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1日讯】2003年6月18日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指使警长毛国良，带领两名社保在小区门外将我强行拖上警车，送到街道信访办公室软禁，到晚上八时才同意放我回家，并派一个人护送我，我满怀愤怒决心到北京去控告，身边的尾巴寸步不离地紧跟，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将尾巴甩掉，在马路边的长椅上对付了一晚，一大早乘上长途汽车奔赴北京。
有朋友告诉我：“闸北区公安拍了大头照，内部通缉你，你要注意安全，先避一避风头。”我克制住有家不能回的悲痛心情，在外地暂时躲避到月底。当我进入北京时，发觉上海市驻京办伙同北京警方在疯狂地抓捕访民，我再次离开北京，暂避于津郊。7月1日回到北京时，两办外挤满了访民和截访人，我在接待上海访民窗口登记后，准备到中纪委，途中遇到大批上海访民要到公安7处申请游行。访民遇到上访队伍如同滴水遇到溪流，自然融合在一起。
7月6日，11名志同道合的访民到中南海向共产党中央递交控诉材料，被带到府右街派出所，交给驻京办。在北京警方的协助押送下，来到接济站。由于市信访办当天截访的现场负责人203（代号）言而无信导致对抗，11人全部进行绝食。
7月9日体质较弱的黄XX，脱水休克，躲在幕后的市信访办副主任张世民被迫现身，答应将黄送医院诊疗，但不许访民陪同。我们不同意将昏厥的无自我保护意识的黄XX，单独交给毫无信誉的信访办，必须有人（访民）陪同。张世民指挥司机强行开车，我只得站在车前进行阻止，张世民指着我大声说：“回上海就捉脱侬！”连讲三遍，我坚持不让，最后张世民同意由奚XX陪同，矛盾表面得到缓和。
7月10日下午１时许，我在接济站床上午睡，芷江西警所警长冒士林，街道信访办主任孙秉干等８人，在闸北区公安局稳定科李科长的带领下，冲进房间将只穿着短裤的我反拗手臂带上手铐。虽然经过其馀同伴的尽力拼抢，仍被他们抬进预先停在广场上的警车内，我被他们头脸朝下地横放在地上，根本不知道开到甚么地方。车停下，我被抬进牢笼式地下室，扔在地板上。我爬起来，乘他们不备，猛向墙上撞去，被反弹出来后，摔倒在地板上，我挣扎着爬起又撞向墙壁，又弹出倒在地板上，原来墙壁是用撞不死人的材料制作的。
冒士林与孙秉干在闲聊家中的女儿如何聪明可爱，被反铐着手铐怒火中烧的我，脱口诅咒他的女儿不得好死，活不过20岁，全家男盗女娼。冒士林火冒三丈说“你要骂骂我，不要骂我女儿！”
笑话！你们可以侵犯人权对我人身伤害，我不可以诅咒你们？你们一天不给我说法，我一天不停止诅咒！
李科长假惺惺地对我讲：“手铐铐着难过不？只要你不吵不闹，一路配合回去，我就给你开铐。”我知道与豺狼无理可讲，但不可能服软哀求，旁边有一人打园场说：“他不可能表态的，先给他开铐，再闹再铐。”
第二天上午（7月11日）我被带到闸北区公安局特讯室，4月28日在闸北区看守所被非法审讯的情形再次出现，48小时内组织了多次的轮番审讯，其中多次采取肢体语言，审讯人员既不报姓名，又不佩带标志，连警服都不穿，面对他们的非法审讯，我当然是沉默以待。
7月13日上午，我被转移到英丽大酒店软禁至23日，政府一方面暗中做我的材料，一方面假惺惺地以化解为名稳住我。每天有2名警察四名保安陪吃、陪住、陪玩。7月18日闸北区政府秘书长带领三名干部来到英丽大酒店，问我有甚么要求，我再次重复申诉了上访的四点诉求，并提出由于政府对我的子女施加压力，导致家庭暴力。2003年1月10日我被迫离家出走，流浪社会至今，为上访欠下了4400元债务，希望政府能一并解决，秘书长极其庄重地对我说：“这次政府一定帮你把问题解决让你满意！”并亲切地伸出手与我握别，其馀的干部也热情地与我一一握手道别，内中有一位大高个子的干部特意留下来，表态说是受区政府委托告诉我，为了表示政府的诚意，同意先将我的欠债还掉，让我安心地等待。当天的情形真让人感动。我期待着上访的问题能解决，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太天真了，被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混然不知！区政府如噬人的鳄鱼，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我却被几滴表面同情的鳄鱼泪所蒙蔽，痴心妄想地做着化解梦。7月23日闸北公安局长徐达芳来到酒店找我“谈话”。见面第一句话：“大名鼎鼎的杜阳明，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一个小草民，见面就用大名鼎鼎的话讽刺，我当然毫不客气地回敬：“如雷贯耳的徐达芳，今天找我有甚么事？”徐问：“你知道我们为甚么找你？”
我答：“不知道。”
徐说：“你必须交代上访中的违法过激行为！”
我答：“我的一切行为都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畴内，从不做违法事情，只要你们给我解决了上访问题，我就不会再上访。”
徐说：“我只管抓人，不管解决问题。”
我答：“既然你们如此不讲理，那就随你们怎么办！”
徐终止了谈话，叫人将我带回房间。刚坐下不久，区政府的大高个干部出现，对我说：“你要求的还请4400元债务问题由于无先例，不能同意。”
到下午3时我被拉上警车直接送进殷高路劳教所。在室外38度以上高温天气下，被关在不足三平方米的鸽子笼内，整整7天随即被送进大封劳教二所，遭受长达548天的牢狱之灾。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
有朋友告诉我：“闸北区公安拍了大头照，内部通缉你，你要注意安全，先避一避风头。”我克制住有家不能回的悲痛心情，在外地暂时躲避到月底。当我进入北京时，发觉上海市驻京办伙同北京警方在疯狂地抓捕访民，我再次离开北京，暂避于津郊。7月1日回到北京时，两办外挤满了访民和截访人，我在接待上海访民窗口登记后，准备到中纪委，途中遇到大批上海访民要到公安7处申请游行。访民遇到上访队伍如同滴水遇到溪流，自然融合在一起。
7月6日，11名志同道合的访民到中南海向共产党中央递交控诉材料，被带到府右街派出所，交给驻京办。在北京警方的协助押送下，来到接济站。由于市信访办当天截访的现场负责人203（代号）言而无信导致对抗，11人全部进行绝食。
7月9日体质较弱的黄XX，脱水休克，躲在幕后的市信访办副主任张世民被迫现身，答应将黄送医院诊疗，但不许访民陪同。我们不同意将昏厥的无自我保护意识的黄XX，单独交给毫无信誉的信访办，必须有人（访民）陪同。张世民指挥司机强行开车，我只得站在车前进行阻止，张世民指着我大声说：“回上海就捉脱侬！”连讲三遍，我坚持不让，最后张世民同意由奚XX陪同，矛盾表面得到缓和。
7月10日下午１时许，我在接济站床上午睡，芷江西警所警长冒士林，街道信访办主任孙秉干等８人，在闸北区公安局稳定科李科长的带领下，冲进房间将只穿着短裤的我反拗手臂带上手铐。虽然经过其馀同伴的尽力拼抢，仍被他们抬进预先停在广场上的警车内，我被他们头脸朝下地横放在地上，根本不知道开到甚么地方。车停下，我被抬进牢笼式地下室，扔在地板上。我爬起来，乘他们不备，猛向墙上撞去，被反弹出来后，摔倒在地板上，我挣扎着爬起又撞向墙壁，又弹出倒在地板上，原来墙壁是用撞不死人的材料制作的。
冒士林与孙秉干在闲聊家中的女儿如何聪明可爱，被反铐着手铐怒火中烧的我，脱口诅咒他的女儿不得好死，活不过20岁，全家男盗女娼。冒士林火冒三丈说“你要骂骂我，不要骂我女儿！”
笑话！你们可以侵犯人权对我人身伤害，我不可以诅咒你们？你们一天不给我说法，我一天不停止诅咒！
李科长假惺惺地对我讲：“手铐铐着难过不？只要你不吵不闹，一路配合回去，我就给你开铐。”我知道与豺狼无理可讲，但不可能服软哀求，旁边有一人打园场说：“他不可能表态的，先给他开铐，再闹再铐。”
第二天上午（7月11日）我被带到闸北区公安局特讯室，4月28日在闸北区看守所被非法审讯的情形再次出现，48小时内组织了多次的轮番审讯，其中多次采取肢体语言，审讯人员既不报姓名，又不佩带标志，连警服都不穿，面对他们的非法审讯，我当然是沉默以待。
7月13日上午，我被转移到英丽大酒店软禁至23日，政府一方面暗中做我的材料，一方面假惺惺地以化解为名稳住我。每天有2名警察四名保安陪吃、陪住、陪玩。7月18日闸北区政府秘书长带领三名干部来到英丽大酒店，问我有甚么要求，我再次重复申诉了上访的四点诉求，并提出由于政府对我的子女施加压力，导致家庭暴力。2003年1月10日我被迫离家出走，流浪社会至今，为上访欠下了4400元债务，希望政府能一并解决，秘书长极其庄重地对我说：“这次政府一定帮你把问题解决让你满意！”并亲切地伸出手与我握别，其馀的干部也热情地与我一一握手道别，内中有一位大高个子的干部特意留下来，表态说是受区政府委托告诉我，为了表示政府的诚意，同意先将我的欠债还掉，让我安心地等待。当天的情形真让人感动。我期待着上访的问题能解决，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太天真了，被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混然不知！区政府如噬人的鳄鱼，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我却被几滴表面同情的鳄鱼泪所蒙蔽，痴心妄想地做着化解梦。7月23日闸北公安局长徐达芳来到酒店找我“谈话”。见面第一句话：“大名鼎鼎的杜阳明，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一个小草民，见面就用大名鼎鼎的话讽刺，我当然毫不客气地回敬：“如雷贯耳的徐达芳，今天找我有甚么事？”徐问：“你知道我们为甚么找你？”
我答：“不知道。”
徐说：“你必须交代上访中的违法过激行为！”
我答：“我的一切行为都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畴内，从不做违法事情，只要你们给我解决了上访问题，我就不会再上访。”
徐说：“我只管抓人，不管解决问题。”
我答：“既然你们如此不讲理，那就随你们怎么办！”
徐终止了谈话，叫人将我带回房间。刚坐下不久，区政府的大高个干部出现，对我说：“你要求的还请4400元债务问题由于无先例，不能同意。”
到下午3时我被拉上警车直接送进殷高路劳教所。在室外38度以上高温天气下，被关在不足三平方米的鸽子笼内，整整7天随即被送进大封劳教二所，遭受长达548天的牢狱之灾。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