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27日讯】丁子霖，一位不曾参与六四，却因独子在六四学运中遭镇压而改变命运的伟大母亲。她所发起组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有别于一般民运组织的独特方式呼吁平反六四，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尊重。六四20周年前夕，对于近来广受讨论的各种和解方案，丁子霖表示10年前也有海外民运人士要她签署一份文件，呼吁以宽容面对六四事件，当时她曾不客气地拒绝了。
丁子霖：“我说当局不认错不公布真相，这就谈宽容，谁宽容谁啊？你让当局来宽容我吗？他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受到比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他，那不是成了丑化和解？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
丁子霖表示，经过了多年的思索和调整后，受难者家属们在06年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六字方案，即“真相、赔偿、问责”。因此她对于戴晴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针对所谓的真相，她也直言除了加害者的真相，学生的真相也必须被公开。
丁子霖：“我们也在不断地累积，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难属以外的人呢？起码她还在关心天安门六四的事情，现在多少人都不关心了。所以有些人骂她，但不要一棍子就把戴晴的方案打回去，你打得人家... ...，或许还有其他和戴晴有类似想法的人也想提自己的方案，说不定把人家的热情都打走了。我欢迎在20周年之前之后有更多的体制内外的人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方 案，你提多了，就是逼迫共产党坐在谈判桌上，跟你面对面谈。如果大家都不理了，都去赚钱去了，都去解决金融危机了，都去这个那个了，那共产党不是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丁子霖：“确实有的学生护照什么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的？所以我们难属要的真相是所有的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单方面的，不光要邓李杨的真相，戒严部队的真相，还有学生方面的真相。真相如果是堂而皇之的话，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不是更证明你的正义性吗？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看，让大家来看。”
丁子霖：“我觉得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也不必害怕，我早就这么说了，一个人的罪和过要分清楚。学生是过，他们要勇敢地反思，不管怎么样它不是罪，杀人的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凶邓李杨而不是学生。学生是过，但是如果你过也不承认，还在那里硬着脖子，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丁子霖说20年前儿子走的时候她53岁，现在已经73岁来日无多了。对于他们难属所提出的三个诉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实现的一天。不过如果真的有幸能看到，她最希望的是把儿子埋葬了，因为他的遗骨现在还放在家里。而埋葬的地点会选在天安门附近，因为当年儿子还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就在木樨地被杀了。最后她还希望能仿效国外建大屠杀纪念馆，为所有死难者立碑，因为中国是个太善于遗忘的民族。
丁子霖：“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蒋捷连的生命从我们家庭来说，是我和我丈夫唯一的儿子。我这个妈妈不能替他去死，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让他走在我前面，那我只有把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他爸爸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公开指责那些让我失望的年轻人，我也不愿意去公开反驳那些攻击我，污蔑我，造谣的人。”
丁子霖：“中国是善于遗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太善于遗忘了。长点记性，让以后的年轻一代不再遭受像我儿子那样的苦难，以后做父母的也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的苦。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所以要立这么一个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丁子霖：“当这一切都做到了，你想做什么？我说如果那天我还活着，只想远离人群。如果我还有馀生的话，我就想静悄悄地度过我的馀生，将来到那个世界去找我儿子去，我不想再和人接触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丁子霖：“我说当局不认错不公布真相，这就谈宽容，谁宽容谁啊？你让当局来宽容我吗？他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受到比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他，那不是成了丑化和解？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
丁子霖表示，经过了多年的思索和调整后，受难者家属们在06年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六字方案，即“真相、赔偿、问责”。因此她对于戴晴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针对所谓的真相，她也直言除了加害者的真相，学生的真相也必须被公开。
丁子霖：“我们也在不断地累积，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难属以外的人呢？起码她还在关心天安门六四的事情，现在多少人都不关心了。所以有些人骂她，但不要一棍子就把戴晴的方案打回去，你打得人家... ...，或许还有其他和戴晴有类似想法的人也想提自己的方案，说不定把人家的热情都打走了。我欢迎在20周年之前之后有更多的体制内外的人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方 案，你提多了，就是逼迫共产党坐在谈判桌上，跟你面对面谈。如果大家都不理了，都去赚钱去了，都去解决金融危机了，都去这个那个了，那共产党不是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丁子霖：“确实有的学生护照什么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的？所以我们难属要的真相是所有的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单方面的，不光要邓李杨的真相，戒严部队的真相，还有学生方面的真相。真相如果是堂而皇之的话，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不是更证明你的正义性吗？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看，让大家来看。”
丁子霖：“我觉得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也不必害怕，我早就这么说了，一个人的罪和过要分清楚。学生是过，他们要勇敢地反思，不管怎么样它不是罪，杀人的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凶邓李杨而不是学生。学生是过，但是如果你过也不承认，还在那里硬着脖子，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丁子霖说20年前儿子走的时候她53岁，现在已经73岁来日无多了。对于他们难属所提出的三个诉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实现的一天。不过如果真的有幸能看到，她最希望的是把儿子埋葬了，因为他的遗骨现在还放在家里。而埋葬的地点会选在天安门附近，因为当年儿子还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就在木樨地被杀了。最后她还希望能仿效国外建大屠杀纪念馆，为所有死难者立碑，因为中国是个太善于遗忘的民族。
丁子霖：“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蒋捷连的生命从我们家庭来说，是我和我丈夫唯一的儿子。我这个妈妈不能替他去死，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让他走在我前面，那我只有把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他爸爸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公开指责那些让我失望的年轻人，我也不愿意去公开反驳那些攻击我，污蔑我，造谣的人。”
丁子霖：“中国是善于遗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太善于遗忘了。长点记性，让以后的年轻一代不再遭受像我儿子那样的苦难，以后做父母的也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的苦。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所以要立这么一个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丁子霖：“当这一切都做到了，你想做什么？我说如果那天我还活着，只想远离人群。如果我还有馀生的话，我就想静悄悄地度过我的馀生，将来到那个世界去找我儿子去，我不想再和人接触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