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6日讯】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11月24日晚，在其年度晚宴中颁发国际新闻自由奖给突尼西亚、索马里、亚塞拜然和斯里兰卡的记者。后两个国家的记者因在狱中，无法前来领奖。而八年前获此项殊荣的中国记者姜维平，终于得以亲自领取这个奖项。
颁奖晚宴在纽约着名的沃尔道夫酒店举行。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向姜维平颁奖。在获奖感言中姜维平表示，当年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深受鼓舞。
姜维平说：“我确信，这个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所有关注和追求新闻自由的我的中国记者朋友们的。在长达五年的监禁中和获释后三年的监控下，我曾遇到过饥寒交迫、病痛折磨的苦难，也遇到过死亡的恐吓。但是我对新闻自由的追求
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手中的笔从来没有折断过。”
姜维平因为揭露薄熙来等东北高官的腐败行为被判刑八年，在监禁中度过了五年零一个月。今年初设法离开中国，与家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团聚。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和八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倒退了。
姜维平说：“这里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共高层的内斗，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民间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作为一党执政的共产党非常担忧，所以它对记者的打压就比过去越加严重。这个是很令人心里忧伤的，但是我相信会改变。”
说到薄熙来，姜维平表示，薄熙来是中共一党威权统治的典型。
姜维平说：“薄熙来以反贪打黑的方式进行帮派斗争，对民主和法制是极大的伤害。如果他爬到更高的位置，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他认为“扫黑”应该通过法制的方式，理智的进行，不赞成用红色恐怖的方式。
关于西班牙法庭对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五名中共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立案审判一事，姜维平非常高兴，他认为江泽民和薄熙来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姜维平即将出版一本五十多万字的新书，题目叫《欲加之罪》，反映自己五年的狱中生活，正在洽谈出版商。用他的话讲，这是一部让“他们”心灵震撼的着作。
姜维平的妻子和他的朋友赵岩陪同他出席了颁奖典礼。赵岩是姜维平的东北老乡，他认为姜获奖是当之无愧。
赵岩说：“姜维平先生原来是在体制内做记者。他能在体制内，写出那么多揭露官场腐败黑暗的东西，这比我们在体制外的记者可能更需要勇气和力量。中国记者因言获罪，象刘晓波、黄琦，都是记者中的优秀人才，他们还在为中国的明天忍受苦难。”
赵岩在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期间，曾被中共当局逮捕，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赵岩说：“纽约时报关注的问题，在中国都是比较尖锐的一些问题，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什么时候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带有风险性的问题，到那一天中国可能就好了。但是那一天还有多远，这需要我们所有的新闻记者同仁和在这个世界上热爱和平和正义、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去关注。”
──转自《自由亚洲》
颁奖晚宴在纽约着名的沃尔道夫酒店举行。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向姜维平颁奖。在获奖感言中姜维平表示，当年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深受鼓舞。
姜维平说：“我确信，这个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所有关注和追求新闻自由的我的中国记者朋友们的。在长达五年的监禁中和获释后三年的监控下，我曾遇到过饥寒交迫、病痛折磨的苦难，也遇到过死亡的恐吓。但是我对新闻自由的追求
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手中的笔从来没有折断过。”
姜维平因为揭露薄熙来等东北高官的腐败行为被判刑八年，在监禁中度过了五年零一个月。今年初设法离开中国，与家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团聚。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和八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倒退了。
姜维平说：“这里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共高层的内斗，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民间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作为一党执政的共产党非常担忧，所以它对记者的打压就比过去越加严重。这个是很令人心里忧伤的，但是我相信会改变。”
说到薄熙来，姜维平表示，薄熙来是中共一党威权统治的典型。
姜维平说：“薄熙来以反贪打黑的方式进行帮派斗争，对民主和法制是极大的伤害。如果他爬到更高的位置，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他认为“扫黑”应该通过法制的方式，理智的进行，不赞成用红色恐怖的方式。
关于西班牙法庭对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五名中共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立案审判一事，姜维平非常高兴，他认为江泽民和薄熙来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姜维平即将出版一本五十多万字的新书，题目叫《欲加之罪》，反映自己五年的狱中生活，正在洽谈出版商。用他的话讲，这是一部让“他们”心灵震撼的着作。
姜维平的妻子和他的朋友赵岩陪同他出席了颁奖典礼。赵岩是姜维平的东北老乡，他认为姜获奖是当之无愧。
赵岩说：“姜维平先生原来是在体制内做记者。他能在体制内，写出那么多揭露官场腐败黑暗的东西，这比我们在体制外的记者可能更需要勇气和力量。中国记者因言获罪，象刘晓波、黄琦，都是记者中的优秀人才，他们还在为中国的明天忍受苦难。”
赵岩在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期间，曾被中共当局逮捕，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赵岩说：“纽约时报关注的问题，在中国都是比较尖锐的一些问题，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什么时候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带有风险性的问题，到那一天中国可能就好了。但是那一天还有多远，这需要我们所有的新闻记者同仁和在这个世界上热爱和平和正义、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去关注。”
──转自《自由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