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力现象的几种形式
任何事物和现象，一旦经过广泛议论和纷争之后，越深入细节越往往以点代面，使得朴实无华的本意变得扑朔迷离扭曲变形，身在其中者的大脑思维也“身在庐山不识山”，简单得变成条状化了，进而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不是肯定即否定，唯独没有综合。
国人近期对民主、和平、暴力、革命言论的讨论中，尤对“和平、暴力”的理解分歧为最，此处主议“暴力”，兼涉“和平”。
1、“被暴力”
是指民间身份的当事人被与之互动的官方执法者施暴。这种情景一般发生在官方的执法过程中，如强拆强征，警员动粗，城管追人、打人、掀摊、强抢等以官方执法者为主导的施暴现象。这种官方施暴案例，往往只能以民间形式传播，并被官方尽力掩盖。
2、“暴力执法”
以垄断的立法权，出台了无数的倾向性法律，在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环境中，为蛮不讲理的基层执法人员“保驾护航”，这就是“暴力执法”得以出现的原因。上述的“被暴力”过程，站在民间角度，就是“暴力执法”。
3、“暴力抗法”
当“暴力执法”无限度地应用在多数执法过程中的时候，即会引起“被暴力”者的反抗。这时从官方角度看，就是“暴力抗法”。若太平盛世，少有国民对政权施暴的事情发生，在暴政之末，往往暴力频现，却更被官方说成是“刁民现象”，何其无耻!
4、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暴力形式有着正义与邪恶不同的社会含义，所以对暴力不能一概而论，一概而否，并且一旦掌握了正义的暴力，就掌握了战胜邪恶暴力的手段，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资本。
对于经受长期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的国人来说，一提“暴力”二字，在尚未弄清此暴力与彼暴力，正义与邪恶区别之前，即有如被揭了伤疤的疼痛感，迫不急待地马上产生神经质条件反射，皆以“否”字一概免谈或避谈，是为“暴力综合症”反应。
二、抗暴维权意识的增长
中国的暴力现象，源自于马克思这个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但他并非“顶峰”，真正的集大成者，是现行的暴政。
做为民间个体的任何一个普通国民，在暴政的长期薰陶下，在民民之间也多少沾染了一些“以拳头解决问题”的不良习惯。“当你在狼群中生活时，你必须也披着狼皮”(旅英作家，马健)，这就是长期生活于暴政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也是必备的生存“素养”。发生在中国的暴力现象，多数只不过是国民自发的“抗暴维权”行为及其衍生体。
中国人在正当的、理性的事物解决方法被以司法腐败和国民道德堕落所造成的完全失效打击并彻底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只能回归到这种人类最为原始的丛林法则，用弱肉强食的办法来维护个人的利益和尊严。有些人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将这种举手可得的强者通吃法则，尽情地渲泄在所有的日常生活中，使中国人习惯于以暴制暴，甚至在此之外想不到还有其它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在由官方首发的暴力意识“深入人心”的中国，尤其是在弱势国民面对强势暴政时，国民自己必须为“正当防卫”和合理的“暴力抗法”正名，为无数的先行同胞们说一句“公道话”。
所以如此，是因为“黄静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遭到权势的报复；三鹿孩子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儿女；瓮安女孩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和人结仇；躲猫猫青年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进拘留所；谭卓走了，我们再也无法沉默！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行走在HEXIE（和谐）社会的斑马线上！今天的谭卓，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我！”
并且“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陈永苗：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
国民从“被暴力”，到主动“暴力抗法”，是一个从忍耐到反抗渐进的觉醒过程，对于身处弱势的个体国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却是一个必须的先择。
三、暴政在催生民主革命
本是保一方平安的执法机关，如公安，司法，折迁，城管等，往往会成为诱发官民冲突的导火索。2008年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如云南孟连、贵州瓮安、重庆、海南三亚、甘肃陇南等地，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突发性群体冲突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6年，已经达到9万多起，目前已经达到每年10万多起。据说每两分钟，中国就会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这根本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官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是社会矛盾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以中国人习惯性的文弱奴性，一直以来是在尽可能地寻求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甚至是劝谏乞和求，等待着执政者能够主动进行一场合符多数国民利益的社会改良运动，但经过了六十年的漫长等待之后，未来的预期越来越让人失望。
从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到大范围的暴力革命，皆非最好的选择，故为国人所忌。但一个事实必须明白，在暴政一万次地拒绝了和平改良、社会和解之后，在“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况下”，还不失为一条最终的“变计”。因为在暴力革命与暴政压迫的二选其一面前，前者对国人来说还意味着一个机会，而后者则只能永远葬送国人的命运。
唐太宗曰：君为源，民为流，源不正而欲流清，不知其可也。中国重生之计，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虽然还应尽量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但决不能惧怕之。
中国日益尖锐的官民矛盾，说明暴政正要一遍遍吸干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滴血，中国人迫切需要下定决心以有限的暴力进行一场外力强制性的社会改良，即包括启蒙、维权、抗争在内的伟大的民主革命!
2009-6-10
任何事物和现象，一旦经过广泛议论和纷争之后，越深入细节越往往以点代面，使得朴实无华的本意变得扑朔迷离扭曲变形，身在其中者的大脑思维也“身在庐山不识山”，简单得变成条状化了，进而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不是肯定即否定，唯独没有综合。
国人近期对民主、和平、暴力、革命言论的讨论中，尤对“和平、暴力”的理解分歧为最，此处主议“暴力”，兼涉“和平”。
1、“被暴力”
是指民间身份的当事人被与之互动的官方执法者施暴。这种情景一般发生在官方的执法过程中，如强拆强征，警员动粗，城管追人、打人、掀摊、强抢等以官方执法者为主导的施暴现象。这种官方施暴案例，往往只能以民间形式传播，并被官方尽力掩盖。
2、“暴力执法”
以垄断的立法权，出台了无数的倾向性法律，在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环境中，为蛮不讲理的基层执法人员“保驾护航”，这就是“暴力执法”得以出现的原因。上述的“被暴力”过程，站在民间角度，就是“暴力执法”。
3、“暴力抗法”
当“暴力执法”无限度地应用在多数执法过程中的时候，即会引起“被暴力”者的反抗。这时从官方角度看，就是“暴力抗法”。若太平盛世，少有国民对政权施暴的事情发生，在暴政之末，往往暴力频现，却更被官方说成是“刁民现象”，何其无耻!
4、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暴力形式有着正义与邪恶不同的社会含义，所以对暴力不能一概而论，一概而否，并且一旦掌握了正义的暴力，就掌握了战胜邪恶暴力的手段，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资本。
对于经受长期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的国人来说，一提“暴力”二字，在尚未弄清此暴力与彼暴力，正义与邪恶区别之前，即有如被揭了伤疤的疼痛感，迫不急待地马上产生神经质条件反射，皆以“否”字一概免谈或避谈，是为“暴力综合症”反应。
二、抗暴维权意识的增长
中国的暴力现象，源自于马克思这个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但他并非“顶峰”，真正的集大成者，是现行的暴政。
做为民间个体的任何一个普通国民，在暴政的长期薰陶下，在民民之间也多少沾染了一些“以拳头解决问题”的不良习惯。“当你在狼群中生活时，你必须也披着狼皮”(旅英作家，马健)，这就是长期生活于暴政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也是必备的生存“素养”。发生在中国的暴力现象，多数只不过是国民自发的“抗暴维权”行为及其衍生体。
中国人在正当的、理性的事物解决方法被以司法腐败和国民道德堕落所造成的完全失效打击并彻底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只能回归到这种人类最为原始的丛林法则，用弱肉强食的办法来维护个人的利益和尊严。有些人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将这种举手可得的强者通吃法则，尽情地渲泄在所有的日常生活中，使中国人习惯于以暴制暴，甚至在此之外想不到还有其它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在由官方首发的暴力意识“深入人心”的中国，尤其是在弱势国民面对强势暴政时，国民自己必须为“正当防卫”和合理的“暴力抗法”正名，为无数的先行同胞们说一句“公道话”。
所以如此，是因为“黄静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遭到权势的报复；三鹿孩子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儿女；瓮安女孩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和人结仇；躲猫猫青年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进拘留所；谭卓走了，我们再也无法沉默！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行走在HEXIE（和谐）社会的斑马线上！今天的谭卓，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我！”
并且“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陈永苗：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
国民从“被暴力”，到主动“暴力抗法”，是一个从忍耐到反抗渐进的觉醒过程，对于身处弱势的个体国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却是一个必须的先择。
三、暴政在催生民主革命
本是保一方平安的执法机关，如公安，司法，折迁，城管等，往往会成为诱发官民冲突的导火索。2008年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如云南孟连、贵州瓮安、重庆、海南三亚、甘肃陇南等地，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突发性群体冲突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6年，已经达到9万多起，目前已经达到每年10万多起。据说每两分钟，中国就会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这根本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官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是社会矛盾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以中国人习惯性的文弱奴性，一直以来是在尽可能地寻求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甚至是劝谏乞和求，等待着执政者能够主动进行一场合符多数国民利益的社会改良运动，但经过了六十年的漫长等待之后，未来的预期越来越让人失望。
从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到大范围的暴力革命，皆非最好的选择，故为国人所忌。但一个事实必须明白，在暴政一万次地拒绝了和平改良、社会和解之后，在“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况下”，还不失为一条最终的“变计”。因为在暴力革命与暴政压迫的二选其一面前，前者对国人来说还意味着一个机会，而后者则只能永远葬送国人的命运。
唐太宗曰：君为源，民为流，源不正而欲流清，不知其可也。中国重生之计，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虽然还应尽量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但决不能惧怕之。
中国日益尖锐的官民矛盾，说明暴政正要一遍遍吸干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滴血，中国人迫切需要下定决心以有限的暴力进行一场外力强制性的社会改良，即包括启蒙、维权、抗争在内的伟大的民主革命!
200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