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06月04日讯】梅兆赞博士（Dr Jonathan Mirsky）曾担任过英国卫报的记者、泰晤士报的东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为很多报刊写过报导与评论文章。他还在着名大学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过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课程。在他做记者期间，他多次随英国的首相、外交大臣们访问中国，采访过很多中共的上层人物。
一九八九年在他担任英国卫报的记者期间，目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天安门大屠杀。在他身边被子弹击中胸部而倒下的一个年轻人，在被击中前还在说当兵的发出的不是真正的子弹。
梅兆赞博士因为报导天安门大屠杀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英国报界的国际记者奖 （International Reporter of the year）.
在6.4中共大屠杀19周年到来之际，梅兆赞博士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在1989年6.4期间亲眼见证中共军队枪杀百姓的危险经历。
*亲眼见到坦克车碾压示威者
我在中国工作多年。当时我以英国报纸《观察报》记者的身份待在天安门广场。我是从四月份学潮开始的第二天就去过广场了，一直呆到六月四号。我亲眼目睹了广场上的一切，亲历了四月份开始的各种游行，并与很多游行者交谈。六月三号深夜我见证了军队驶入广场。
军队杀害了很多市民，有些是被枪击中，有些是被坦克车压死的。至于究竟广场上一共有多少受害者，还是个未知数。也许有好几百人吧。也许北京其它地方死的人比广场上死的人要多，我不敢去轻易下结论。但是医院里满是受伤的市民、学生和死人。我见到了很多人被杀害，由于广场上人山人海，成千上万，我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细节。
*被武警痛打
当时我也被武警痛打了一顿，我牙齿被打掉，胳膊折断。我之所以惹来这顿打是因为我不小心挡住了他们的路。
当时我准备撤离广场，这时很多坦克车开了进来。坦克碾着人的身体前行，枪声大作。我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我退到了天安门广场前的金水桥上，由于我的自行车留在了紫禁城，我打算取出自行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意味着我要在毛的画像下走过去，这时一位武警看到了我。我举起双手，说到：“我是外国记者”，他们说：“你他妈的记者”，然后就是拿起警棍对我一阵痛击。当时挨打的不是我一人。我看到一有人走过来，武警就给他们一枪。我想我命休矣。但是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枪击我，我得以活着离开了广场。
这次挨打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政府显示了它从来不为人知的一面。后来我越来越体会了这种恐惧，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着类似的事件。
*学生家长和医护人员被枪杀
我回到北京饭店，在另一位记者房间里待着。第二天早上，由于旅店距离广场很近，我骑上另外一辆自行车又返回了广场。这时已经是六月四日上午十点半，我见到很多广场上的人都被杀死了。在长安街上，那些失踪学生的父母望眼欲穿的等候着。长安街上也有很多士兵，坦克车面对着长安大街。几百人都到处奔跑着，家长们想要闯进广场。一会儿一位警官出来了，手持大喇叭，让大家快快离开，如果不离开就要开枪了。这时有几位士兵凌空开枪。大家吓得卧倒了，包括我，因为我从昨天晚上已知道那是真枪实弹。我大声告诉人们那是真子弹。但是当时太喧闹了，人们好像没有听到，都站了起来。这时士兵们向人群开枪了。大概有几十人中弹了。很快协和医院的救护车来到了，七、八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救助市民。很多人都吓跑了，也有一些人躺在地上，包括我。这时士兵又向医护人员开枪了。我匍匐着爬开了。
*被拉平板车的人救走
我在路上喊住了一辆平板车，希望他能把我带回旅店。我躺在平板车上，感觉很糟糕。被殴打，目睹杀人，让我感觉如噩梦一般。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北京姑娘。她骑着自行车。我想，这个天真的姑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问我：“你见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了吗？”我回答说：“都见到了”。她冲着我打了个胜利的手势，骑车而去了。那时我感觉好了一点，这个姑娘将我召回了现实。
*医院里尸体成堆
我们报纸的摄影记者去医院里拍照。我们把成堆的尸体照片发表到报纸上，那不是几个人，而是摞起来的成堆的尸体。后来他把照片发回了伦敦。
*我通过电话向英国讲述
六月三日晚上，也就是我被殴打后待在另一记者屋子里时，令人惊奇的是北京饭店居然没有掐掉电话线。我给总部打电话，讲述我的经历。六月四日《观察报》得以刊登整个故事，下一期的报纸则刊登了我们摄影编辑的照片。
*北京市民不再敢对外国人说真话
六四之后，人们对外国人讲话时明显谨慎了起来，这与天安门事件之前迥然不同。在运动刚开始时，人们的条幅上讲：“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或者“工人、农民、学生应该团结”。在四月中旬，类似的条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民主”！等等。六月四号时，所有这些条幅、标语都消失了。那些“支持党的领导”的标语高悬着。真是世事变幻莫测。这说明人们把旧条幅保留着，挂上要求民主的条幅，又在镇压后立刻换上了旧的腔调。真是太快了。当然一些我的好朋友还会私下和我聊天，但是一般的市民对外国人不再敞开心扉。
*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
学潮中人民要求新闻自由、政府多元化，当看到政府仍然保持沉默，人们又喊出了“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当时广场上人们喊着“李鹏下台！打倒共产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还要求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人们敢于说出这种话，但是人们说了，说得那么热烈，就好像压抑的瓶塞被打开，人们愤懑的情绪一下子奔涌而出。中共当局急着把这个瓶子重新盖上，甚至不惜牺牲高层官员赵紫阳。
*那年春天有四百多个城市发生了游行
那一年很多人都参加了游行。一共有四百多座城市爆发了群众游行。这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我在天安门事件几个月之后在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一幅图，上面标明了游行的城市。我数了数，四百多个。现在那幅图再也找不到了。
*六四那天下午我飞回了英格兰
当时机场空无一人。没有机场警察，没有海关，没有移民处，诺大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几个航空公司的人在桌子边呆着。我持有一张伦敦的回程票，登上了那几乎空无一个旅客的飞机，我于六月四日返回了伦敦。
*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我被中共定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它没有给我任何理由。只是说“你自己知道”。我的十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了。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中国仍被噤声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仍然不能在中国被提起。目前还有人因此入狱。如果有人敢于在网络上提出“天安门事件”，警察就会造访其家，还可能将其逮捕。在中国这次事件被称作“政治风波”，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件“风波”。
*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出乎我的意料
我从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政府好像是消失了。大街上没有警察，没有士兵，北京非常平静，人们异常平静。人们都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日常的问候“你吃了没”被“你参加游行了吗？”所代替。我们误以为政府失去了控制，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密谋对策。据说当时的政治局在争论如何处理局势。
*现在我相信 只要需要，他们就会杀人
（记者：如果共产党再次挥起屠刀，您是否会感到惊奇？）
Jonathan Mirsky：不会。只要需要，他们就会杀人。西藏、台湾、新疆都是例子。共产党想把住中国的统治权，它会改变自己，缓和一些矛盾，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中国。
*英国首相布朗没在唐宁街会见达赖喇嘛
当达赖喇嘛来到英国时，与布莱尔不同，布朗没有在唐宁街十号会见他。由于中国有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低头。英国外交部长说：“中国和西藏两方面都需要保持克制”，这当然是假话。中国是共产独裁的国家，没有人权，但似乎西方国际社会也没把人权放在第一位。谁敢提出经济制裁，中国可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联合国只是在谴责缅甸、刚果、索马里等小国的人权，对中国却是噤若寒蝉。
*对中国人民要说的话
很多中国人向往民主制度。如果说中国人不想要民主，或者无法在民主体制下生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台湾、香港、很多大陆人都表达了不同的自由观点。如果中国人能站出来真是了不起，但他们必须准备好受到残酷的报复。
（视频：六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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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在他担任英国卫报的记者期间，目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天安门大屠杀。在他身边被子弹击中胸部而倒下的一个年轻人，在被击中前还在说当兵的发出的不是真正的子弹。
梅兆赞博士因为报导天安门大屠杀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英国报界的国际记者奖 （International Reporter of the year）.
在6.4中共大屠杀19周年到来之际，梅兆赞博士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在1989年6.4期间亲眼见证中共军队枪杀百姓的危险经历。
*亲眼见到坦克车碾压示威者
我在中国工作多年。当时我以英国报纸《观察报》记者的身份待在天安门广场。我是从四月份学潮开始的第二天就去过广场了，一直呆到六月四号。我亲眼目睹了广场上的一切，亲历了四月份开始的各种游行，并与很多游行者交谈。六月三号深夜我见证了军队驶入广场。
军队杀害了很多市民，有些是被枪击中，有些是被坦克车压死的。至于究竟广场上一共有多少受害者，还是个未知数。也许有好几百人吧。也许北京其它地方死的人比广场上死的人要多，我不敢去轻易下结论。但是医院里满是受伤的市民、学生和死人。我见到了很多人被杀害，由于广场上人山人海，成千上万，我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细节。
*被武警痛打
当时我也被武警痛打了一顿，我牙齿被打掉，胳膊折断。我之所以惹来这顿打是因为我不小心挡住了他们的路。
当时我准备撤离广场，这时很多坦克车开了进来。坦克碾着人的身体前行，枪声大作。我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我退到了天安门广场前的金水桥上，由于我的自行车留在了紫禁城，我打算取出自行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意味着我要在毛的画像下走过去，这时一位武警看到了我。我举起双手，说到：“我是外国记者”，他们说：“你他妈的记者”，然后就是拿起警棍对我一阵痛击。当时挨打的不是我一人。我看到一有人走过来，武警就给他们一枪。我想我命休矣。但是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枪击我，我得以活着离开了广场。
这次挨打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政府显示了它从来不为人知的一面。后来我越来越体会了这种恐惧，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着类似的事件。
*学生家长和医护人员被枪杀
我回到北京饭店，在另一位记者房间里待着。第二天早上，由于旅店距离广场很近，我骑上另外一辆自行车又返回了广场。这时已经是六月四日上午十点半，我见到很多广场上的人都被杀死了。在长安街上，那些失踪学生的父母望眼欲穿的等候着。长安街上也有很多士兵，坦克车面对着长安大街。几百人都到处奔跑着，家长们想要闯进广场。一会儿一位警官出来了，手持大喇叭，让大家快快离开，如果不离开就要开枪了。这时有几位士兵凌空开枪。大家吓得卧倒了，包括我，因为我从昨天晚上已知道那是真枪实弹。我大声告诉人们那是真子弹。但是当时太喧闹了，人们好像没有听到，都站了起来。这时士兵们向人群开枪了。大概有几十人中弹了。很快协和医院的救护车来到了，七、八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救助市民。很多人都吓跑了，也有一些人躺在地上，包括我。这时士兵又向医护人员开枪了。我匍匐着爬开了。
*被拉平板车的人救走
我在路上喊住了一辆平板车，希望他能把我带回旅店。我躺在平板车上，感觉很糟糕。被殴打，目睹杀人，让我感觉如噩梦一般。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北京姑娘。她骑着自行车。我想，这个天真的姑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问我：“你见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了吗？”我回答说：“都见到了”。她冲着我打了个胜利的手势，骑车而去了。那时我感觉好了一点，这个姑娘将我召回了现实。
*医院里尸体成堆
我们报纸的摄影记者去医院里拍照。我们把成堆的尸体照片发表到报纸上，那不是几个人，而是摞起来的成堆的尸体。后来他把照片发回了伦敦。
*我通过电话向英国讲述
六月三日晚上，也就是我被殴打后待在另一记者屋子里时，令人惊奇的是北京饭店居然没有掐掉电话线。我给总部打电话，讲述我的经历。六月四日《观察报》得以刊登整个故事，下一期的报纸则刊登了我们摄影编辑的照片。
*北京市民不再敢对外国人说真话
六四之后，人们对外国人讲话时明显谨慎了起来，这与天安门事件之前迥然不同。在运动刚开始时，人们的条幅上讲：“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或者“工人、农民、学生应该团结”。在四月中旬，类似的条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民主”！等等。六月四号时，所有这些条幅、标语都消失了。那些“支持党的领导”的标语高悬着。真是世事变幻莫测。这说明人们把旧条幅保留着，挂上要求民主的条幅，又在镇压后立刻换上了旧的腔调。真是太快了。当然一些我的好朋友还会私下和我聊天，但是一般的市民对外国人不再敞开心扉。
*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
学潮中人民要求新闻自由、政府多元化，当看到政府仍然保持沉默，人们又喊出了“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当时广场上人们喊着“李鹏下台！打倒共产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还要求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人们敢于说出这种话，但是人们说了，说得那么热烈，就好像压抑的瓶塞被打开，人们愤懑的情绪一下子奔涌而出。中共当局急着把这个瓶子重新盖上，甚至不惜牺牲高层官员赵紫阳。
*那年春天有四百多个城市发生了游行
那一年很多人都参加了游行。一共有四百多座城市爆发了群众游行。这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我在天安门事件几个月之后在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一幅图，上面标明了游行的城市。我数了数，四百多个。现在那幅图再也找不到了。
*六四那天下午我飞回了英格兰
当时机场空无一人。没有机场警察，没有海关，没有移民处，诺大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几个航空公司的人在桌子边呆着。我持有一张伦敦的回程票，登上了那几乎空无一个旅客的飞机，我于六月四日返回了伦敦。
*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我被中共定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它没有给我任何理由。只是说“你自己知道”。我的十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了。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中国仍被噤声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仍然不能在中国被提起。目前还有人因此入狱。如果有人敢于在网络上提出“天安门事件”，警察就会造访其家，还可能将其逮捕。在中国这次事件被称作“政治风波”，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件“风波”。
*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出乎我的意料
我从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政府好像是消失了。大街上没有警察，没有士兵，北京非常平静，人们异常平静。人们都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日常的问候“你吃了没”被“你参加游行了吗？”所代替。我们误以为政府失去了控制，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密谋对策。据说当时的政治局在争论如何处理局势。
*现在我相信 只要需要，他们就会杀人
（记者：如果共产党再次挥起屠刀，您是否会感到惊奇？）
Jonathan Mirsky：不会。只要需要，他们就会杀人。西藏、台湾、新疆都是例子。共产党想把住中国的统治权，它会改变自己，缓和一些矛盾，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中国。
*英国首相布朗没在唐宁街会见达赖喇嘛
当达赖喇嘛来到英国时，与布莱尔不同，布朗没有在唐宁街十号会见他。由于中国有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低头。英国外交部长说：“中国和西藏两方面都需要保持克制”，这当然是假话。中国是共产独裁的国家，没有人权，但似乎西方国际社会也没把人权放在第一位。谁敢提出经济制裁，中国可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联合国只是在谴责缅甸、刚果、索马里等小国的人权，对中国却是噤若寒蝉。
*对中国人民要说的话
很多中国人向往民主制度。如果说中国人不想要民主，或者无法在民主体制下生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台湾、香港、很多大陆人都表达了不同的自由观点。如果中国人能站出来真是了不起，但他们必须准备好受到残酷的报复。
（视频：六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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