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8日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不久前向社会公开招聘“媒体义务监督员”，并将在记者节当天宣布招聘的结果。西藏自治区则在表彰记者的时候，要求媒体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不能失语”，要引导社会舆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1月8日是中国政府认定的记者节，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将在记者节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前不久公开向社会招聘的“媒体义务监督员”的结果。人民网报道说，宣传部招聘100名监督员是要加大对中国媒体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问题进行监督。
居住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分析说，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监管媒体的新措施，采用的是“人民战争”的老办法。
“一个就是它在管理新闻方面，管理舆论方面继续延用人民战争，搞运动的那个机制去搞这种花样。并没有什么新的探索，没有什么新的含义。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这种旧体制管制新闻的一种反映。在网络时代，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原来的这一套根本就不管用了。”
张伟国认为，在正常社会里，媒体是正常的企业，新闻报道是媒体的产品，产品质量好坏由消费者判断，也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但在中国，媒体存在与否和质量好坏，却主要由官方来决定，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它的所谓的报纸也好，电台也好，其他的电子媒体也好，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它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所谓编辑或者是其他的新闻工作人员在西方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工具而已。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很难有独立的、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云南省邀请“网民”去调查造成在押犯人死亡的监狱，在网上形成热议，但网民最后发现前往调查的并非普通的“网民”。而昆明市委书记则主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也成为网络一时讨论的话题。
张伟国认为，这些小动作意义不大。
星期四，西藏拉萨则召开大会，表彰当地的新闻记者。拉萨市官员要求当地媒体，在重大问题上不能失语，要增强新闻时效性，引导社会舆论。
张伟国表示，中国媒体和新闻记者并非不懂新闻报道，许多民众喜爱的媒体和记者，很容易得罪宣传部门而受到压制：
“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一旦有了新闻独立、新闻监督、新闻自主的苗头，他们就没有好下场。要么报纸关门，总编下台，要么就是记者坐牢，被开除公职，被监控起来。”
去年以来，中国宣传部门要求加强重大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以发挥舆论先入为主的效果。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则认为，中国媒体重大事件报道跟不上，主要是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
“政府要求媒体抢先报道，很滑稽。因为一般媒体自己都要抢先报道，要出于竞争的考虑，一定要先把它报道出来。中国媒体不敢报道，就正好说明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对舆论监管和对舆论的箝制。因为这些实际上是主管的人呢，担心一报道错了，不合乎上面的口径，不合乎上面的口味的话呢，他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所以，我想不是中国媒体和记者没有这个能力或没有这个意愿，而是实际上出于这个体制的考虑，有些官僚的阶层，管理阶层就是这么现实。”
谢教授表示，去年中国给宣传部门拨出巨款，要求建立跨国大型媒体集团，希望能够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但媒体行业的生命力在于公平公正，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难以奏效。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1月8日是中国政府认定的记者节，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将在记者节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前不久公开向社会招聘的“媒体义务监督员”的结果。人民网报道说，宣传部招聘100名监督员是要加大对中国媒体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问题进行监督。
居住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分析说，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监管媒体的新措施，采用的是“人民战争”的老办法。
“一个就是它在管理新闻方面，管理舆论方面继续延用人民战争，搞运动的那个机制去搞这种花样。并没有什么新的探索，没有什么新的含义。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这种旧体制管制新闻的一种反映。在网络时代，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原来的这一套根本就不管用了。”
张伟国认为，在正常社会里，媒体是正常的企业，新闻报道是媒体的产品，产品质量好坏由消费者判断，也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但在中国，媒体存在与否和质量好坏，却主要由官方来决定，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它的所谓的报纸也好，电台也好，其他的电子媒体也好，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它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所谓编辑或者是其他的新闻工作人员在西方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工具而已。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很难有独立的、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云南省邀请“网民”去调查造成在押犯人死亡的监狱，在网上形成热议，但网民最后发现前往调查的并非普通的“网民”。而昆明市委书记则主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也成为网络一时讨论的话题。
张伟国认为，这些小动作意义不大。
星期四，西藏拉萨则召开大会，表彰当地的新闻记者。拉萨市官员要求当地媒体，在重大问题上不能失语，要增强新闻时效性，引导社会舆论。
张伟国表示，中国媒体和新闻记者并非不懂新闻报道，许多民众喜爱的媒体和记者，很容易得罪宣传部门而受到压制：
“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一旦有了新闻独立、新闻监督、新闻自主的苗头，他们就没有好下场。要么报纸关门，总编下台，要么就是记者坐牢，被开除公职，被监控起来。”
去年以来，中国宣传部门要求加强重大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以发挥舆论先入为主的效果。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则认为，中国媒体重大事件报道跟不上，主要是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
“政府要求媒体抢先报道，很滑稽。因为一般媒体自己都要抢先报道，要出于竞争的考虑，一定要先把它报道出来。中国媒体不敢报道，就正好说明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对舆论监管和对舆论的箝制。因为这些实际上是主管的人呢，担心一报道错了，不合乎上面的口径，不合乎上面的口味的话呢，他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所以，我想不是中国媒体和记者没有这个能力或没有这个意愿，而是实际上出于这个体制的考虑，有些官僚的阶层，管理阶层就是这么现实。”
谢教授表示，去年中国给宣传部门拨出巨款，要求建立跨国大型媒体集团，希望能够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但媒体行业的生命力在于公平公正，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难以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