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报导）8月10日，中国国务院媒体关系顾问董关鹏向外国驻华记者协会表示，目前活跃的互联网舆论监督引起中国官方的忧虑。
本周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国务院媒体关系顾问董关鹏应外国驻华记者协会邀请发表演说，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法新社报导，董关鹏公开表示，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活跃的监督舆论已成为触及各级政府官员日常活动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也同时成为中国官方最大的忧虑所在。他表示，去年一年，全国有84位政府官员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其中1/3因各种问题丢掉了官位。
他认为，中国民众以互联网舆论监督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推动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式，相反会给政府造成更多的政治麻烦。他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监管互联网，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北京的资深新闻媒体学者凌沧洲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像董先生这样的学者，他提到担心网络的言论会引起一些负面的东西，实际上恰恰言论自由是应该对自己的言论是负责任的。最近一、二年来，中国的网民通过网络的舆论的监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假若网络言论要立法，应该说在宪法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去立法。”
就董关鹏所提出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监管互联网舆论表达，国内的“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表示，董关鹏的观点有违背《宪法》中保障公民出版和言论自由之嫌：
“依据中国的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他出版的自由，都有他言论的自由。都可以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这是公民的合法行为。按照董先生的说法，他是站在他个人的角度，或者他站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角度在那儿说话，那不是要违背宪法？”
据报导，董关鹏还向外国媒体介绍了从去年拉萨事件到今年乌鲁木齐事件中，中国政府对媒体采访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年拉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关闭了西藏，已经进入西藏的境外记者也被悉数赶出。此举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批评。董关鹏表示，这种局面促使中国政府进行反思，并一直在探讨如何更好地跟媒体讲述中国真实的情况。他表示，今年7月5号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当局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采访，并提供录像带、举行多场记者会，这将成为中国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中所继续遵循的模式。
“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指出，中国政府继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日趋严格。董关鹏所介绍的中国政府正在对外媒采取逐步开放的做法，事实上只是一种宣传的策略：
“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官方对这个媒体更加趋于紧缩的态度。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然后灌个什么光盘，开个记者发布会邀请记者再去，叫做宣传。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强调，新闻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压制网络舆论监督的观点应当受到各界的谴责：“开放是一个大势所趋呀，它是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这些官员还是把稳定或者把控制真相摆在了首要地方。同时我对清华大学的教授也表示深度的失望。他们提出的想法和建议与人民群众的意见都是背道而驰的，与宪法原则也是相违背的，是必须要质疑和批判的。”
在北京举办了08年夏季奥运会一周年之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于8月8号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继续对外国记者和被采访对象进行骚扰和恐吓，违背了举办奥运会时开放新闻采访的承诺。有报导认为，中国政府日前在新疆事件中对媒体的处理方法，并非真正的媒体开放和新闻自由，只不过是当局控制媒体的新策略。
本周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国务院媒体关系顾问董关鹏应外国驻华记者协会邀请发表演说，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法新社报导，董关鹏公开表示，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活跃的监督舆论已成为触及各级政府官员日常活动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也同时成为中国官方最大的忧虑所在。他表示，去年一年，全国有84位政府官员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其中1/3因各种问题丢掉了官位。
他认为，中国民众以互联网舆论监督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推动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式，相反会给政府造成更多的政治麻烦。他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监管互联网，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北京的资深新闻媒体学者凌沧洲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像董先生这样的学者，他提到担心网络的言论会引起一些负面的东西，实际上恰恰言论自由是应该对自己的言论是负责任的。最近一、二年来，中国的网民通过网络的舆论的监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假若网络言论要立法，应该说在宪法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去立法。”
就董关鹏所提出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监管互联网舆论表达，国内的“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表示，董关鹏的观点有违背《宪法》中保障公民出版和言论自由之嫌：
“依据中国的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他出版的自由，都有他言论的自由。都可以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这是公民的合法行为。按照董先生的说法，他是站在他个人的角度，或者他站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角度在那儿说话，那不是要违背宪法？”
据报导，董关鹏还向外国媒体介绍了从去年拉萨事件到今年乌鲁木齐事件中，中国政府对媒体采访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年拉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关闭了西藏，已经进入西藏的境外记者也被悉数赶出。此举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批评。董关鹏表示，这种局面促使中国政府进行反思，并一直在探讨如何更好地跟媒体讲述中国真实的情况。他表示，今年7月5号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当局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采访，并提供录像带、举行多场记者会，这将成为中国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中所继续遵循的模式。
“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指出，中国政府继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日趋严格。董关鹏所介绍的中国政府正在对外媒采取逐步开放的做法，事实上只是一种宣传的策略：
“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官方对这个媒体更加趋于紧缩的态度。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然后灌个什么光盘，开个记者发布会邀请记者再去，叫做宣传。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强调，新闻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压制网络舆论监督的观点应当受到各界的谴责：“开放是一个大势所趋呀，它是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这些官员还是把稳定或者把控制真相摆在了首要地方。同时我对清华大学的教授也表示深度的失望。他们提出的想法和建议与人民群众的意见都是背道而驰的，与宪法原则也是相违背的，是必须要质疑和批判的。”
在北京举办了08年夏季奥运会一周年之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于8月8号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继续对外国记者和被采访对象进行骚扰和恐吓，违背了举办奥运会时开放新闻采访的承诺。有报导认为，中国政府日前在新疆事件中对媒体的处理方法，并非真正的媒体开放和新闻自由，只不过是当局控制媒体的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