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7日讯】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10月30日在匈牙利表示，在当前的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担当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因为金融和信用危机从其内部动摇了美国的地位，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制未受波动。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未受波动，看来索罗斯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30年的改革，目前正面临着大步倒退的可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倾其国家资源，公开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公然挤压中小型民营企业，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不少违背市场逻辑的怪事。
怪事之一，亏损企业兼并盈利企业。山东钢铁是山东省最大国营企业，日照钢铁是国内最大的钢铁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山东钢铁亏损12亿，而日照则盈利近30亿，在山东政府的行政干涉下，亏损的山东钢铁从12家银行获得高达2400亿元的信贷，吞并了赢利的日照钢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兼并，岂非咄咄怪事？
怪事之二，民营企业得不到政府注资，濒临破产，反而成了民营企业不该存在的理由。中国航空业是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中国政府为国有航空公司慷慨注资，譬如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注入70亿元和30亿元的国家资金，而12家民营航空公司因为得不到资金，面临几乎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质疑，这个领域到底该不该有民营的空间，另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
怪事之三，超大型中央企业，跨行业抢夺民营高额利润。今年上半年，具有国企背景的超大型公司，争先恐后涌入圈地和房地产行业。民企地产大王潘石屹，曾觊觎北京一块肥得流油的地块，最后却被中化集团夺走。中国电子也加入了地产行业。这种跨行争夺房地产和土地高额利润的事儿，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更怪的是，政府主导了国营兼并民营，却绝口否认。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国进民退案例，发改委和国资委瞪着眼睛说，这不是中央政策，只是地方或局部的政策，可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却写得明明白白。其中绝大多是由政府推动的重大基建和工业项目，参与者几乎都是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像的主要因素。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企垄断和政府过度控制，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改掉的坏东西，却在经济危机中摇身一变，被决策高层、官方学者和智囊当成是抵抗经济危机的香饽饽。一党制的集权领导也被当作是挽救中国于经济泥淖的正确体制。从如此错误的经验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中国发展将无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
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他那篇“从2045看中国”有清晰的描述。首先，改革动力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都被推迟。
其次，改革回到了出发点。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到了2015年，所有的行业都会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及其它财富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国企产权改革的水准，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再次，国进民退导致严重失业，最终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 2015年，社会失业严重，国企亏损严重，其严重性又回到1970、80年代的水准。亏损转成银行呆帐，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吃紧。于是政府通过加税，发行国债，补贴国企，以期度过难关。结果亏损越大，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难以为继，就加印钞票，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结果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由国进民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改革大倒退，绝不可小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作者：未普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30年的改革，目前正面临着大步倒退的可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倾其国家资源，公开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公然挤压中小型民营企业，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不少违背市场逻辑的怪事。
怪事之一，亏损企业兼并盈利企业。山东钢铁是山东省最大国营企业，日照钢铁是国内最大的钢铁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山东钢铁亏损12亿，而日照则盈利近30亿，在山东政府的行政干涉下，亏损的山东钢铁从12家银行获得高达2400亿元的信贷，吞并了赢利的日照钢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兼并，岂非咄咄怪事？
怪事之二，民营企业得不到政府注资，濒临破产，反而成了民营企业不该存在的理由。中国航空业是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中国政府为国有航空公司慷慨注资，譬如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注入70亿元和30亿元的国家资金，而12家民营航空公司因为得不到资金，面临几乎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质疑，这个领域到底该不该有民营的空间，另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
怪事之三，超大型中央企业，跨行业抢夺民营高额利润。今年上半年，具有国企背景的超大型公司，争先恐后涌入圈地和房地产行业。民企地产大王潘石屹，曾觊觎北京一块肥得流油的地块，最后却被中化集团夺走。中国电子也加入了地产行业。这种跨行争夺房地产和土地高额利润的事儿，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更怪的是，政府主导了国营兼并民营，却绝口否认。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国进民退案例，发改委和国资委瞪着眼睛说，这不是中央政策，只是地方或局部的政策，可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却写得明明白白。其中绝大多是由政府推动的重大基建和工业项目，参与者几乎都是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像的主要因素。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企垄断和政府过度控制，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改掉的坏东西，却在经济危机中摇身一变，被决策高层、官方学者和智囊当成是抵抗经济危机的香饽饽。一党制的集权领导也被当作是挽救中国于经济泥淖的正确体制。从如此错误的经验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中国发展将无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
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他那篇“从2045看中国”有清晰的描述。首先，改革动力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都被推迟。
其次，改革回到了出发点。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到了2015年，所有的行业都会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及其它财富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国企产权改革的水准，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再次，国进民退导致严重失业，最终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 2015年，社会失业严重，国企亏损严重，其严重性又回到1970、80年代的水准。亏损转成银行呆帐，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吃紧。于是政府通过加税，发行国债，补贴国企，以期度过难关。结果亏损越大，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难以为继，就加印钞票，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结果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由国进民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改革大倒退，绝不可小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作者：未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