇事者造成人身损害必须承担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认定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都是错误的。拿到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据后，张建平先后向宜兴市法院、无锡中院申请再审，而两级法院均以驳回其再审申请做答。
张建平不得不无数次的到市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地上诉、申诉，历经八年。无辜被撞成高位截瘫的受害者，在事实清楚，实际责任人有能力赔偿的前提下，八年多来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张建平是家�的独子，上有年近80岁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儿女，伤残后寸步离不开妻子的陪护，且化工厂倒闭，所以家�除了他父亲的退休金外，无其他生活来源。法院不负责任的裁定破灭了全家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并把他们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多年的奔走呼号，张家已债台高筑，一贫如洗，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因多次上访，张遭到公安人员的威胁、恐吓、监控，多次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005年7、8月，张建平的双亲先后忧愤辞世。好好的一个家庭被害的是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张建平不得不向政府书面申请困难补助。中央二台对张建平的经历做了报导，虽然报导只是就案件的不公做了一些说明，没有敢触及任何实质性问题，也造成一点舆论影响，使有关部门终于决定“关心”一下张建平的问题。2005年12月底再由省高院组织相关部门就张建平的案子组织协商，达成一致：由宜兴市政府协调有关方面给予张建平一次性补助26万元，条件是必须承诺“停访息诉”；法院官员则口头警告：若不服再上访，按劳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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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看了以上的介绍呢，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的人，我们很难想像这样一位无辜被撞成高位截瘫的这样的受害者，在事实非常清楚，肇事的责任人有能力赔偿的这种情况下，却八年来得不到赔偿，很难想像。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所谓法制很健全的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件事得不到解决呢？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通过网上电话，与张建平先生进行交谈，听听他是怎么讲述他的故事的。张先生，您好，您能不能进一步跟我们谈一下，在这个判决中，被判以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位沈建中是个什么人，好吗？
张建平：要谈到沈建中这个人物，那就是个移花接木，为了把这个案子复杂化，为了复杂化，为了逃避赔偿。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肇事车的真正承包人，沈建芳的小舅子。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后来拿到的证据，根本跟沈建中没有任何关系。
主持人：那么就是说为了逃避赔偿，这个案件的责任人他是被调包的。不过在中国不是有很健全的法律吗？中国的法律条文，是一条条白纸黑字，很清楚的，而且很健全的，难道在中国可以有法不依吗？
张建平：你就说法律来说，宪法也增加了保障人权，尊重人权，包括侵权、渎职，包括立案标准这些司法，其实都是非常完备的。这些法律，甚至包括宪法实施有用吗？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律，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法律。这些法律它只是在打击异己啊，政治斗争中才用。你不是说老百姓，你有贪赃枉法的证据，我有相关法律，我就可以到检察院，或者到人大，或者是监督部门来控诉，它就受理，它根本不予理睬。老百姓，法律不是来保护你的，根本你要按照它的程式走。什么信访，检察院，人大，监督，那都是死胡同。我在北京信访村南站一住就是一个月，那边常住的有上万人，都去和他们沟通，没有听到一个按照政府提供的救济途径能够得到解决的。
主持人：是啊，八年是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中国抗战才八年嘛。您能不能谈一下，这八年您的遭遇，怎么样？
张建平：我到北京，到南京去上访，当地的国安、政法委、公安都专派了车子，前门后门，你从那个央视报导我那个房子，你看到，前后门警车停着，三个所长、一个指导员，带着六个人，联防队的，还包括公安局的，就在我后门口，八个小时一个班，被限制了人生自由。而且它们很下流，晚上就给你打骚扰电话，我这身体不好，上半夜都睡不着觉，刚睡着它就给你打电话。晚上就踹你的门，砸你的门，不让你睡觉。我走不了，我的母亲跟我岳母上北京，抓回到宜兴市芳桥派出所，那种非人的虐待，冬天一个礼拜，每天给你一顿稀饭，一碗稀饭，你饿死也不给你饿死，就打啊，晚上不让你睡觉。我们是冤啊，它不否认这是个贪赃枉法的案子，而且它还给你下毒手。所以我们当地老百姓说，共产党真厉害啊，对付一个瘫痪的人用千军万马，那么多人围着。曾经有一次我上街到医院去，它们派了几十辆车子，武警、交警、公安、国安整个的车路全部封起来。
主持人:到北京上访了多少次？您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张建平：到北京大概有十多次吧，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五中全会。刚刚开始，我不是说非常信任共产党，因为你是在这个体制下，不得不去按照它的规定走正常的程式。后来，走了几次，一次，去一次都是几千块，我夫妻两个，费用都要几千几千，根本没有用。他接待了你，“这个是有问题，你回去……”他就是骗你，“你回去，回去之后等等…”怎么怎么，一等等一年，半年，没有任何消息。最高法院我去过几次，他从来不否认这个案子有问题，他从来不否认，他就是不给你处理。还有一个荒谬的事就是第三者责任险，我是法定的受益人，他开庭审理，他竟然不通知我参加诉讼，你说荒谬不荒谬，你说到什么程度，司法腐败到什么程度了。
主持人：那么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还是仅仅是你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呢？
张建平：像我这样的受害者，得不到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公正，就包括我请的律师，也都（说）……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从我这个上访的经历来看，那是普遍的，那不是一个个案。原来我们以为我们司法腐败，我们就针对腐败来进行申诉，但事实上这是跟一个体制有关系。打个比喻，邓小平他提出了改革开放，当然他没有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他只是开放。当时的我们国家，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开放，打个比喻就是久旱遇到了一场大雨。但是这场大雨下来之后，就是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官匪勾结，贫富差距等等社会问题，都开始泛滥，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说实在话，一党专政就是堵住下水道的一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不拿掉，那么这些贪污腐败，贪赃枉法等等问题，包括两岸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的，都会泛滥成灾的。如果不废除党禁，不废除报禁，那么你看，每年上访到北京上访的人，是几百万。记住哦，几百万不包括到县、市、省上访，如果包括那个，那是几千万上亿。我所说的几百万进京上访的，就是在地方上到省一级都解决不了，多年解决不了，才被迫到北京去的。
主持人：好吧，谈谈你个人，这么多年的上访你都是没有结果的，那么你还会，这么多人都在上访，很多人都是没有结果的，那么你还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张建平：过去告状，进京告御状是民告官滚钉板，现在告官是九死一生，多少人死在上访这条路上。但是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啊，不去为我自己的合法权力去争取的话，那么我也是死路一条。因为你看我爱人今年是40岁，把我弄到卫生间啊，厕所啊，现在她非常吃力了，再过五年她怎么弄？这很现实啊，没办法生活啊。
主持人：那么，张先生，我能不能继续问一下，那么这么多年来您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幸，那您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
主持人：当我出事的时候，我小孩6岁，我父母亲74岁，都要靠着我在生活啊。我当时出事之后，看到司法这么腐败的时候，我真是不想活了，生不如死啊，本身的病啊，伤痛啊，生不如死。那种迫害，这种冤案，这种折磨，更是生不如死，我无法面对这个现状。我也曾经尝试过绝食，甚至尝试过到多用插座上去摸，因为我动不了，翻身都翻不了，没有成功啊。后来我也想通了，何必呢，谁害我？肇事者是过失，那贪赃枉法那些贪官，他是故意呀，我就应该，我应该，身体不行，我把我的精神竖起来，精神支柱不能倒啊。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一，从此以后不寻死；二，不送死，不找死，不怕死。那些人恐吓，不是一点半点的恐吓。他不是恐吓我啊，不单单是恐吓我，他甚至“张建平，你小孩还要读书呢”。因为我小孩当时在宜兴读书的话，到学校还要大概七八�路。当时我也很担心啊，它们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一个什么事故啊，什么，它们干的出啊，这些人干的出啊。当时我就非常严肃的跟宜兴公安的人说，我说我家小孩这么多年，要么不出事，要出事就是你们这帮人干的。而且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着我们村�面的村民，很多人，周围的人，老百姓，因为我不怕死，因为我怕我的家人……
主持人：您谈的这些呢，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们在海外住的人，很难想像你的孩子都能受到威胁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二台不是拿你的遭遇做过节目吗？像这样的媒体曝光难道对你没有帮助吗？你能不能谈谈中国媒体在中国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好吗？
张建平：从我的理解来说，所谓那个监督，当然按照我们这个体制有人大，有检察院，媒体也是一个监督的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大。因为它毕竟是党的喉舌，它对那个贪赃枉法腐败这些东西，它只能点到为止，甚至它对这些践踏人权、非法拘禁、迫害我们冤民、访民，更不能去涉及这些东西。在这种体制下，是受到局限性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拍了之后，报导之后，当时那个公丕祥，江苏省高院的院长公丕祥，他原来是师范大学，南师大的法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国内还是比较知名的法学专家，我们当时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报导之后，他的那个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张建平你这个案子公院长在亲自督办，你放心。那么后来我就给公院长打了个电话，一我是表示感谢，第二个我要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当时公院长很明确，张建平，我看了这个案子，我也知道你的情况，我肯定给你公正的处理。当时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的那些关注我的律师啊，记者啊，国内那些关心我的人，他们当时就给我泼冷水，张建平，你不要太乐观，因为他也是受这个体制的限制，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如果三个月内，它有规定，三个月不下裁定再审，或裁定哪怕是驳回，因为原来它是用通知书，一直没有下法律文书，那么，你自己看吧。果然到今天，它都没有给我驳回，裁定驳回，或者裁定再审。可见这个体制下，法学专家跟文盲法盲流氓当院长是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体制造成的悲哀。他法学专家也是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也会用我们的生存权、合法权益去做交易的。在零四年，开了个听诉会，当时提出一个什么呢，给十万块钱，以其撤诉条件。我说我绝对不会撤诉的。后来就跟我的律师谈，不超过二十万。不要说这个判决计算远远不公正，一半都不到呢。这几年上访，一次次的南京北京花费多少，你给我二十万让我撤诉的话，我等于一分钱没拿到，我现在欠多少外债？我说，你要是这样做的话，我说，院长，我肯定还要上北京。当时他们这帮人，“北京？嘿嘿，六四怎么样？”“凭你张建平到北京？”那种恐吓，当时还有我们很多村民在，因为共产党它有个很下流的一个口号，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枪杆子�出政权，这个非常血腥。我说是非常下流，那就是流氓行径，一党专政，这体制，说白了是什么，就是人为的造成了统治和被统治两个阶级，就形成了一种非肤色的种族歧视现象。老百姓，你不要谈人权，你就像我张建平，八年了，连自己起码的生命健康权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人权，谈什么政治权。在这个体制下，你谈这个都是痴人说梦。
主持人：那么在你这八年的上访中，难道你没有碰到过同情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吗？有没有什么事情使你觉得特别感动呢？
张建平：最使我感动的应该说是那些平民百姓对我的帮助。我一个高位截瘫的人，我爱人要把我弄上汽车，弄上火车，到北京，到南京，都是路途非常遥远。她是一个女人，她是根本没有能力的，帮助我的都是一些生活在基层的平民百姓。还有个使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执政者到处在宣传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社会，但是对待我们上访的人，雇佣一些流氓，当地的地痞流氓，来打上访的人，残害上访的人，而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每个礼拜在南站，韩国的有个基督教会，他们都来发放一些救济的粮食，御寒的衣服，人家没有宣传什么三个代表，也没有说什么和谐社会，人家就是真正的关心，人性化。
主持人：在中国对宣传一向控制得非常严厉的，那么今天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有没有担心过，您的个人安全会受到影响？
张建平：我知道过去国内有反革命罪，现在有颠覆政权罪，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罪名被抓，被入狱。如果我因为自己的合法权力，因为我爱国，爱自己的国家，说了真话，而被赋予这样的罪名的话，我不介意。我认为有一本书说的很好，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正悟的黑暗”。就是苏联的独裁者史达林时代那些搞运动，其中有一个元帅，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当时那个清算的时候，清查组，搞运动的那些，相当于当时我们的文革小组一样，让他交代反革命罪。他经过反省，他说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省，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反革命罪，我倒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给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我倒觉得我有反革命罪。那么同样，如果我要是因为我说了真话，因为我的爱国，我说了真话，而获得了颠覆政权罪，那我应该很乐意啊。
主持人：您这一番讲话我觉得很有深度，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我也同时很佩服您的这种勇气。张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那么最后您看您通过我们这个媒体对海外的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建平：最近那个胡锦涛又在效仿江泽民谈什么三个代表，现在又在谈那个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我很失望，真的很失望。我就想通过媒体恳请胡锦涛先生，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因为他是现任的领导人，他既然是领导人，他就有这个责任。唯一的出路就是废除党禁，废除报禁，让司法独立，什么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生活在大陆，我们看到对岸台湾，那两种社会，一个是绿洲，一个是沙漠，这种生态，这种民主生态就是这样大的差别。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张先生。但愿您的努力能够讨回公道。张先生，他的案子呢，我们在海外这样一个环境，特别是中国大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很难进行核实，但是我想你们每个人能够得出您自己的结论。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