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23日讯】作者﹕曹长青
湖北巴东一名21岁的女子邓玉娇，因为刺杀一名政府官员事件，成为海内外媒体和网络上一条热门的新闻，各种跟贴、评论简直数不胜数，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同情邓玉娇。因为那几名官员，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在争执和强迫中，邓玉娇用刀刺死了一名政府官员，刺伤另一名同行官员。
湖北巴东的警方，现已将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拘捕。此举引起广泛批评和争议。很多法律专家指出，根据警方最初提供的现场描述，邓玉娇属“正当防卫”，按中国现行法律，正当防卫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宪政专家陈永苗等几十名中国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信，要求以正当防卫为由，无罪释放邓玉娇。陈永苗认为，此案是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缩影，更集中反映中国民众在被压迫中奋起反抗的潮流。
但警方所以关押邓玉娇，主要理由是，三位官员到了这个娱乐服务场所，和邓玉娇在交易时发生口角冲突，邓只是被其中一名官员邓贵大两次“推坐”到沙发上，邓玉娇就用刀子刺人，涉嫌“故意杀人”。而且后来的报告又说邓玉娇有忧郁症，刀子来自旁边的店铺。
这个罪名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是不是正当防卫。巴东警方说的“忧郁症”、“刀子从店铺来的”等，即使是真的，也不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一般医学常识是，忧郁症患者多是要自杀，鲜少听说要用刀子杀别人。另外不管刀子是从哪里来的，都不存在邓玉娇蓄意准备在这一天杀这个官员。这显然是个“突发事件”，而且各种迹象证明，邓玉娇是在极端愤怒，或者还有非常恐惧的情绪下，刺杀了那个官员邓贵大。
那么为什么邓玉娇会这么愤怒或恐惧？根据巴东警方提供的最初的版本，即使是最后的版本，人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刺激因素：
第一个：邓玉娇并不是该娱乐场所“水疗部”的服务人员，她当时只是在这个“水疗部”的休息室内。当邓贵大等官员进来要求她提供服务时，她表明自己不是这个“ 水疗部”的，拒绝提供服务。这是双方起冲突的开端。可想而知，邓贵大等三位当地官员，对这个“拒绝”一定是不高兴，因为根据后来当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邓贵大是这个娱乐服务部门的常客，因为他那辆很显眼的白色越野吉普车，这个娱乐场所的很多人都认得。一个常客，又是当地有点权势的官员，受到拒绝，会感到没有面子，所以发脾气。
而且也是根据当地记者的报导，这几个政府官员，刚刚在旁边一家酒楼被款待过，八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平均每人近四两，正处于酒气熏天、以酒壮胆的状态。按常理，人家拒绝，就不应该继续纠缠，何况对方已经说明了，她不是这个部的服务人员。但正因为他们是当地官员，又是常客，才有下面的霸王硬上弓。
第二，根据报导，在邓玉娇拒绝后，邓贵大拿出一叠钱，摔打到邓玉娇的头部，肩上，并喊叫“你怕我们没钱吗”。这已经是人格侮辱，等于是要求邓玉娇做妓女，并已认定邓玉娇是卖身的。同时也是人身侵害，因为已砸到对方的头上、肩上。
第三，即使如此，邓玉娇还是没有反抗，根据现场描述，她准备离开这个休息室，但在这个时候，却被邓贵大按倒在沙发上。后来警方的报告，又把这个“按倒”改为 “推坐”。这时邓玉娇挣扎起身，还是准备离开，但再次被邓贵大“按倒”，于是发生邓玉娇拿起刀，刺了邓贵大的喉咙静脉，导致死亡。
从以上情节来看，邓玉娇并不存在蓄意、预谋杀人。整起事件，都是在争执、冲突中，突发的。那么这个突发事件是警方目前认定的涉嫌“故意杀人”，还是很多法律专家和网民认为的“正当防卫”？
所谓故意杀人，从字面意思，人们也可想到，是有原因，有动机，或有计划，而有意把人的生命结束。但从邓玉娇事件来看，她没有到别人的家里，或其他人的地方去杀人，而是那个被她杀的人，到她服务的场合。这个事发地点，就使“故意杀人”打了折扣。
其二，邓玉娇动刀，是在三个情况下才发生的：邓贵大先是言语侮辱（说他有钱可以买来服务），然后身体攻击（用一叠钱砸她的头和肩膀），最后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即使是警方后来改口说的“推坐”，那也是强迫、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对她来说，她会恐惧这是要施暴，因为她是一个年轻女性，而对方是三个成年男人。即使对方不是真的想施暴（强奸），但事实已构成调戏、侮辱。而且他们的那种行为，已经和街头流氓没有什么区别。邓玉娇在当时那种场合，那种情绪氛围中，完全可能认为对方要施暴，或要继续侮辱、损害她，所以才出于自卫、愤怒和捍卫尊严而刺杀了那个官员。
邓贵大被刺中的是喉管，才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节。因为如果不是很近的距离，或者说不是那个官员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身体紧靠在她身上，喉管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对方眼前（压在身上面仰状），一般来说，刀子很难直接刺到对方的喉管。如果不是距离很近，邓看到对方刀子，总会有下意识的反应而躲避，至多手臂或脸部等受伤，不至于被一下子刺中喉管。
最新的信息是，律师首次见到被关押的邓玉娇之后紧急呼吁，要验证邓玉娇当时的胸罩和内裤上的指纹，等于是说，那个官员的手，已经伸到了这些地方，所以不是什么仅仅“推坐”两次。而且一般常理来说，如果只是推坐到沙发上，不至于把人刺激到要动刀刺人。
事发后，邓玉娇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报案，并没有逃离现场。这也是不存在“故意杀人”的证据之一。邓玉娇还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赶到后，听到女儿高喊，他们是“畜生”。这种反应也证明，邓玉娇认为那个官员要强暴她、侮辱她。女人使用“畜生”这个词形容男人，一般多是感到对方“性威胁”、“性暴力”。
我们退一步设想，如果那几个官员没有真想强暴，只是按倒邓玉娇猥亵、泄愤，而邓玉娇认为自己是被强暴和羞辱，用刀刺死了那个官员，这算不算“正当防卫”？
我们可以用美国的一个案子做个比较：1992年，在美国的16岁日本留学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因在万圣节那天晚上去参加聚会，误入一个私人住宅大院，那家男主人以为是强盗，拿着枪出来，大喝“Freeze”（不许动），结果这个日本学生听不太懂英语，继续前行，被对方开枪打死。这个案子最后判决开枪者无罪，引起日本舆论哗然。但在美国，法律规定，不经允许进入私人领地属违法，警告之后，仍进行，可开枪自卫，属“正当防卫”。12个陪审员一致裁决开枪者无罪。
当然，事后也有人指出，那个开枪者应先向空中开枪示警，或向对方的大腿开枪，都可避免生命损失。而且事后很清楚，那个日本学生完全没有犯罪意图，只是走错了路，不懂英文，造成的悲剧。但法庭仍判开枪者无罪，因为那是个黑夜，私宅主人看不清对方，又有点紧张，在发出警告无效过，“主观”认定，对方是坏人，必须采取行动。
再看邓玉娇案，当时她很可能“主观”上认定，对方要强暴羞辱她，所以才拿刀自卫。而且对方那个官员，不像那个日本留学生，他完全有犯罪意图（刚喝过大量白酒），先是用言语侮辱，然后用一叠子钱摔打邓玉娇的头和肩部，最后又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上。从最新律师见到邓玉娇后描绘的情节，那个官员把手都伸到邓玉娇的胸罩和内裤上。邓玉娇产生自己要被强暴羞辱的“主观”认定，完全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拿刀刺人，属于“正当防卫”，或至多是“防卫过度”；而不是 “故意杀人”。
当然，中国的法律跟美国不同。另外更明显的是，这次被刺死的是一名政府官员，从目前湖北巴东警方的动作来看，很像是在袒护那几个流氓官员，把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拘捕，就是一个信号。面对这样明显的司法不公，那个弱女子只能期待中国的普通百姓，那些网民们，还有国内外媒体的记者们，多发出一点良心和道义的声音，替这个无权无势、被欺辱的女子说几句话。众人的声音是有可能促使这个案子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决的。
2009年5月21日于美国
——转自《观察》
湖北巴东一名21岁的女子邓玉娇，因为刺杀一名政府官员事件，成为海内外媒体和网络上一条热门的新闻，各种跟贴、评论简直数不胜数，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同情邓玉娇。因为那几名官员，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在争执和强迫中，邓玉娇用刀刺死了一名政府官员，刺伤另一名同行官员。
湖北巴东的警方，现已将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拘捕。此举引起广泛批评和争议。很多法律专家指出，根据警方最初提供的现场描述，邓玉娇属“正当防卫”，按中国现行法律，正当防卫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宪政专家陈永苗等几十名中国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信，要求以正当防卫为由，无罪释放邓玉娇。陈永苗认为，此案是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缩影，更集中反映中国民众在被压迫中奋起反抗的潮流。
但警方所以关押邓玉娇，主要理由是，三位官员到了这个娱乐服务场所，和邓玉娇在交易时发生口角冲突，邓只是被其中一名官员邓贵大两次“推坐”到沙发上，邓玉娇就用刀子刺人，涉嫌“故意杀人”。而且后来的报告又说邓玉娇有忧郁症，刀子来自旁边的店铺。
这个罪名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是不是正当防卫。巴东警方说的“忧郁症”、“刀子从店铺来的”等，即使是真的，也不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一般医学常识是，忧郁症患者多是要自杀，鲜少听说要用刀子杀别人。另外不管刀子是从哪里来的，都不存在邓玉娇蓄意准备在这一天杀这个官员。这显然是个“突发事件”，而且各种迹象证明，邓玉娇是在极端愤怒，或者还有非常恐惧的情绪下，刺杀了那个官员邓贵大。
那么为什么邓玉娇会这么愤怒或恐惧？根据巴东警方提供的最初的版本，即使是最后的版本，人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刺激因素：
第一个：邓玉娇并不是该娱乐场所“水疗部”的服务人员，她当时只是在这个“水疗部”的休息室内。当邓贵大等官员进来要求她提供服务时，她表明自己不是这个“ 水疗部”的，拒绝提供服务。这是双方起冲突的开端。可想而知，邓贵大等三位当地官员，对这个“拒绝”一定是不高兴，因为根据后来当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邓贵大是这个娱乐服务部门的常客，因为他那辆很显眼的白色越野吉普车，这个娱乐场所的很多人都认得。一个常客，又是当地有点权势的官员，受到拒绝，会感到没有面子，所以发脾气。
而且也是根据当地记者的报导，这几个政府官员，刚刚在旁边一家酒楼被款待过，八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平均每人近四两，正处于酒气熏天、以酒壮胆的状态。按常理，人家拒绝，就不应该继续纠缠，何况对方已经说明了，她不是这个部的服务人员。但正因为他们是当地官员，又是常客，才有下面的霸王硬上弓。
第二，根据报导，在邓玉娇拒绝后，邓贵大拿出一叠钱，摔打到邓玉娇的头部，肩上，并喊叫“你怕我们没钱吗”。这已经是人格侮辱，等于是要求邓玉娇做妓女，并已认定邓玉娇是卖身的。同时也是人身侵害，因为已砸到对方的头上、肩上。
第三，即使如此，邓玉娇还是没有反抗，根据现场描述，她准备离开这个休息室，但在这个时候，却被邓贵大按倒在沙发上。后来警方的报告，又把这个“按倒”改为 “推坐”。这时邓玉娇挣扎起身，还是准备离开，但再次被邓贵大“按倒”，于是发生邓玉娇拿起刀，刺了邓贵大的喉咙静脉，导致死亡。
从以上情节来看，邓玉娇并不存在蓄意、预谋杀人。整起事件，都是在争执、冲突中，突发的。那么这个突发事件是警方目前认定的涉嫌“故意杀人”，还是很多法律专家和网民认为的“正当防卫”？
所谓故意杀人，从字面意思，人们也可想到，是有原因，有动机，或有计划，而有意把人的生命结束。但从邓玉娇事件来看，她没有到别人的家里，或其他人的地方去杀人，而是那个被她杀的人，到她服务的场合。这个事发地点，就使“故意杀人”打了折扣。
其二，邓玉娇动刀，是在三个情况下才发生的：邓贵大先是言语侮辱（说他有钱可以买来服务），然后身体攻击（用一叠钱砸她的头和肩膀），最后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即使是警方后来改口说的“推坐”，那也是强迫、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对她来说，她会恐惧这是要施暴，因为她是一个年轻女性，而对方是三个成年男人。即使对方不是真的想施暴（强奸），但事实已构成调戏、侮辱。而且他们的那种行为，已经和街头流氓没有什么区别。邓玉娇在当时那种场合，那种情绪氛围中，完全可能认为对方要施暴，或要继续侮辱、损害她，所以才出于自卫、愤怒和捍卫尊严而刺杀了那个官员。
邓贵大被刺中的是喉管，才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节。因为如果不是很近的距离，或者说不是那个官员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身体紧靠在她身上，喉管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对方眼前（压在身上面仰状），一般来说，刀子很难直接刺到对方的喉管。如果不是距离很近，邓看到对方刀子，总会有下意识的反应而躲避，至多手臂或脸部等受伤，不至于被一下子刺中喉管。
最新的信息是，律师首次见到被关押的邓玉娇之后紧急呼吁，要验证邓玉娇当时的胸罩和内裤上的指纹，等于是说，那个官员的手，已经伸到了这些地方，所以不是什么仅仅“推坐”两次。而且一般常理来说，如果只是推坐到沙发上，不至于把人刺激到要动刀刺人。
事发后，邓玉娇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报案，并没有逃离现场。这也是不存在“故意杀人”的证据之一。邓玉娇还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赶到后，听到女儿高喊，他们是“畜生”。这种反应也证明，邓玉娇认为那个官员要强暴她、侮辱她。女人使用“畜生”这个词形容男人，一般多是感到对方“性威胁”、“性暴力”。
我们退一步设想，如果那几个官员没有真想强暴，只是按倒邓玉娇猥亵、泄愤，而邓玉娇认为自己是被强暴和羞辱，用刀刺死了那个官员，这算不算“正当防卫”？
我们可以用美国的一个案子做个比较：1992年，在美国的16岁日本留学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因在万圣节那天晚上去参加聚会，误入一个私人住宅大院，那家男主人以为是强盗，拿着枪出来，大喝“Freeze”（不许动），结果这个日本学生听不太懂英语，继续前行，被对方开枪打死。这个案子最后判决开枪者无罪，引起日本舆论哗然。但在美国，法律规定，不经允许进入私人领地属违法，警告之后，仍进行，可开枪自卫，属“正当防卫”。12个陪审员一致裁决开枪者无罪。
当然，事后也有人指出，那个开枪者应先向空中开枪示警，或向对方的大腿开枪，都可避免生命损失。而且事后很清楚，那个日本学生完全没有犯罪意图，只是走错了路，不懂英文，造成的悲剧。但法庭仍判开枪者无罪，因为那是个黑夜，私宅主人看不清对方，又有点紧张，在发出警告无效过，“主观”认定，对方是坏人，必须采取行动。
再看邓玉娇案，当时她很可能“主观”上认定，对方要强暴羞辱她，所以才拿刀自卫。而且对方那个官员，不像那个日本留学生，他完全有犯罪意图（刚喝过大量白酒），先是用言语侮辱，然后用一叠子钱摔打邓玉娇的头和肩部，最后又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上。从最新律师见到邓玉娇后描绘的情节，那个官员把手都伸到邓玉娇的胸罩和内裤上。邓玉娇产生自己要被强暴羞辱的“主观”认定，完全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拿刀刺人，属于“正当防卫”，或至多是“防卫过度”；而不是 “故意杀人”。
当然，中国的法律跟美国不同。另外更明显的是，这次被刺死的是一名政府官员，从目前湖北巴东警方的动作来看，很像是在袒护那几个流氓官员，把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拘捕，就是一个信号。面对这样明显的司法不公，那个弱女子只能期待中国的普通百姓，那些网民们，还有国内外媒体的记者们，多发出一点良心和道义的声音，替这个无权无势、被欺辱的女子说几句话。众人的声音是有可能促使这个案子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决的。
2009年5月21日于美国
——转自《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