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道）北京等地书店最近公开发售《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等书籍；这些书籍就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限制媒体报道作了规定。
据《明报》等媒体报道，在中国书店公开发售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等书籍中，有关限制媒体公开报道的话说得十分露骨。比如，书中说：“群体性事件原则上是不得公开报道的”；实在需要公开报道，“要由市区县公安机关的宣传部门或者群体事件的临时指挥部门配合党委宣传部统一口径发布”。书中还公然让警察与记者“耍太极”。所谓“耍太极”，周旋、敷衍之谓也。
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在书店发售这些书籍，无非是把以前红头文件上说的话公开说出来：“把他们以前在他们圈子里面说的话，它现在已经公开了，那就觉得没必要再掩饰了。以前的话他都是有些事情他都是掩饰的，做的和说的是不一致的。现在他这地儿的时候说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以前他们是用红头文件来说的。现在这种的话好像已经是公开这么说了。以前好像是有一定范围。他们是这么说的，现在公开说了。它就把新闻作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实际上还是维护它共产党的中心利益的工具。其实这样它可能的话也不放心，因为它对里边儿有些记者实际可以看出来它没法儿全体把握。它要能全体把握，它也不会说这些话了。有些记者它没法把握，可能的话他不按它的意思报道。所以，它就是防患于未然。利用他们打太极把这样的记者就可以给忽悠过去了。”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大约十年来，中国出了不少关于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书，但多限于内部发行，现在拿到书店公开发售，说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从90年代末，中国已经出了很多处置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战略啦、手册啦还有就是说方法这方面的书籍。那么以前是大量地是在内部出版发行的，像中国的群众出版社、公安出版社、公安大学的各种出版社，他们都会有各种内部发行的读物。主要是给公安机关去阅读的。当然现在因为群体性事件不断地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也成为党政干部的必修课了。所以，目前实际上这些读物就趋向公开。”
夏教授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群体性事件曝光的原因： “一个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它不想任何群体性事件在国际上曝光成为影响它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一个问题。从地方政府上来看，他们又不希望媒体的介入，甚至中央的媒体他们也不希望介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这件事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影响了他们在中央的声望和地位，从而断了他们的官运。”
但是这位学者说，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公安当局都要派人拍摄现场，目的之一是对参与者秋后算帐：“政府不断地记录着一切，它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它的有选择的报道，删减它喜欢的镜头，都留下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空间。同时，为它以后起诉各种参与者它也掌握了证据。”
夏教授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事2008年去四川汶川灾区帮助豆腐渣工程受害学童的家长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媒体受到排斥的情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2008年我们在四川拍摄当地的家长，他们的抗议活动和请愿示威，我们的亲身感觉是这样的：当地政府对媒体是非常恐慌的。不仅他们对国外媒体，对民间的摄影或者采访报道是非常敌意，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给驱赶走。而且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中国自己官方的媒体，对比如说新华社的记者也动粗，也把他们给全部给推走，把他们全部给赶走。”
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打比方说，中国政府抓媒体就像它抓体育一样。在西方，政府不大插手的东西，如媒体，在中国，政府一直在插手：“中国是从49年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抓这个了。实际上这个做法和体育运动似的，体育运动也是政府直接参与。媒体也是这种情况，整个政府从头至尾参与它的，应该怎么做、怎么宣传、统一口径。而且实际上对每个新闻记者已经布置出任务了，它是抓到了每个人每件事上了。”
据《明报》报道，《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等书籍还介绍了应对群体性事件所需器械及其操作常识，以及将抗议示威者“强制带离的方法和技巧”等。
据《明报》等媒体报道，在中国书店公开发售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等书籍中，有关限制媒体公开报道的话说得十分露骨。比如，书中说：“群体性事件原则上是不得公开报道的”；实在需要公开报道，“要由市区县公安机关的宣传部门或者群体事件的临时指挥部门配合党委宣传部统一口径发布”。书中还公然让警察与记者“耍太极”。所谓“耍太极”，周旋、敷衍之谓也。
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在书店发售这些书籍，无非是把以前红头文件上说的话公开说出来：“把他们以前在他们圈子里面说的话，它现在已经公开了，那就觉得没必要再掩饰了。以前的话他都是有些事情他都是掩饰的，做的和说的是不一致的。现在他这地儿的时候说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以前他们是用红头文件来说的。现在这种的话好像已经是公开这么说了。以前好像是有一定范围。他们是这么说的，现在公开说了。它就把新闻作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实际上还是维护它共产党的中心利益的工具。其实这样它可能的话也不放心，因为它对里边儿有些记者实际可以看出来它没法儿全体把握。它要能全体把握，它也不会说这些话了。有些记者它没法把握，可能的话他不按它的意思报道。所以，它就是防患于未然。利用他们打太极把这样的记者就可以给忽悠过去了。”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大约十年来，中国出了不少关于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书，但多限于内部发行，现在拿到书店公开发售，说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从90年代末，中国已经出了很多处置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战略啦、手册啦还有就是说方法这方面的书籍。那么以前是大量地是在内部出版发行的，像中国的群众出版社、公安出版社、公安大学的各种出版社，他们都会有各种内部发行的读物。主要是给公安机关去阅读的。当然现在因为群体性事件不断地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也成为党政干部的必修课了。所以，目前实际上这些读物就趋向公开。”
夏教授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群体性事件曝光的原因： “一个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它不想任何群体性事件在国际上曝光成为影响它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一个问题。从地方政府上来看，他们又不希望媒体的介入，甚至中央的媒体他们也不希望介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这件事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影响了他们在中央的声望和地位，从而断了他们的官运。”
但是这位学者说，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公安当局都要派人拍摄现场，目的之一是对参与者秋后算帐：“政府不断地记录着一切，它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它的有选择的报道，删减它喜欢的镜头，都留下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空间。同时，为它以后起诉各种参与者它也掌握了证据。”
夏教授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事2008年去四川汶川灾区帮助豆腐渣工程受害学童的家长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媒体受到排斥的情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2008年我们在四川拍摄当地的家长，他们的抗议活动和请愿示威，我们的亲身感觉是这样的：当地政府对媒体是非常恐慌的。不仅他们对国外媒体，对民间的摄影或者采访报道是非常敌意，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给驱赶走。而且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中国自己官方的媒体，对比如说新华社的记者也动粗，也把他们给全部给推走，把他们全部给赶走。”
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打比方说，中国政府抓媒体就像它抓体育一样。在西方，政府不大插手的东西，如媒体，在中国，政府一直在插手：“中国是从49年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抓这个了。实际上这个做法和体育运动似的，体育运动也是政府直接参与。媒体也是这种情况，整个政府从头至尾参与它的，应该怎么做、怎么宣传、统一口径。而且实际上对每个新闻记者已经布置出任务了，它是抓到了每个人每件事上了。”
据《明报》报道，《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等书籍还介绍了应对群体性事件所需器械及其操作常识，以及将抗议示威者“强制带离的方法和技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