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道）今年2月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所谓躲猫猫事件后，中国媒体曝光了一系列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最新一起发生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据中国的“新闻晨报”报道，9月17号上午，30岁男子祁长江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中绝食49天后，治疗无效死亡。此前的7月26日，祁长江因在中关村附近倒卖3本假发票被抓，后被关押在海淀看守所。海淀警方称，被关押后，他一直绝食，民警多次劝说未果，将其送到医院治疗。但他的妻子朱祖芬说，几年前时，丈夫曾因倒卖发票被判劳教10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抓。丈夫被抓后，她带着律师去过海淀看守所4次，但都没在看守所内找到丈夫，每次查询都说没有此人。丈夫被抓后，海淀公安分局与安徽老家的派出所核实过丈夫的身分，但自己前后去了4次，都说查无此人，让她感到不能理解。
对于死者家属 4次去看守所未找到祁长江的原因，海淀警方解释说，祁长江被抓后，一直不说话，民警根本不知道其姓名，所以登记时为无名氏。民警通过与有前科人员资料进行比对，又和其原籍公安机关核实，一个月后才确定他的真实姓名。记者试图接通海淀看守所的电话，但电话无法接通。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说，警方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
“中国的拘押场所不单单指的是看守所，拘留所这些了，其实还包含许多，像类似戒毒所，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拘押场所，比如说像所谓的黑监狱呀这些。这些场所侵犯人权的情况是很存在的。刑讯逼供呀，酷刑呀这些非人道的待遇呀这些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我想这个存在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确实是在于整个社会方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朱祖芬和祁长江均是安徽省潜山县人，2001年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3岁。朱祖芬说，她和丈夫每天都在中关村附近干干杂活，但不在同一个地点。祁长江除了倒卖发票外，还干一些导购的工作。朱祖芬对“新闻晨报”记者说，几年前时，他丈夫曾因倒卖发票被判劳教 10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抓。7月26日，一名老乡告诉朱祖芬，祁长江在中关村附近倒卖发票时，被民警当场抓到。她立即带着孩子跑到派出所门口，看到丈夫戴着黑头套，被3名民警押上警车。这是她见到的丈夫最后一面。直到9月17日上午，她才等来了消息，却是被告知丈夫已经去世。唐荆陵律师说，他希望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能够更加透明：
“比如说涉及到正式的拘押场所的人权保护的话，像律师的随时介入、嫌疑人跟外界的联系。在中国的有关法律、司法体系下面，它这个联系几乎是被完全切断的，这种情况下保护人权那是很困难的，保护这些被关押的人的人权是很困难的。”
四川自贡的维权人士刘正有说，祁长江的非正常死亡让他想起今年2月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所谓“躲猫猫”事件：
“像这种情况在我们没有人权的国家出这种事儿是非常普遍的。包括拘留所、 看守所、劳教队死亡人数是频频发生。一个是今年曝光的“躲猫猫”事件，而且警方有警方在说法，伤害者家属有受害者家属的说法。”
2月8 号，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李荞明在放风期间意外受伤，其入院后因“重度颅脑损伤”离奇身亡。2月13日《云南信息报》一报道称，晋宁县公安机 关的解释是，当天李荞明是和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死亡。该报道被广泛转载后遭到逾万名网友的质疑，该事件也由此被称为“躲猫猫”事件。后来云南省政府通报了“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
刘正有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曝光后，类似的事件在各地仍然不断发生：“最近山东龙口县的李淑莲事件也是一样，李淑莲身体很棒，而且也很好，突然在中秋节被官方残酷迫害，活活打死，报道还说她是自己上吊死的。你可想而知，现在整个中国行政和司法是不为老百姓做事。”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北京有关部门能够对祁长江的死亡进行调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据中国的“新闻晨报”报道，9月17号上午，30岁男子祁长江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中绝食49天后，治疗无效死亡。此前的7月26日，祁长江因在中关村附近倒卖3本假发票被抓，后被关押在海淀看守所。海淀警方称，被关押后，他一直绝食，民警多次劝说未果，将其送到医院治疗。但他的妻子朱祖芬说，几年前时，丈夫曾因倒卖发票被判劳教10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抓。丈夫被抓后，她带着律师去过海淀看守所4次，但都没在看守所内找到丈夫，每次查询都说没有此人。丈夫被抓后，海淀公安分局与安徽老家的派出所核实过丈夫的身分，但自己前后去了4次，都说查无此人，让她感到不能理解。
对于死者家属 4次去看守所未找到祁长江的原因，海淀警方解释说，祁长江被抓后，一直不说话，民警根本不知道其姓名，所以登记时为无名氏。民警通过与有前科人员资料进行比对，又和其原籍公安机关核实，一个月后才确定他的真实姓名。记者试图接通海淀看守所的电话，但电话无法接通。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说，警方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
“中国的拘押场所不单单指的是看守所，拘留所这些了，其实还包含许多，像类似戒毒所，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拘押场所，比如说像所谓的黑监狱呀这些。这些场所侵犯人权的情况是很存在的。刑讯逼供呀，酷刑呀这些非人道的待遇呀这些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我想这个存在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确实是在于整个社会方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朱祖芬和祁长江均是安徽省潜山县人，2001年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3岁。朱祖芬说，她和丈夫每天都在中关村附近干干杂活，但不在同一个地点。祁长江除了倒卖发票外，还干一些导购的工作。朱祖芬对“新闻晨报”记者说，几年前时，他丈夫曾因倒卖发票被判劳教 10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抓。7月26日，一名老乡告诉朱祖芬，祁长江在中关村附近倒卖发票时，被民警当场抓到。她立即带着孩子跑到派出所门口，看到丈夫戴着黑头套，被3名民警押上警车。这是她见到的丈夫最后一面。直到9月17日上午，她才等来了消息，却是被告知丈夫已经去世。唐荆陵律师说，他希望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能够更加透明：
“比如说涉及到正式的拘押场所的人权保护的话，像律师的随时介入、嫌疑人跟外界的联系。在中国的有关法律、司法体系下面，它这个联系几乎是被完全切断的，这种情况下保护人权那是很困难的，保护这些被关押的人的人权是很困难的。”
四川自贡的维权人士刘正有说，祁长江的非正常死亡让他想起今年2月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所谓“躲猫猫”事件：
“像这种情况在我们没有人权的国家出这种事儿是非常普遍的。包括拘留所、 看守所、劳教队死亡人数是频频发生。一个是今年曝光的“躲猫猫”事件，而且警方有警方在说法，伤害者家属有受害者家属的说法。”
2月8 号，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李荞明在放风期间意外受伤，其入院后因“重度颅脑损伤”离奇身亡。2月13日《云南信息报》一报道称，晋宁县公安机 关的解释是，当天李荞明是和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死亡。该报道被广泛转载后遭到逾万名网友的质疑，该事件也由此被称为“躲猫猫”事件。后来云南省政府通报了“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
刘正有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曝光后，类似的事件在各地仍然不断发生：“最近山东龙口县的李淑莲事件也是一样，李淑莲身体很棒，而且也很好，突然在中秋节被官方残酷迫害，活活打死，报道还说她是自己上吊死的。你可想而知，现在整个中国行政和司法是不为老百姓做事。”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北京有关部门能够对祁长江的死亡进行调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