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中国最高法院一名官员最近表示，中国法院判决之后的执法难问题严重，重点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强势部门”抵制法院执法。
中国最高法院执法局的负责人，最近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的时候感慨说，现在和十年前相比，法院判决执法难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具体表现则有新的变 化，即中国政府和军队等一些强势部门成为法院当前执法困难的重点。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部门普遍存在不配合和抵制法院判决执行的情况，有些法院的执行人员“甚至连被执行人单位的门都进不去”。
他同时表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机关盖起办公大楼，但并没有付清工程款。他认为“国家机关欠债不还，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美国中文的《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分析说，法院对政府部门和军队执法困难，一方面说明中国没有真正的法制，另一方面，也折射了政府和军队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
“这个说法首先表明了，现在掌握有权力的政府部门、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军队单位犯法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它们成了被告，成了法庭裁决必须做出赔偿或者是司法制裁的对象。现在在中国，权势部门通过违法行为来谋取利益，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经常见的一个现象。以至于在法院判案中，都已经显示出了这么高的比例。”
他表示，中国党政高于法律，高于法律体制的现实，决定了法院的管辖权难以覆盖政府部门，同样也难以覆盖由党而不是国家管辖的军队：
“这个困境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中国的执政党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时候，还怎么能够指望司法部门面对执政党控制的各级政府还有它控制的垄断国营机构，犯法以后能够按照法律加以制裁呢？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由于中国的执政党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对军队的严密控制上的，所以党对军队的作为，向来是眼开眼闭的，给了军队相当大的所谓的自主权，甚至包括在法律上的自主权。”
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国的最高法院，将从11月中旬到明年6月，在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报导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提出，要“采取党政领导包案督办、主持协调”的办法，对过去积累的案件进行突击清理，并要求各地政府编制专项预算，解决相关的问题。
美国爵硕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表示，法院对政府部门和军队执法难并不意外，而以中央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样未必有好的效果：
“以前我们就知道有‘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一说，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透露的讯号就是，本来中国严格控制下的这个机制、这个体制好像开始在溃散，没有办法有效控制。比如说行政机构上从上到下，现在开始不灵了，司法机构上也是不灵了。”
谢教授表示，北京准备以运动的方式执行法律，正好和法制精神相反，不可能起到维护法律的效果。他并且认为，只要没有司法独立，类似的问题不可能获得解决。
中国最高法院执法局的负责人，最近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的时候感慨说，现在和十年前相比，法院判决执法难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具体表现则有新的变 化，即中国政府和军队等一些强势部门成为法院当前执法困难的重点。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部门普遍存在不配合和抵制法院判决执行的情况，有些法院的执行人员“甚至连被执行人单位的门都进不去”。
他同时表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机关盖起办公大楼，但并没有付清工程款。他认为“国家机关欠债不还，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美国中文的《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分析说，法院对政府部门和军队执法困难，一方面说明中国没有真正的法制，另一方面，也折射了政府和军队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
“这个说法首先表明了，现在掌握有权力的政府部门、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军队单位犯法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它们成了被告，成了法庭裁决必须做出赔偿或者是司法制裁的对象。现在在中国，权势部门通过违法行为来谋取利益，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经常见的一个现象。以至于在法院判案中，都已经显示出了这么高的比例。”
他表示，中国党政高于法律，高于法律体制的现实，决定了法院的管辖权难以覆盖政府部门，同样也难以覆盖由党而不是国家管辖的军队：
“这个困境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中国的执政党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时候，还怎么能够指望司法部门面对执政党控制的各级政府还有它控制的垄断国营机构，犯法以后能够按照法律加以制裁呢？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由于中国的执政党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对军队的严密控制上的，所以党对军队的作为，向来是眼开眼闭的，给了军队相当大的所谓的自主权，甚至包括在法律上的自主权。”
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国的最高法院，将从11月中旬到明年6月，在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报导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提出，要“采取党政领导包案督办、主持协调”的办法，对过去积累的案件进行突击清理，并要求各地政府编制专项预算，解决相关的问题。
美国爵硕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表示，法院对政府部门和军队执法难并不意外，而以中央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样未必有好的效果：
“以前我们就知道有‘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一说，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透露的讯号就是，本来中国严格控制下的这个机制、这个体制好像开始在溃散，没有办法有效控制。比如说行政机构上从上到下，现在开始不灵了，司法机构上也是不灵了。”
谢教授表示，北京准备以运动的方式执行法律，正好和法制精神相反，不可能起到维护法律的效果。他并且认为，只要没有司法独立，类似的问题不可能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