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措施遭到了警察和公共安全力量的破坏。吸毒者被迫远离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服务，得不到艾滋病的治疗。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了一份43页的报告，题为“恶性循环：广西省的毒瘾、强制禁闭和艾滋病”。报告称，广西是一个非法毒品的热点，广西的艾滋病感染率居全中国第三高。据估计，广西92%的艾滋病感染可以归因于注射毒品使用。
与此同时，人权观察也在医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上刊登了一篇同主题的文章。虽然中国近年来对艾滋病已有积极的反应，但是人权观察仍尖锐指出中国对吸毒者的一些不适当做法。
人权观察亚洲宣传主任苏菲李察逊星期二在电话中说，中国当局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她说：“在戒毒康复中心，没有毒瘾治疗，也没有艾滋病预防或治疗服务，我们认为这已经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
中国着名艾滋病工作者、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强制性的戒毒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对公民权利的这种侵害。虽然戒毒帮助这些毒品成瘾的这些公民去戒毒，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举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些成瘾的社会公民的权利的肆意的侵犯和剥夺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被殴打，他们可能会被随意的传唤，他们可能家破人亡，他们可能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人权观察称，根据官方报告，中国有300万至600万吸毒者，近期的艾滋病传播中近一半与毒品使用有关。政府越来越多地把吸毒者关在缺乏有效毒瘾治疗的强制康复中心。截至2007 年，在中国的约700个强制戒毒中心和165个劳教所，至少有34万吸毒者。这类设施的拘留期限通常是一至三年。
人权观察艾滋病项目主任乔∙阿蒙称：“吸毒者没得到治疗而是被关在拥挤的牢房，得不到医疗护理，遭到殴打，并被迫做不体面的工作。尤其是他们的家人被迫为他们所接受的‘治疗’买单。”
万延海说，戒毒所变成警方盈利的工具：“一般政府会提供这种经费给戒毒机构，另外一方面它又让这些吸毒的人，他们缴纳巨额的戒毒的款，还有一个就是说，警察部门在强制戒毒当中是可以营利的，还有在强制戒毒中他们要劳动，而劳动可能没有报酬，或者报酬很低，还有就是说，在强制戒毒所里面，实际上也有警察在贩卖毒品的。”
据了解，该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关闭拘留吸毒者的强制戒毒中心和劳教所，扩大自愿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毒瘾治疗和艾滋病预防设施。同时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捐助者支持为改革中国的反麻醉品法律和规章而做的努力，并主张艾滋病人和代表艾滋病人的组织应有言论、信息、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然而，万延海说民间的戒毒组织面对很多困难，一方面会受到警方的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提供必要的资金：
“因为吸毒贩毒涉及到黑社会的问题，犯罪团伙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合的话，民间的戒毒组织它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他可能面临怎么来跟这些吸毒的人打交道，民间的戒毒机构并不是那么容易。”
苏菲李察逊说，总的目标是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素质，她说：“警察和卫生部门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善公众健康，反而可能使问题更糟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了一份43页的报告，题为“恶性循环：广西省的毒瘾、强制禁闭和艾滋病”。报告称，广西是一个非法毒品的热点，广西的艾滋病感染率居全中国第三高。据估计，广西92%的艾滋病感染可以归因于注射毒品使用。
与此同时，人权观察也在医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上刊登了一篇同主题的文章。虽然中国近年来对艾滋病已有积极的反应，但是人权观察仍尖锐指出中国对吸毒者的一些不适当做法。
人权观察亚洲宣传主任苏菲李察逊星期二在电话中说，中国当局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她说：“在戒毒康复中心，没有毒瘾治疗，也没有艾滋病预防或治疗服务，我们认为这已经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
中国着名艾滋病工作者、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强制性的戒毒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对公民权利的这种侵害。虽然戒毒帮助这些毒品成瘾的这些公民去戒毒，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举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些成瘾的社会公民的权利的肆意的侵犯和剥夺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被殴打，他们可能会被随意的传唤，他们可能家破人亡，他们可能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人权观察称，根据官方报告，中国有300万至600万吸毒者，近期的艾滋病传播中近一半与毒品使用有关。政府越来越多地把吸毒者关在缺乏有效毒瘾治疗的强制康复中心。截至2007 年，在中国的约700个强制戒毒中心和165个劳教所，至少有34万吸毒者。这类设施的拘留期限通常是一至三年。
人权观察艾滋病项目主任乔∙阿蒙称：“吸毒者没得到治疗而是被关在拥挤的牢房，得不到医疗护理，遭到殴打，并被迫做不体面的工作。尤其是他们的家人被迫为他们所接受的‘治疗’买单。”
万延海说，戒毒所变成警方盈利的工具：“一般政府会提供这种经费给戒毒机构，另外一方面它又让这些吸毒的人，他们缴纳巨额的戒毒的款，还有一个就是说，警察部门在强制戒毒当中是可以营利的，还有在强制戒毒中他们要劳动，而劳动可能没有报酬，或者报酬很低，还有就是说，在强制戒毒所里面，实际上也有警察在贩卖毒品的。”
据了解，该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关闭拘留吸毒者的强制戒毒中心和劳教所，扩大自愿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毒瘾治疗和艾滋病预防设施。同时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捐助者支持为改革中国的反麻醉品法律和规章而做的努力，并主张艾滋病人和代表艾滋病人的组织应有言论、信息、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然而，万延海说民间的戒毒组织面对很多困难，一方面会受到警方的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提供必要的资金：
“因为吸毒贩毒涉及到黑社会的问题，犯罪团伙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合的话，民间的戒毒组织它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他可能面临怎么来跟这些吸毒的人打交道，民间的戒毒机构并不是那么容易。”
苏菲李察逊说，总的目标是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素质，她说：“警察和卫生部门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善公众健康，反而可能使问题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