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二十日电）中国四川震灾目前造成三万四千馀人死亡，对于目睹亲人死亡的幸存者，心理创伤将难以弥补。专家发现，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幸存者心理创伤将持续几十年，如果得不到专业救助与治疗，将发生人格改变、扭曲，而且很可能终身无法痊愈。
北京“科学时报”报导，汶川地震后，很多观众从电视画面中注意到，从瓦砾中被营救出来的孩子，大多并没有哭喊，他们表情麻木、迟滞，似乎对外界失去反应能力，这种状态同样也表现在一些幸存的成年人身上。
中国心理学会日前召开记者会，提出了“科学”、“理性”地进行心理救援的呼吁。
根据心理学定义，判断心理创伤性事件有三个标准：危及人类生命；不可预期；无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创伤治疗师方新表示，四川汶川地震无疑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属于重大心理创伤事件。
她说，在创伤事件发生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可以透过自身所具备的应付策略自然恢复；而高达百分之三十的人，将从灾后几天到几十年，陆续出现不同的症状。这些人如果得不到专业的救助与治疗，将因此发生人格的改变、扭曲，而且很可能终身无法痊愈。
正在进行唐山大地震三十年心理创伤研究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杨凯文表示，研究显示在唐山地震二十至三十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创伤后精神障碍的问题。
目前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存在回避问题：拒绝看、听与地震相关的场景和事件，拒绝回忆或讲述与地震相关的情节和过程。
他说，回避问题，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碍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十倍。
杨凯文将唐山地震发生时还是青少年的市民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震时未满五岁的儿童，第二组是五岁到十几岁的青少年。三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孩子中，存在大量人格扭曲、障碍的问题，特别是第一组儿童，他们目前都不到三十五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时，年龄越小的儿童，长期遗留的问题也越严重。
针对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坍塌、中小学生遭受创伤严重的现状，杨凯文表示，对中小学生的心理救援任务，将格外严峻与紧迫。
从电视和新闻图片中，除了麻木迟滞的反应外，也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另一些人则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走、救人，忙于种种事务，或者只是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方新表示，这是一种正常幸存反应。这种反应也传递给了营救人员、医护工作者，甚至是现场新闻记者。他们在短时间内将突破自己体力的极限，超负荷工作。正如亢奋情绪可以波及、影响众多人员，在短时间的亢奋后，精神崩溃也有可能波及到亲历者以外的人群。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钱铭怡说，尽管目前由于交通、通讯不便，无法准确掌握灾区的资讯，不过透过各种渠道了解的情况表明，处在抗震救灾一线人员的心理状况值得忧虑。
方新将创伤危机分为三个级别，危机的第一级别是亲临地震的幸存者，他们被恐惧、无助、被别人死去自己却活下来的内疚感而压倒。第二级别就是出现在救灾一线的营救人员、医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因为工作强度大，因为无法救更多人的自责感而濒临崩溃。
第三个级别则涉及到透过电视、网路、报纸目睹灾情画面的每一个旁观者。学术界称之为“替代性创伤”。
杨凯文解释，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共情”能力，所以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心理工作者，都有可能因替代创伤而崩溃。很多旁观者甚至可能指责自己、指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居然无所作为。
从目前中国心理学会掌握的情况，很多位于北京的心理咨询机构都接到了明显高于平日的预约求诊电话，很多人在看了灾情画面后无法承受，出现了生命不可测等悲观、沮丧的情绪。
有一些人对电视、广播提出指责说，电视台、广播台居然还在播放娱乐节目。但钱铭怡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指责是不科学的。现在更需要适度的娱乐节目，对公众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与释放。
她呼吁媒体，为了保护幸存者，不要追问受灾过程的细节；为了保护公众，不要播放过于惨痛、血腥的灾情画面。
针对那些希望成为志愿者的人，她呼吁，不要盲目赶赴灾区，否则一旦成为替代创伤的患者，反而为救援工作增加更多的负担。
在记者会上，中国心理学会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比做一场遭遇战。
国外经验表明，这场战役将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是震后一周，在这个阶段中挽救生命、保障安全是工作的重点。第二个阶段是震后三个月内，这一阶段将重建社会支援，对创伤者进行情绪疏解和哀伤辅导。
第三个阶段将是一场持久战。据统计，地震发生三个月后，幸存者的自杀行为将逐渐显现并持续增加。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并存在。他们中很多人如果得不到救助，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出现酗酒、吸毒、忧郁和自杀倾向。
目前的研究数据发现，在酗酒、吸毒、忧郁和自杀倾向的人群中，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对一些人的治疗甚至可能要持续几十年。
另人忧心的是，从目前的资源与需求配置上看，初步估计，汶川地震直接波及的人群数字高达一千万人。而创伤心理治疗队伍全部人员数字，目前无法得知，但中国心理学会属下的、具有国际资格认证的专业创伤心理治疗师，只有三十三人。
尽管算上一些长期从事创伤心理辅导的资深人员，这个数字可以有所增加，但面对一千万人的潜在需求，这场可能持续几十年的灵魂遭遇战，其艰巨与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有不少心理工作者、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赶赴灾区，开始对幸存者和一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
对此，钱铭怡表示，创伤事件的心理治疗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不是任何一个有心理咨询或治疗资格的人都能胜任。非专业创伤治疗人员，在这种情形下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处理这种事件时经验不足、自身免疫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心理工作者感染“替代性创伤”，自身反而成为需要救助的对象。
报导表示，唐山地震时，中国国力弱，创伤治疗在中国大陆完全是空白，遗留了大量存在的心理障碍的人群。而在二零零三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危机时，创伤心理治疗的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当时中国心理学会就曾呼吁，建议建立创伤事件心理干预的体系，却没有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报导说，此次汶川地震受灾面积广、涉及人群庞大，在这场艰巨的遭遇战面前，除专业人员不足外，管理与调度的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
北京“科学时报”报导，汶川地震后，很多观众从电视画面中注意到，从瓦砾中被营救出来的孩子，大多并没有哭喊，他们表情麻木、迟滞，似乎对外界失去反应能力，这种状态同样也表现在一些幸存的成年人身上。
中国心理学会日前召开记者会，提出了“科学”、“理性”地进行心理救援的呼吁。
根据心理学定义，判断心理创伤性事件有三个标准：危及人类生命；不可预期；无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创伤治疗师方新表示，四川汶川地震无疑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属于重大心理创伤事件。
她说，在创伤事件发生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可以透过自身所具备的应付策略自然恢复；而高达百分之三十的人，将从灾后几天到几十年，陆续出现不同的症状。这些人如果得不到专业的救助与治疗，将因此发生人格的改变、扭曲，而且很可能终身无法痊愈。
正在进行唐山大地震三十年心理创伤研究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杨凯文表示，研究显示在唐山地震二十至三十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创伤后精神障碍的问题。
目前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存在回避问题：拒绝看、听与地震相关的场景和事件，拒绝回忆或讲述与地震相关的情节和过程。
他说，回避问题，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碍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十倍。
杨凯文将唐山地震发生时还是青少年的市民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震时未满五岁的儿童，第二组是五岁到十几岁的青少年。三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孩子中，存在大量人格扭曲、障碍的问题，特别是第一组儿童，他们目前都不到三十五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时，年龄越小的儿童，长期遗留的问题也越严重。
针对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坍塌、中小学生遭受创伤严重的现状，杨凯文表示，对中小学生的心理救援任务，将格外严峻与紧迫。
从电视和新闻图片中，除了麻木迟滞的反应外，也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另一些人则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走、救人，忙于种种事务，或者只是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方新表示，这是一种正常幸存反应。这种反应也传递给了营救人员、医护工作者，甚至是现场新闻记者。他们在短时间内将突破自己体力的极限，超负荷工作。正如亢奋情绪可以波及、影响众多人员，在短时间的亢奋后，精神崩溃也有可能波及到亲历者以外的人群。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钱铭怡说，尽管目前由于交通、通讯不便，无法准确掌握灾区的资讯，不过透过各种渠道了解的情况表明，处在抗震救灾一线人员的心理状况值得忧虑。
方新将创伤危机分为三个级别，危机的第一级别是亲临地震的幸存者，他们被恐惧、无助、被别人死去自己却活下来的内疚感而压倒。第二级别就是出现在救灾一线的营救人员、医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因为工作强度大，因为无法救更多人的自责感而濒临崩溃。
第三个级别则涉及到透过电视、网路、报纸目睹灾情画面的每一个旁观者。学术界称之为“替代性创伤”。
杨凯文解释，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共情”能力，所以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心理工作者，都有可能因替代创伤而崩溃。很多旁观者甚至可能指责自己、指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居然无所作为。
从目前中国心理学会掌握的情况，很多位于北京的心理咨询机构都接到了明显高于平日的预约求诊电话，很多人在看了灾情画面后无法承受，出现了生命不可测等悲观、沮丧的情绪。
有一些人对电视、广播提出指责说，电视台、广播台居然还在播放娱乐节目。但钱铭怡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指责是不科学的。现在更需要适度的娱乐节目，对公众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与释放。
她呼吁媒体，为了保护幸存者，不要追问受灾过程的细节；为了保护公众，不要播放过于惨痛、血腥的灾情画面。
针对那些希望成为志愿者的人，她呼吁，不要盲目赶赴灾区，否则一旦成为替代创伤的患者，反而为救援工作增加更多的负担。
在记者会上，中国心理学会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比做一场遭遇战。
国外经验表明，这场战役将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是震后一周，在这个阶段中挽救生命、保障安全是工作的重点。第二个阶段是震后三个月内，这一阶段将重建社会支援，对创伤者进行情绪疏解和哀伤辅导。
第三个阶段将是一场持久战。据统计，地震发生三个月后，幸存者的自杀行为将逐渐显现并持续增加。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并存在。他们中很多人如果得不到救助，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出现酗酒、吸毒、忧郁和自杀倾向。
目前的研究数据发现，在酗酒、吸毒、忧郁和自杀倾向的人群中，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对一些人的治疗甚至可能要持续几十年。
另人忧心的是，从目前的资源与需求配置上看，初步估计，汶川地震直接波及的人群数字高达一千万人。而创伤心理治疗队伍全部人员数字，目前无法得知，但中国心理学会属下的、具有国际资格认证的专业创伤心理治疗师，只有三十三人。
尽管算上一些长期从事创伤心理辅导的资深人员，这个数字可以有所增加，但面对一千万人的潜在需求，这场可能持续几十年的灵魂遭遇战，其艰巨与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有不少心理工作者、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赶赴灾区，开始对幸存者和一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
对此，钱铭怡表示，创伤事件的心理治疗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不是任何一个有心理咨询或治疗资格的人都能胜任。非专业创伤治疗人员，在这种情形下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处理这种事件时经验不足、自身免疫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心理工作者感染“替代性创伤”，自身反而成为需要救助的对象。
报导表示，唐山地震时，中国国力弱，创伤治疗在中国大陆完全是空白，遗留了大量存在的心理障碍的人群。而在二零零三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危机时，创伤心理治疗的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当时中国心理学会就曾呼吁，建议建立创伤事件心理干预的体系，却没有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报导说，此次汶川地震受灾面积广、涉及人群庞大，在这场艰巨的遭遇战面前，除专业人员不足外，管理与调度的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