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5月，我受“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的邀请，在莱茵博物馆参加了一个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当时做我的德语翻译的，是一位风度良好、待人友善的年轻女性，她，就是最近因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被停止播音，从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
如果把“张丹红事件”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它就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一个变幻的时代。当中国因其“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繁荣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其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股红色浪潮正逐步渗透西方，令西方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守卫自己信奉的民主价值观。
张丹红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成长于北京的张丹红，于80年代留学德国，于90年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2004年升为中文部副主任。几年前我认识张丹红时，她正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一起，在该电台增加有关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节目。
最近，费良勇、彭小明等德国民阵的朋友发表了《谈张丹红事件》一文。他们在批评张丹红错误言论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张丹红曾经专注地了解海外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发展，如实地报导2006年柏林支持中国民主化国际大会。她也相当关注国内被打压、被监控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命运，……。”
然而，在2008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这位在西方社会事业顺遂，并关注人权的女性，突然转变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高度赞赏她是“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勇士，网上“五毛党”（中共雇用的网评员）以及爱国者们群情激奋，纷纷声援敢于反西方的“爱国英雄”张丹红，并痛骂处分张丹红的德国媒体“重现纳粹幽灵”。
而另一方面，一些站在民主、人权立场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张丹红的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批判。还有人对张丹红的身份产生怀疑，将她视为中共的“文化特务”和“卧底间谍”。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张丹红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我们就只能根据她的言论进行分析，不能以猜测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在众说纷纭之中，德国之声发布了一个《有关张丹红讨论的通告》。通告说：“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
张丹红的言论错在哪里？
张丹红到底发表了哪些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言论，需要调查处分？由于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西藏抗暴、四川地震和奥运，德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因此，张丹红就由一个采访他人的记者，受邀为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嘉宾。也许是“爱国情结”作祟，加上知识侷限和思维方式等问题，她在一些场合信口开河，其中有一些言论错得离谱。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几天，张丹红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
在这里，张丹红犯了认识上的严重错误。尽管中共确实使一些中国人脱贫，但这不意味着它就不侵犯人权了，事实上，中共在发展经济时还在不停地侵犯人权。当年希特勒就曾使德国减少失业率，造成经济发展，我们能说希特勒对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吗？
同时，把几亿中国人的脱贫说成是共产党的“贡献”，这就忽略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曾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也无视了当今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何况，中共至今还在制造新的贫困，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仍然有两亿五千万人失业，很多人养老无着。
笔者感到很难过，作为一个中文记者，张丹红不会不了解许多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例如被无辜监禁的、被强制坼迁的等等。但他人的苦难似乎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印象，她似乎认为，为了中国奥运的荣光，那些被欺凌、被迫害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当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时，张丹红说：“德国也有禁止网页的，例如对有害儿童的黄色网页被禁止。”有一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德国禁止有害儿童的色情网页是为了保护孩子，而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是侵犯基本人权。
第三，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次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张丹红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说错，中共确实给了西藏很多经济资助。但张丹红显然不知道，西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藏传佛教，而喇嘛是藏传佛教徒敬奉的“三宝”之一。今天，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全被一个大汉族政权逼得流亡在外，谁能说中共这是在“保护西藏文化”？
海外华人的一个惊人转变
由于张丹红的上述言论，德国《焦点》杂志称她是“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不管张丹红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对一个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的赞颂，客观上是对民主国家人权理念的背叛，是在人权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将此视为“灾难”并不过分。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张丹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她的言论彷彿是中国当局官方言论的翻版，和网上的五毛党同气相求，同时，她的言论还代表了一些新兴爱国的海外华人，甚至代表了国内新富起来的部份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
九十年代初笔者到欧洲避难，曾到一些国家做人权演讲。当时海外华人或者同情支持八九民运，或者不问政治，共产党的宣传几乎没有市场。但十几年过去，海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开始繁荣强大起来，许多人转而认同一个强行代表祖国的共产党政权。一股巨大而混沌的民族主义浪潮渗透世界的每个角落，裹挟了很多华人。
为什么居住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华人，会去认同一个专制政权？这里面既有人之常情，例如中国人传统的故土之爱、家国之思，也有国民劣根性中爱面子的弱点，以及崇拜强权的奴性。一些海外华人还有投机爱国、牟利爱国等动机。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来，大量国内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的子女移民、留学海外，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的传统结构。这些新华侨大都是一些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贪官污吏及其子女，与过去从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镇压下逃出来的海外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管这些人以什么手段移居海外，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只要中国强大富裕所带来的面子荣光和心理上的自豪感，却不愿承担国内人民在专制统治下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其幻觉
网上有报导说，在海外一片红色浪潮中“挺身而出为中国说话”的张丹红，曾于2007年春节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她那7岁的女儿，还在采访时即兴唱了两首歌。可见，作为德国新闻界官员回到祖国，张丹红受到了礼遇，挺风光也挺惬意的。
笔者认识的一位瑞典汉学家L，多年来他为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颇受我们尊敬。但近年来，L被中国官方机构频频邀请去中国讲学，给予合作机会及一些殊荣。于是，在瑞典记者报导北京因奥运会驱赶民工等消息时，这位汉学家在电视上皱着眉头，指责瑞典记者不该报导中国的负面消息，并大事赞扬中国的进步。
今天，中共“化敌为友”的统战技巧已日益高明，其统战姿态也变得非常柔软。来自最具民主精神的北欧国家的学者，尚且经不起经济繁荣和中共拉拢的诱惑，又何况一个本来就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张丹红呢？就连曾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刘再复，也在当局恩准他回国之后，不顾“六四”冤魂未散的现实，高声唱起“ 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的赞歌来。
目前在国内，被认为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并左右舆论的，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写道：“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他认为，这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
人们曾经相信，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中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并未像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反抗权贵，争取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是依附于当权者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包括笔者过去的朋友和同事）都和张丹红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当局立场上说话。
他们曾同情过被政府机构殴打身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也知道两亿民工的疾苦。但在萨斯期间，政府一夜之间轰走被视为传染源的几十万民工，中产阶级为了自身安全而默许这样的行为；为了奥运，北京周边水库地区的农民早就被禁止用水，他们饮水困难，庄稼无法播种，而北京的中产阶级却在享受哗哗不尽的自来水。
当那些有钱也有闲的中产阶级在网上，亲亲热热地称呼胡锦涛、温家宝为“胡哥”和“宝宝”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产生了极大的幻觉。一群连选举权也没有的可怜虫，随时有被当局抛弃或掠夺的危险，但他们居然以为自己真的很平等地，和“胡哥”们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了。他们俨然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说话，不许别人说中国不好，喊打喊杀地支持“胡哥”严厉镇压西藏人。这就令人回忆起希特勒被选为领袖的往事，当时德国中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排犹，其结果是自我毁灭。
德国人对红色渗透特别警觉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对西方国家里中文媒体的渗透已经很普遍了，为什么只有德国人产生警觉，把张丹红的言论当作一个大事来调查？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他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曾经被滥用，使希特勒能因其煽动性的言论而上台，所以，现在德国在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同时，也非常警惕不让任何人操纵言论。在美国等国被允许的纳粹言论，德国法律却以“言论自由的例外”而加以禁止。
例如，一位着名电视主持人因在节目中说了一句“纳粹对家庭的态度是积极的”，便立即被解雇。即使如此严格地禁止纳粹言论，在“记者无疆界”的各国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德国仍然名列第20名，而中国则是第163名。
之所以要对张丹红的言论展开调查，这主要是因为张丹红的公职身份。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需要效忠于国家宪法，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必须遵守该电台的宗旨，否则就是违约。《德国之声》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使听众“获悉德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了解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当地媒体不能报导的事情。”
即使张丹红是受邀到其他媒体做嘉宾，她也是带着《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头衔去的。作为新闻官员，她今年的言论显然是在和德国的民主价值观唱反调。过去张丹红因为遵循民主宗旨而获得提拔，现在也可以因为她违背民主宗旨而遭到调查甚至处分，这是很正常很符合逻辑的处理方式。但无知的新华网和五毛党竭力为张丹红鸣冤叫屈。其实张丹红仍然有自由发表她赞颂中共的言论，只要她不在乎这个公职就行。
在今年发生的大事件中，张丹红领导下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热衷于采访一些亲中的德国汉学家，让他们在节目里赞美中共，而很少报导批评中共的声音。这就误导甚至是欺骗了中国听众，令听众以为德国人都是亲中的。其实这些汉学家未必真的那么热爱中国和中共，只是利益所系罢了。当年鲁迅就曾评价那些前去中国做客的外国人：“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针对《德国之声》的问题，一些德国纳税人质问说：我们交纳的税款，为什么要用来支持一个新华社德国准分社呢？还有德国人怀疑，张丹红的言论不太像是真正的个人观点，而可能有意识形态在背后驱动。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依据。奥运之前，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华侨和留学生大规模的红色集会，都闪现出中国大使馆的影子，有的五星红旗是大使馆直接发下去的。
对德国人来说，张丹红事件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威胁”，这种中国威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红色渗透，是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提议要调查处分张丹红的，并不是传统反共的德国右派，而是左派的社民党议员。除了马克思创办的报纸记者等极左派为张丹红抱不平之外，德国的温和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在张丹红事件上的看法大体一致。
今天，西方民间支持西藏组织去北京，只要打出写着“西藏自由”的标语，不出几分钟，他们就被中国警察抓捕缴获，而中国的红色浪潮却可以在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大肆氾滥。在围绕张丹红事件的这场大讨论中，有德国人说：“我们可以不出口我们的民主理念，但我们自己家里不能被人如此渗透。”那么，西方国家将怎样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十月号
附：张丹红被德国之声降职
中国信息中心报导：据德国《环球时报》和《明镜》的消息，德国之声就张丹红事件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免去张丹红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但仍作为普通编辑留任，并将恢复主持广播节目。
此外，“联邦共和国作家圈”59名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公开信，要求不仅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而且对德国之声所有涉及“极权国家”的编辑部门进行审查。作家协会认为“张丹红事件”并非个案，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导内容以及中文部的工作人员当中是否有中共党员进行彻查。这封公开信认为，张丹红是个“政治糊涂的记者”，但这不是个案，因此要求“审查中文部过去5年的节目”，而且要求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关于极权国家报导及向这些国家发出报导的编辑部门，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说，对俄广播编辑部俄文部也在被要求审查之列。他们还主张为德国之声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观察员”，其职责是审查德国之声的节目是否“对专制政权有免疫力”。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是1992年成立的一个松散型组织，只有约60名会员。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和平奖”得主、秘鲁的马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一些德国作家及记者。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不愿公开详细评论这封信，但对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否有中共党员在德国之声工作，或其雇员与中共保持其他不符合记者标准的联系，表示坚决否认。
此前，9月16日，包括王容芬在内的八位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议会彻查德国之声是否遭中共渗透。
如果把“张丹红事件”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它就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一个变幻的时代。当中国因其“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繁荣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其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股红色浪潮正逐步渗透西方，令西方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守卫自己信奉的民主价值观。
张丹红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成长于北京的张丹红，于80年代留学德国，于90年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2004年升为中文部副主任。几年前我认识张丹红时，她正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一起，在该电台增加有关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节目。
最近，费良勇、彭小明等德国民阵的朋友发表了《谈张丹红事件》一文。他们在批评张丹红错误言论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张丹红曾经专注地了解海外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发展，如实地报导2006年柏林支持中国民主化国际大会。她也相当关注国内被打压、被监控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命运，……。”
然而，在2008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这位在西方社会事业顺遂，并关注人权的女性，突然转变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高度赞赏她是“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勇士，网上“五毛党”（中共雇用的网评员）以及爱国者们群情激奋，纷纷声援敢于反西方的“爱国英雄”张丹红，并痛骂处分张丹红的德国媒体“重现纳粹幽灵”。
而另一方面，一些站在民主、人权立场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张丹红的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批判。还有人对张丹红的身份产生怀疑，将她视为中共的“文化特务”和“卧底间谍”。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张丹红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我们就只能根据她的言论进行分析，不能以猜测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在众说纷纭之中，德国之声发布了一个《有关张丹红讨论的通告》。通告说：“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
张丹红的言论错在哪里？
张丹红到底发表了哪些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言论，需要调查处分？由于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西藏抗暴、四川地震和奥运，德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因此，张丹红就由一个采访他人的记者，受邀为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嘉宾。也许是“爱国情结”作祟，加上知识侷限和思维方式等问题，她在一些场合信口开河，其中有一些言论错得离谱。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几天，张丹红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
在这里，张丹红犯了认识上的严重错误。尽管中共确实使一些中国人脱贫，但这不意味着它就不侵犯人权了，事实上，中共在发展经济时还在不停地侵犯人权。当年希特勒就曾使德国减少失业率，造成经济发展，我们能说希特勒对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吗？
同时，把几亿中国人的脱贫说成是共产党的“贡献”，这就忽略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曾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也无视了当今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何况，中共至今还在制造新的贫困，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仍然有两亿五千万人失业，很多人养老无着。
笔者感到很难过，作为一个中文记者，张丹红不会不了解许多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例如被无辜监禁的、被强制坼迁的等等。但他人的苦难似乎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印象，她似乎认为，为了中国奥运的荣光，那些被欺凌、被迫害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当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时，张丹红说：“德国也有禁止网页的，例如对有害儿童的黄色网页被禁止。”有一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德国禁止有害儿童的色情网页是为了保护孩子，而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是侵犯基本人权。
第三，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次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张丹红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说错，中共确实给了西藏很多经济资助。但张丹红显然不知道，西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藏传佛教，而喇嘛是藏传佛教徒敬奉的“三宝”之一。今天，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全被一个大汉族政权逼得流亡在外，谁能说中共这是在“保护西藏文化”？
海外华人的一个惊人转变
由于张丹红的上述言论，德国《焦点》杂志称她是“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不管张丹红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对一个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的赞颂，客观上是对民主国家人权理念的背叛，是在人权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将此视为“灾难”并不过分。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张丹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她的言论彷彿是中国当局官方言论的翻版，和网上的五毛党同气相求，同时，她的言论还代表了一些新兴爱国的海外华人，甚至代表了国内新富起来的部份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
九十年代初笔者到欧洲避难，曾到一些国家做人权演讲。当时海外华人或者同情支持八九民运，或者不问政治，共产党的宣传几乎没有市场。但十几年过去，海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开始繁荣强大起来，许多人转而认同一个强行代表祖国的共产党政权。一股巨大而混沌的民族主义浪潮渗透世界的每个角落，裹挟了很多华人。
为什么居住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华人，会去认同一个专制政权？这里面既有人之常情，例如中国人传统的故土之爱、家国之思，也有国民劣根性中爱面子的弱点，以及崇拜强权的奴性。一些海外华人还有投机爱国、牟利爱国等动机。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来，大量国内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的子女移民、留学海外，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的传统结构。这些新华侨大都是一些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贪官污吏及其子女，与过去从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镇压下逃出来的海外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管这些人以什么手段移居海外，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只要中国强大富裕所带来的面子荣光和心理上的自豪感，却不愿承担国内人民在专制统治下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其幻觉
网上有报导说，在海外一片红色浪潮中“挺身而出为中国说话”的张丹红，曾于2007年春节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她那7岁的女儿，还在采访时即兴唱了两首歌。可见，作为德国新闻界官员回到祖国，张丹红受到了礼遇，挺风光也挺惬意的。
笔者认识的一位瑞典汉学家L，多年来他为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颇受我们尊敬。但近年来，L被中国官方机构频频邀请去中国讲学，给予合作机会及一些殊荣。于是，在瑞典记者报导北京因奥运会驱赶民工等消息时，这位汉学家在电视上皱着眉头，指责瑞典记者不该报导中国的负面消息，并大事赞扬中国的进步。
今天，中共“化敌为友”的统战技巧已日益高明，其统战姿态也变得非常柔软。来自最具民主精神的北欧国家的学者，尚且经不起经济繁荣和中共拉拢的诱惑，又何况一个本来就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张丹红呢？就连曾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刘再复，也在当局恩准他回国之后，不顾“六四”冤魂未散的现实，高声唱起“ 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的赞歌来。
目前在国内，被认为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并左右舆论的，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写道：“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他认为，这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
人们曾经相信，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中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并未像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反抗权贵，争取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是依附于当权者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包括笔者过去的朋友和同事）都和张丹红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当局立场上说话。
他们曾同情过被政府机构殴打身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也知道两亿民工的疾苦。但在萨斯期间，政府一夜之间轰走被视为传染源的几十万民工，中产阶级为了自身安全而默许这样的行为；为了奥运，北京周边水库地区的农民早就被禁止用水，他们饮水困难，庄稼无法播种，而北京的中产阶级却在享受哗哗不尽的自来水。
当那些有钱也有闲的中产阶级在网上，亲亲热热地称呼胡锦涛、温家宝为“胡哥”和“宝宝”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产生了极大的幻觉。一群连选举权也没有的可怜虫，随时有被当局抛弃或掠夺的危险，但他们居然以为自己真的很平等地，和“胡哥”们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了。他们俨然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说话，不许别人说中国不好，喊打喊杀地支持“胡哥”严厉镇压西藏人。这就令人回忆起希特勒被选为领袖的往事，当时德国中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排犹，其结果是自我毁灭。
德国人对红色渗透特别警觉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对西方国家里中文媒体的渗透已经很普遍了，为什么只有德国人产生警觉，把张丹红的言论当作一个大事来调查？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他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曾经被滥用，使希特勒能因其煽动性的言论而上台，所以，现在德国在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同时，也非常警惕不让任何人操纵言论。在美国等国被允许的纳粹言论，德国法律却以“言论自由的例外”而加以禁止。
例如，一位着名电视主持人因在节目中说了一句“纳粹对家庭的态度是积极的”，便立即被解雇。即使如此严格地禁止纳粹言论，在“记者无疆界”的各国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德国仍然名列第20名，而中国则是第163名。
之所以要对张丹红的言论展开调查，这主要是因为张丹红的公职身份。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需要效忠于国家宪法，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必须遵守该电台的宗旨，否则就是违约。《德国之声》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使听众“获悉德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了解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当地媒体不能报导的事情。”
即使张丹红是受邀到其他媒体做嘉宾，她也是带着《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头衔去的。作为新闻官员，她今年的言论显然是在和德国的民主价值观唱反调。过去张丹红因为遵循民主宗旨而获得提拔，现在也可以因为她违背民主宗旨而遭到调查甚至处分，这是很正常很符合逻辑的处理方式。但无知的新华网和五毛党竭力为张丹红鸣冤叫屈。其实张丹红仍然有自由发表她赞颂中共的言论，只要她不在乎这个公职就行。
在今年发生的大事件中，张丹红领导下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热衷于采访一些亲中的德国汉学家，让他们在节目里赞美中共，而很少报导批评中共的声音。这就误导甚至是欺骗了中国听众，令听众以为德国人都是亲中的。其实这些汉学家未必真的那么热爱中国和中共，只是利益所系罢了。当年鲁迅就曾评价那些前去中国做客的外国人：“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针对《德国之声》的问题，一些德国纳税人质问说：我们交纳的税款，为什么要用来支持一个新华社德国准分社呢？还有德国人怀疑，张丹红的言论不太像是真正的个人观点，而可能有意识形态在背后驱动。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依据。奥运之前，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华侨和留学生大规模的红色集会，都闪现出中国大使馆的影子，有的五星红旗是大使馆直接发下去的。
对德国人来说，张丹红事件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威胁”，这种中国威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红色渗透，是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提议要调查处分张丹红的，并不是传统反共的德国右派，而是左派的社民党议员。除了马克思创办的报纸记者等极左派为张丹红抱不平之外，德国的温和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在张丹红事件上的看法大体一致。
今天，西方民间支持西藏组织去北京，只要打出写着“西藏自由”的标语，不出几分钟，他们就被中国警察抓捕缴获，而中国的红色浪潮却可以在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大肆氾滥。在围绕张丹红事件的这场大讨论中，有德国人说：“我们可以不出口我们的民主理念，但我们自己家里不能被人如此渗透。”那么，西方国家将怎样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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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十月号
附：张丹红被德国之声降职
中国信息中心报导：据德国《环球时报》和《明镜》的消息，德国之声就张丹红事件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免去张丹红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但仍作为普通编辑留任，并将恢复主持广播节目。
此外，“联邦共和国作家圈”59名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公开信，要求不仅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而且对德国之声所有涉及“极权国家”的编辑部门进行审查。作家协会认为“张丹红事件”并非个案，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导内容以及中文部的工作人员当中是否有中共党员进行彻查。这封公开信认为，张丹红是个“政治糊涂的记者”，但这不是个案，因此要求“审查中文部过去5年的节目”，而且要求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关于极权国家报导及向这些国家发出报导的编辑部门，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说，对俄广播编辑部俄文部也在被要求审查之列。他们还主张为德国之声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观察员”，其职责是审查德国之声的节目是否“对专制政权有免疫力”。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是1992年成立的一个松散型组织，只有约60名会员。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和平奖”得主、秘鲁的马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一些德国作家及记者。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不愿公开详细评论这封信，但对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否有中共党员在德国之声工作，或其雇员与中共保持其他不符合记者标准的联系，表示坚决否认。
此前，9月16日，包括王容芬在内的八位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议会彻查德国之声是否遭中共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