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30日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不是喜气洋洋普天同庆。而是搞得阴森森，紧紧张张如临大敌。据说仅仅是北京市，就调集了120万军警和保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看不见的便衣穿梭往来。不像是要搞庆典，倒像是又要爆发卢沟桥事变了，气氛完全不对头。
是主管庆祝的官员不懂事吗？不会的。是迫不得已。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多，越演越烈。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连中共党内，也早已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总之，是摇摇欲坠了。难免紧张兮兮。
前些日子参加一个研讨会。组织者把话题定为“中共窃国60年”，这窃国两字十分贴切。我把窃国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同，都在围绕着建立合法性而调整着基本政策。但每一次都很快就破产了。
第一次窃国，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或者更早。毛泽东很了解国人的愿望。他按照人民需要甚么给甚么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号，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小业主们，希望的是清廉的吏治和贸易保护主义，毛泽东就装扮出民主的面貌，并且大谈保护民族工业和反对帝国主义。于是，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农村的问题是土地不均。古代每一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均田运动。古代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武装夺取政权，建国初期都面临着民众内心是否认同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均田是获得农村大部份人口认同的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摧毁了和旧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豪强集团；并建立起新的，认同新政权的士绅阶层。这是建立一整套新的统治结构的必经过程。
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夺取政权。在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他们采取了中国传统的模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如果他们信守诺言，建立起一个保护本国工商业，并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骨干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不是窃取政权，没有欺骗社会；但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在经过了几年稳定期，消灭了前政权遗留的反对派之后，就开始了违背诺言的行动，剥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农民的土地，开始了着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运动。
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共完成了剥夺全国人民财产的过程。也同时完成了它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窃取国家的过程。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社会对新的结构又全面不适应，造成了共产党的困境。旧的诺言不遵守；新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诺言，又因为大饥荒而破产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想错了，反而认为是“落后的传统文化”拖了后腿。一场得到全党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用更加彻底的共产主义改革，来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没有欺骗人民，正在把社会带进他们宣称的美好境界。
林彪这位老战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彻底宣告了毛泽东理想的破产。七十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中共的体系，而且是全国全面地陷入了危机：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和文化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社会整体的危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正是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出路。人们都在谈论被文革摧毁的旧话题。道德；民生；民主和法制等等所谓的沉渣在泛起，并且占据了民意的领导地位。社会在寻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政变。毛泽东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将们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人们为此而欢呼，人们希望这代表着中国要变天了。但当时的领导人华国峰却让大多数人失望了。他坚持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和怨愤，并爆发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
邓小平看准了这个时机。他打出了适应大多数人愿望的旗号，一举击败了大权独揽的华国峰集团，夺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的许诺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并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邓小平曾经被毛泽东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相信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取消共产主义。
然而，邓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讲信用而闻名于党内外。他不用毛泽东那种循序渐进的麻烦手段。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曾经帮助他上台的民主派。消灭了民主墙之后，整个八十年代里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消灭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来抵制社会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用严打来取消刚刚建立的法制体系。一直发展到武力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这和全社会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彻底背弃了上台前的政治诺言之后，邓小平和江泽民许下了一半独裁、一半经济发展的诺言。大多数人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没有自由但可以发财致富的理想上。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但是腐败的发展速度更快。垄断市场机会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是少数人的发展；大多数人仍然深陷在贫困之中。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和大部份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头。邓小平许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诺言，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它是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财产，转移到当权派的口袋里去了。这是真正大规模的窃国，比毛泽东更直接、更凶恶。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引发了人民极度的不满。从温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泽民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赎买政策，最多也就是收买了大部份的文人知识份子。正如古人所说：小恩小惠未遍。你不可能收买大部份的人民。何况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直接掌权。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剥削，不可能允许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的路线走进了死胡同。
胡锦涛集团为了解开这一道死结，正在形成着第三次窃国的路线。经过多年的试探，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道路肯定是不通。只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状态下实现。那么希特勒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效的药方呢？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实验发现：驳斥帝国主义的所谓爱国主义足以迷惑一部份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份人。必须像希特勒那样，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内部的人民公敌，才能制造出大部份人的恐惧，才能使恐惧的人民团结在流氓政权的周围。
于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煽起的排犹情绪已经接近了希特勒的时代。相当一部份有爱国主义情结的、善良的人民，渐渐地、不知觉地上了胡锦涛的贼船；不自觉地充当了新纳粹的打手和吹鼓手。
人民会渐渐地忘记自己的苦难，成为纳粹的冲锋队。结果受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民。还将给别人造成巨大的灾难。这一阶段的窃国，其危害性可能远远大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理智的中国人，都必须奋起反对胡锦涛的新纳粹运动，阻止更大灾难的发生。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观点。)
──转自《大纪元》
是主管庆祝的官员不懂事吗？不会的。是迫不得已。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多，越演越烈。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连中共党内，也早已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总之，是摇摇欲坠了。难免紧张兮兮。
前些日子参加一个研讨会。组织者把话题定为“中共窃国60年”，这窃国两字十分贴切。我把窃国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同，都在围绕着建立合法性而调整着基本政策。但每一次都很快就破产了。
第一次窃国，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或者更早。毛泽东很了解国人的愿望。他按照人民需要甚么给甚么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号，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小业主们，希望的是清廉的吏治和贸易保护主义，毛泽东就装扮出民主的面貌，并且大谈保护民族工业和反对帝国主义。于是，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农村的问题是土地不均。古代每一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均田运动。古代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武装夺取政权，建国初期都面临着民众内心是否认同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均田是获得农村大部份人口认同的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摧毁了和旧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豪强集团；并建立起新的，认同新政权的士绅阶层。这是建立一整套新的统治结构的必经过程。
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夺取政权。在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他们采取了中国传统的模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如果他们信守诺言，建立起一个保护本国工商业，并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骨干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不是窃取政权，没有欺骗社会；但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在经过了几年稳定期，消灭了前政权遗留的反对派之后，就开始了违背诺言的行动，剥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农民的土地，开始了着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运动。
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共完成了剥夺全国人民财产的过程。也同时完成了它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窃取国家的过程。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社会对新的结构又全面不适应，造成了共产党的困境。旧的诺言不遵守；新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诺言，又因为大饥荒而破产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想错了，反而认为是“落后的传统文化”拖了后腿。一场得到全党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用更加彻底的共产主义改革，来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没有欺骗人民，正在把社会带进他们宣称的美好境界。
林彪这位老战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彻底宣告了毛泽东理想的破产。七十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中共的体系，而且是全国全面地陷入了危机：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和文化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社会整体的危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正是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出路。人们都在谈论被文革摧毁的旧话题。道德；民生；民主和法制等等所谓的沉渣在泛起，并且占据了民意的领导地位。社会在寻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政变。毛泽东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将们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人们为此而欢呼，人们希望这代表着中国要变天了。但当时的领导人华国峰却让大多数人失望了。他坚持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和怨愤，并爆发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
邓小平看准了这个时机。他打出了适应大多数人愿望的旗号，一举击败了大权独揽的华国峰集团，夺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的许诺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并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邓小平曾经被毛泽东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相信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取消共产主义。
然而，邓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讲信用而闻名于党内外。他不用毛泽东那种循序渐进的麻烦手段。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曾经帮助他上台的民主派。消灭了民主墙之后，整个八十年代里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消灭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来抵制社会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用严打来取消刚刚建立的法制体系。一直发展到武力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这和全社会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彻底背弃了上台前的政治诺言之后，邓小平和江泽民许下了一半独裁、一半经济发展的诺言。大多数人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没有自由但可以发财致富的理想上。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但是腐败的发展速度更快。垄断市场机会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是少数人的发展；大多数人仍然深陷在贫困之中。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和大部份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头。邓小平许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诺言，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它是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财产，转移到当权派的口袋里去了。这是真正大规模的窃国，比毛泽东更直接、更凶恶。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引发了人民极度的不满。从温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泽民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赎买政策，最多也就是收买了大部份的文人知识份子。正如古人所说：小恩小惠未遍。你不可能收买大部份的人民。何况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直接掌权。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剥削，不可能允许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的路线走进了死胡同。
胡锦涛集团为了解开这一道死结，正在形成着第三次窃国的路线。经过多年的试探，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道路肯定是不通。只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状态下实现。那么希特勒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效的药方呢？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实验发现：驳斥帝国主义的所谓爱国主义足以迷惑一部份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份人。必须像希特勒那样，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内部的人民公敌，才能制造出大部份人的恐惧，才能使恐惧的人民团结在流氓政权的周围。
于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煽起的排犹情绪已经接近了希特勒的时代。相当一部份有爱国主义情结的、善良的人民，渐渐地、不知觉地上了胡锦涛的贼船；不自觉地充当了新纳粹的打手和吹鼓手。
人民会渐渐地忘记自己的苦难，成为纳粹的冲锋队。结果受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民。还将给别人造成巨大的灾难。这一阶段的窃国，其危害性可能远远大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理智的中国人，都必须奋起反对胡锦涛的新纳粹运动，阻止更大灾难的发生。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观点。)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