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月16日讯】2009年1月6日中午，在上海华德饭店举办上海维权上访人士的贺新年聚餐会，我已应邀出席。但是，5日深夜一个急促的电话，改变了我第二天的日程安排， 6日上午我必须先要陪同回国探亲的兄长去浦东仁济医院探望病危的岳母，办好这件重要的家事后，才可以考虑出席聚餐会。我们的聚餐会原本就不是开会，没有议题，自愿参与，有时间来聚一聚，没空闲就可以不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轻松而自由的交往，弱势群体中的人们可以增进友情、分享快乐、提高自信。
一、 向海外华侨炫耀警察的霸道
1月6日上午8：15许，我与我兄长下楼出门受到彭姓警察等三人的拦截。彭姓警察告知我：“冯老师，今天你不能出门。”我告诉他：“今天我已把自己所有的事放下来，先要陪我哥哥去浦东仁济医院，昨晚接到他岳母病危的通知。你们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彭姓警察请示领导后告诉我：“他们不能陪我们去。”并且，告知我兄长：“你可以一个人去，冯老师不可以去。”我兄长告诉他：“我已离开中国23年，上海的城市变化很大，如果没有我弟弟陪同，我根本无法找到医院。”但是，彭姓警察没有一点同情心，傲慢地对我兄长说：“你自己去喊一辆出租车，你会讲中文，就可以自己去找医院。其他事我不管，我就是不能让冯老师走。”
我兄长冯正宝是日本侨界的名人，日本武当拳法协会会长兼最高示范，精通形意八卦太极擒拿格斗及各种兵器拳路，拍摄近10部武术练功的示范影片，是日本武术专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日本选手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在日本弘扬中国武术。而且，在学术界也有名声，他毕业于日本着名的法政大学大学院，获政治学博士，专着论文数部，任日本智库──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并兼任上海社会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离开中国已23年，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报纸书刊，原来他还无法想象在中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警察真得会如此漠视人权、蔑视国家的法律吗？现在他也亲身经历了。
我兄长第一次碰到不讲理、不讲法的上海警察，这些警察连警察的制服也不穿，又没有任何执法凭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蛮横，气势汹汹，可以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他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上海怎么变得与一些落后的拉美国家一样，是警察的天下呢？他还是很礼貌地以商量的口吻向这位蛮横的警察请求：“你们可以与我们一起去医院，这样你们也可以管住我弟弟，他不会逃跑。医院回来，你们还可以继续管住他。现在，我们急着要去探望病危的老人。”彭姓警察生硬地回答：“不行。”我当即就谴责彭姓警察：“你是没有人性的。”这位所谓讲政治的警察只是领导的私人工具，根本不通情理，不讲法律的。
面对警察的蛮横，我兄长仍保持绅士的风度，还在彬彬有礼地讲理，因为他长期居住在一个法治国家已经没有动手的习惯。但我没有兄长的斯文，与流氓打交道多了，也沾染一点不文明的野蛮味。我知道：对付这些假冒警察就像对付流氓一样，光靠讲理讲法是没有用的，还需要力量的对拼，需要在街头的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他们的罪行，违法犯罪分子都怕见阳光。我一贯先礼后兵，既然这些拦截人员不通情理，我就与他们拼命吧。我开始向小区大门走去，彭姓警察急了，他抱住我往后推，我向前冲，我一边拖着他，一边谴责他的违法行为。我将他拖到小区的大门口就停住了，他也知道我会当众训斥他的违法行为。
我再一次责问他：“你今天没有穿警察的制服，什么执法的凭证也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你有什么权力可以如此霸道地拦截我们呢？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你是一位治安警察，你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吗？你的行为已经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他说：“我不清楚。”我说：“你一直知道抓别人，也应该抓一下自己。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是扰乱公共秩序，其违法行为已在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中明确认定：追逐、拦截他人的。其违法行为的最轻处罚：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我继续说：“你以为你可以逃脱处罚吗？你是治安警察，你应该明白：小偷盗窃了东西，虽然逃逸了，但这个盗窃行为只要被记录在案，他就一直会被追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处罚。你的违法行为也是这样，你可以暂时逍遥法外，但最终也要被追究的。”
彭姓警察急着给指使他干违法工作的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来现场处理，但是这些领导死活不肯来。其实，这些领导也清楚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出事后没有一个行政机关愿意为他们的违法决定承担责任。现在，他们有权力让彭姓警察做牺牲品，而不愿自己来现场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谴责，事件闹大了，他们还要丢乌纱帽。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彭姓警察见势不妙，就要求我们去五角场街道派出所找领导谈。我严厉地回绝他：“出门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去向你的领导申请。”他见我们不服从，就企图耍一下警察的派头，以传唤的口吻吓唬我们：“我要带你们去派出所。”
我嘲笑他：“你以为派出所是什么地方，是你的家，是你的公司，想去就去。它是公安机关，我们不愿去，就可以不去，除非你正式传唤我们。”他说： “我现在就传唤你们。”我说：“你有传唤证吗？”他回答我：“没有。是口头的。”我指着他狠狠地批评道：“你这个口头传唤有个屁用。你看看自己像一个警察吗？不穿制服、没有任何凭证，就可以说口头传唤。照你这样，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口头传唤，要你跟我走。”彭姓警察很尴尬，他连骗小孩的招数也使出来了，但没有人理睬。彭姓警察肯定没有认真学过《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即使穿制服的警察，口头传唤也不能滥用，法律上都有严格规定。此时，门口的路人都说彭姓警察做得不对，路过的本小区居委会党支部毛书记也认为他做得不妥，彭姓警察不再蛮横了，我也暂停争执，与我的兄长乘彭姓警察的车子去派出所找他的领导，因为我兄长急着要去医院探望病危的老人。
二、草木皆兵的上海警察
我们的车子停在五角场派出所门口，派出所的倪指导员已在等候，我们彼此招呼了一下，我笑着告诉他：“你看，你们的警察又违法了。”他无话回答，只是苦笑一下。我们进入派出所，这位领导不跟进，明摆着派出所的领导是不愿卷入这场麻烦的纠纷中去。的确，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场又一场，后一场清算前一场，没有一个明白人愿意做政治的牺牲品，现在遵守法律、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最平稳。不被领导喜欢的彭姓警察又一次被借出去做牺牲品。我们进入了派出所的小会议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国保警察李科长、老沈已在等候，我们已是鸿门宴上的老朋友。上海市公安局的国保警察小朱后来也赶到。
我一进门，就向他们介绍了我的兄长，并对警察拦截我们去医院的违法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国保警察老沈马上向我兄长作解释：“大哥，你不清楚。我们不让冯老师出门是为了他好，据说今天有三百人聚在一起请他讲课。他现在越来越出名了，这个不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要把他拉回来。------。你正好回国，我们要向你反映他的情况，请你配合我们，做做他的工作。------。”我的兄长是从日本刚回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个警察除非是一个疯子，否则绝对不会以这些理由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的兄长越听越糊涂，此时他只想快去见病危中的岳母与在医院里等候他的妻子，他打断了国保警察老沈的诉说：“我现在急着要去医院，你们是否同意我们去，我医院回来，再慢慢地听你的介绍。”
我对李科长说：“你们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医院的探望结束后，你们还可以把我们带回派出所。”李科长说：“我们要请示一下。”他们请示后告知我们：“只允许大哥一个人去，冯老师还要留在派出所。”他们派警方的车子专程护送，并由警察及社区保安老李陪同我兄长去医院，保证安全送回。我对国保警察说：“你们太缺乏自信了，不让我一同去，你们这么多警察陪同我们一起去，还会让我逃跑吗？”考虑到兄长的急事，我也不再坚持原先的立场，同意他一个去，由警察陪同肯定不会迷路，我被迫无法尽到礼仪，他妻子的家人也会谅解的。我的兄长走后，我与国保警察的对话就转入正题。
国保警察问我：“今天你们有个活动，怎么一回事？”我回答：“什么活动怎么一回事，我们是贺新年聚餐，你们单位里也有聚会，我们也一样，就是年终聚一聚，吃一吃，有什么可以值得你们紧张呢？大惊小怪的是你们的领导，我们已不是第一次聚餐，这次是第四次了。”国保警察老沈说：“传说这次聚会有二、三百人。一帮访民说：是你组织的，要听你讲课。”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这次聚餐会有多少人参加，我们是自由参与的。与以往一样，是聚餐，摆饭桌的，有什么课可以讲。如果我要演讲，你们应该高兴，派几个暗探，把我的讲话录音下来，从我讲话里是否可以找几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如果有，就可以判个三、四年，这样多么省事，消除了我这个麻烦。”他们听着，也尴尬地笑了。我继续说：“如果他们以后要请我讲课，我真想给他们讲课，讲一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有人说我组织的，就让他说吧，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没有精力去组织，听说聚餐都会自己来的。或许，有人通知说冯老师也出席，很多维权上访的人会慕名而来，因为大家愿意与我在一起，共享欢乐。我在的场合，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大家有安全感。聚餐就是聚餐，不需要借聚餐做其他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你们把我们扣留在这里，我不在现场，或许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我与国保警察的谈话期间，聚餐会上的朋友来电话问我何时到，我告诉他们：家里有事可能不出席。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操心，更不希望聚餐会变成抗议警察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声援大会。
接着，我又继续对国保警察谈法律。我希望国保警察以后自己到现场，不要再让派出所的基层警察来做这些违法的事。我对他们说：“老沈，你现在专门叫基层警察做违法的事。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来讲一讲，你们不要回避法律。比如你们今天让小彭来执行任务，是可以的，但请他带好传唤证。现在特殊时期，你们有许多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所谓政治任务，其实都是一些领导交办的非法任务，上面的决定是违法的，但下面的执行程序上可以做到合法，你们开一张传唤证也很随便，就像开一张介绍信一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多开几张也没有关系，你们还在乎什么难堪呢？这样，至少给法律有一个形式上的体面，让你们的单位去承担责任吧。否则，我不会服从你们的要求，我必须尊重法律。执行任务的警察不穿制服，什么执法凭证也没有，如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又什么权力可以执法，他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就是违法，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口头传唤公民去派出所，他的违法行为必定要受到公众谴责，也要受到法律追究。他不是对不起我，而是对不起法律，对不起公安部的所有规章。”
三、没有冯正虎出席的聚餐会
当日中午12：00许，警察护送我兄长回派出所，大家都要去吃午饭了。国保警察指令派出所警察小叶驱车送我与我兄长回家，然后由三位警方人员贴身陪同我们，去五角场万达商业广场里的面馆吃面。午餐后，我们回家，警方车子里的三位警方人员仍在我家楼下看守。国保警察领导要等到聚餐会结束后，才会发布撤岗的指令。
聚餐会上的朋友发来短信：“冯教授：新年好。不是家事不来吧？要是还能方便发短信问大家新年好的话。我会代为转达。”我当即回复短信，祝贺大家：“诸位朋友：新年快乐。举杯共庆2009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快乐维权。没有我出席酒会，大家照常热闹喜庆，这就是聚餐的魅力。警察非法阻止我出席欢乐酒会只是暂时的，我们的欢乐聚餐会经常举行。无论我出席或不出席，我都会分享大家的快乐。谢谢大家。”
事后一些参加聚餐会的朋友告诉我，当天上海警察兴师动众，派出许多警车，也不知为何如此高度紧张，但是我们的聚餐会还是如往常一样，在欢乐的气氛中平稳地举办成功。正巧上海维权人士董国箐的三日绝食抗议活动也在1月6日启动，但没有影响聚餐会的正常进行，仅是聚餐结束后有部分维权上访人士前去慰问与声援。我欣慰地感到：上海的维权人士整体上已趋于成熟，自主选择对自己更适合的维权形式，不再感情用事，更加理智守法，更多人将复归正常人的心态，勇敢地公开地与侵权的权势者作殊死的斗争，同样也分享普通人的快乐生活，重视他人的友情与互助的力量。
我希望这些草木皆兵的上海警察及其领导也应当复归正常人的心态，不要去干涉公民的合法活动。我告诉国保警察：“你们也可以与我一起去参加聚餐会，我把你们介绍给这些维权的访民，他们一定会欢迎你们。彼此可以多交流，对立的双方就可以减少冲突。”上海的官方非常重视维权上访人士的聚餐会，这是好事，表明维权互助的力量受到关注。我们希望上海官方的领导人参加我们的聚餐会，这也是官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化解怨恨，促进上海和谐。
2009年1月11日上海仁和苑
一、 向海外华侨炫耀警察的霸道
1月6日上午8：15许，我与我兄长下楼出门受到彭姓警察等三人的拦截。彭姓警察告知我：“冯老师，今天你不能出门。”我告诉他：“今天我已把自己所有的事放下来，先要陪我哥哥去浦东仁济医院，昨晚接到他岳母病危的通知。你们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彭姓警察请示领导后告诉我：“他们不能陪我们去。”并且，告知我兄长：“你可以一个人去，冯老师不可以去。”我兄长告诉他：“我已离开中国23年，上海的城市变化很大，如果没有我弟弟陪同，我根本无法找到医院。”但是，彭姓警察没有一点同情心，傲慢地对我兄长说：“你自己去喊一辆出租车，你会讲中文，就可以自己去找医院。其他事我不管，我就是不能让冯老师走。”
我兄长冯正宝是日本侨界的名人，日本武当拳法协会会长兼最高示范，精通形意八卦太极擒拿格斗及各种兵器拳路，拍摄近10部武术练功的示范影片，是日本武术专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日本选手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在日本弘扬中国武术。而且，在学术界也有名声，他毕业于日本着名的法政大学大学院，获政治学博士，专着论文数部，任日本智库──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并兼任上海社会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离开中国已23年，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报纸书刊，原来他还无法想象在中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警察真得会如此漠视人权、蔑视国家的法律吗？现在他也亲身经历了。
我兄长第一次碰到不讲理、不讲法的上海警察，这些警察连警察的制服也不穿，又没有任何执法凭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蛮横，气势汹汹，可以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他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上海怎么变得与一些落后的拉美国家一样，是警察的天下呢？他还是很礼貌地以商量的口吻向这位蛮横的警察请求：“你们可以与我们一起去医院，这样你们也可以管住我弟弟，他不会逃跑。医院回来，你们还可以继续管住他。现在，我们急着要去探望病危的老人。”彭姓警察生硬地回答：“不行。”我当即就谴责彭姓警察：“你是没有人性的。”这位所谓讲政治的警察只是领导的私人工具，根本不通情理，不讲法律的。
面对警察的蛮横，我兄长仍保持绅士的风度，还在彬彬有礼地讲理，因为他长期居住在一个法治国家已经没有动手的习惯。但我没有兄长的斯文，与流氓打交道多了，也沾染一点不文明的野蛮味。我知道：对付这些假冒警察就像对付流氓一样，光靠讲理讲法是没有用的，还需要力量的对拼，需要在街头的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他们的罪行，违法犯罪分子都怕见阳光。我一贯先礼后兵，既然这些拦截人员不通情理，我就与他们拼命吧。我开始向小区大门走去，彭姓警察急了，他抱住我往后推，我向前冲，我一边拖着他，一边谴责他的违法行为。我将他拖到小区的大门口就停住了，他也知道我会当众训斥他的违法行为。
我再一次责问他：“你今天没有穿警察的制服，什么执法的凭证也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你有什么权力可以如此霸道地拦截我们呢？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你是一位治安警察，你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吗？你的行为已经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他说：“我不清楚。”我说：“你一直知道抓别人，也应该抓一下自己。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是扰乱公共秩序，其违法行为已在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中明确认定：追逐、拦截他人的。其违法行为的最轻处罚：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我继续说：“你以为你可以逃脱处罚吗？你是治安警察，你应该明白：小偷盗窃了东西，虽然逃逸了，但这个盗窃行为只要被记录在案，他就一直会被追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处罚。你的违法行为也是这样，你可以暂时逍遥法外，但最终也要被追究的。”
彭姓警察急着给指使他干违法工作的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来现场处理，但是这些领导死活不肯来。其实，这些领导也清楚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出事后没有一个行政机关愿意为他们的违法决定承担责任。现在，他们有权力让彭姓警察做牺牲品，而不愿自己来现场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谴责，事件闹大了，他们还要丢乌纱帽。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彭姓警察见势不妙，就要求我们去五角场街道派出所找领导谈。我严厉地回绝他：“出门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去向你的领导申请。”他见我们不服从，就企图耍一下警察的派头，以传唤的口吻吓唬我们：“我要带你们去派出所。”
我嘲笑他：“你以为派出所是什么地方，是你的家，是你的公司，想去就去。它是公安机关，我们不愿去，就可以不去，除非你正式传唤我们。”他说： “我现在就传唤你们。”我说：“你有传唤证吗？”他回答我：“没有。是口头的。”我指着他狠狠地批评道：“你这个口头传唤有个屁用。你看看自己像一个警察吗？不穿制服、没有任何凭证，就可以说口头传唤。照你这样，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口头传唤，要你跟我走。”彭姓警察很尴尬，他连骗小孩的招数也使出来了，但没有人理睬。彭姓警察肯定没有认真学过《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即使穿制服的警察，口头传唤也不能滥用，法律上都有严格规定。此时，门口的路人都说彭姓警察做得不对，路过的本小区居委会党支部毛书记也认为他做得不妥，彭姓警察不再蛮横了，我也暂停争执，与我的兄长乘彭姓警察的车子去派出所找他的领导，因为我兄长急着要去医院探望病危的老人。
二、草木皆兵的上海警察
我们的车子停在五角场派出所门口，派出所的倪指导员已在等候，我们彼此招呼了一下，我笑着告诉他：“你看，你们的警察又违法了。”他无话回答，只是苦笑一下。我们进入派出所，这位领导不跟进，明摆着派出所的领导是不愿卷入这场麻烦的纠纷中去。的确，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场又一场，后一场清算前一场，没有一个明白人愿意做政治的牺牲品，现在遵守法律、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最平稳。不被领导喜欢的彭姓警察又一次被借出去做牺牲品。我们进入了派出所的小会议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国保警察李科长、老沈已在等候，我们已是鸿门宴上的老朋友。上海市公安局的国保警察小朱后来也赶到。
我一进门，就向他们介绍了我的兄长，并对警察拦截我们去医院的违法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国保警察老沈马上向我兄长作解释：“大哥，你不清楚。我们不让冯老师出门是为了他好，据说今天有三百人聚在一起请他讲课。他现在越来越出名了，这个不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要把他拉回来。------。你正好回国，我们要向你反映他的情况，请你配合我们，做做他的工作。------。”我的兄长是从日本刚回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个警察除非是一个疯子，否则绝对不会以这些理由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的兄长越听越糊涂，此时他只想快去见病危中的岳母与在医院里等候他的妻子，他打断了国保警察老沈的诉说：“我现在急着要去医院，你们是否同意我们去，我医院回来，再慢慢地听你的介绍。”
我对李科长说：“你们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医院的探望结束后，你们还可以把我们带回派出所。”李科长说：“我们要请示一下。”他们请示后告知我们：“只允许大哥一个人去，冯老师还要留在派出所。”他们派警方的车子专程护送，并由警察及社区保安老李陪同我兄长去医院，保证安全送回。我对国保警察说：“你们太缺乏自信了，不让我一同去，你们这么多警察陪同我们一起去，还会让我逃跑吗？”考虑到兄长的急事，我也不再坚持原先的立场，同意他一个去，由警察陪同肯定不会迷路，我被迫无法尽到礼仪，他妻子的家人也会谅解的。我的兄长走后，我与国保警察的对话就转入正题。
国保警察问我：“今天你们有个活动，怎么一回事？”我回答：“什么活动怎么一回事，我们是贺新年聚餐，你们单位里也有聚会，我们也一样，就是年终聚一聚，吃一吃，有什么可以值得你们紧张呢？大惊小怪的是你们的领导，我们已不是第一次聚餐，这次是第四次了。”国保警察老沈说：“传说这次聚会有二、三百人。一帮访民说：是你组织的，要听你讲课。”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这次聚餐会有多少人参加，我们是自由参与的。与以往一样，是聚餐，摆饭桌的，有什么课可以讲。如果我要演讲，你们应该高兴，派几个暗探，把我的讲话录音下来，从我讲话里是否可以找几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如果有，就可以判个三、四年，这样多么省事，消除了我这个麻烦。”他们听着，也尴尬地笑了。我继续说：“如果他们以后要请我讲课，我真想给他们讲课，讲一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有人说我组织的，就让他说吧，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没有精力去组织，听说聚餐都会自己来的。或许，有人通知说冯老师也出席，很多维权上访的人会慕名而来，因为大家愿意与我在一起，共享欢乐。我在的场合，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大家有安全感。聚餐就是聚餐，不需要借聚餐做其他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你们把我们扣留在这里，我不在现场，或许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我与国保警察的谈话期间，聚餐会上的朋友来电话问我何时到，我告诉他们：家里有事可能不出席。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操心，更不希望聚餐会变成抗议警察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声援大会。
接着，我又继续对国保警察谈法律。我希望国保警察以后自己到现场，不要再让派出所的基层警察来做这些违法的事。我对他们说：“老沈，你现在专门叫基层警察做违法的事。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来讲一讲，你们不要回避法律。比如你们今天让小彭来执行任务，是可以的，但请他带好传唤证。现在特殊时期，你们有许多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所谓政治任务，其实都是一些领导交办的非法任务，上面的决定是违法的，但下面的执行程序上可以做到合法，你们开一张传唤证也很随便，就像开一张介绍信一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多开几张也没有关系，你们还在乎什么难堪呢？这样，至少给法律有一个形式上的体面，让你们的单位去承担责任吧。否则，我不会服从你们的要求，我必须尊重法律。执行任务的警察不穿制服，什么执法凭证也没有，如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又什么权力可以执法，他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就是违法，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口头传唤公民去派出所，他的违法行为必定要受到公众谴责，也要受到法律追究。他不是对不起我，而是对不起法律，对不起公安部的所有规章。”
三、没有冯正虎出席的聚餐会
当日中午12：00许，警察护送我兄长回派出所，大家都要去吃午饭了。国保警察指令派出所警察小叶驱车送我与我兄长回家，然后由三位警方人员贴身陪同我们，去五角场万达商业广场里的面馆吃面。午餐后，我们回家，警方车子里的三位警方人员仍在我家楼下看守。国保警察领导要等到聚餐会结束后，才会发布撤岗的指令。
聚餐会上的朋友发来短信：“冯教授：新年好。不是家事不来吧？要是还能方便发短信问大家新年好的话。我会代为转达。”我当即回复短信，祝贺大家：“诸位朋友：新年快乐。举杯共庆2009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快乐维权。没有我出席酒会，大家照常热闹喜庆，这就是聚餐的魅力。警察非法阻止我出席欢乐酒会只是暂时的，我们的欢乐聚餐会经常举行。无论我出席或不出席，我都会分享大家的快乐。谢谢大家。”
事后一些参加聚餐会的朋友告诉我，当天上海警察兴师动众，派出许多警车，也不知为何如此高度紧张，但是我们的聚餐会还是如往常一样，在欢乐的气氛中平稳地举办成功。正巧上海维权人士董国箐的三日绝食抗议活动也在1月6日启动，但没有影响聚餐会的正常进行，仅是聚餐结束后有部分维权上访人士前去慰问与声援。我欣慰地感到：上海的维权人士整体上已趋于成熟，自主选择对自己更适合的维权形式，不再感情用事，更加理智守法，更多人将复归正常人的心态，勇敢地公开地与侵权的权势者作殊死的斗争，同样也分享普通人的快乐生活，重视他人的友情与互助的力量。
我希望这些草木皆兵的上海警察及其领导也应当复归正常人的心态，不要去干涉公民的合法活动。我告诉国保警察：“你们也可以与我一起去参加聚餐会，我把你们介绍给这些维权的访民，他们一定会欢迎你们。彼此可以多交流，对立的双方就可以减少冲突。”上海的官方非常重视维权上访人士的聚餐会，这是好事，表明维权互助的力量受到关注。我们希望上海官方的领导人参加我们的聚餐会，这也是官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化解怨恨，促进上海和谐。
2009年1月11日上海仁和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