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13日讯】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以"旷工"为由向在该所工作近20年的学者张博树宣读了一份《限期调离决定》。张博树对此表示抗议。在双方无法达成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张博树于今年1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张博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社科院上层领导的所谓调离决定实际上是想掩饰将他"扫地 出门"的真正原因。
德国之声：张博树先生，您在个人声明中表示，您并没有违反哲学所的相关出勤规定，那您认为这个调离决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张博树：当然他们这只是一个藉口。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我这些年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方面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是当局不愿意听到的。
德国之声：离《限期调离决定》的最后期限3月20日还有不到十天。在您和社科院几年的博弈之后，您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张博树：他公布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我就开始采取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方面的救助措施来维护我自己的言论表达和学术自由的权利。其中通过两个不同方面： 首先从去年哲学所在12月21日对我宣布了这个调离决定之后，那么在2001年1月初，我就委托了律师向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个人事争议的仲裁申请。这样一个申请实际上是试图通过一种行政救助的方式来维护我的权益。因为社科院属于国际机关，所以我向这样一个人事争议的仲裁机构提出 了申请。但遗憾的是，在提出申请的第二天就被驳回了。该机构给了我一封回函。上面说，限期调离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于行政救助的这 个管道就被封死了。
德国之声：在努力未果的情况下，如今您把希望寄托于诉诸法律，结果如何？
张博树：1月12日律师就把我的人事争议的起诉书递交给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但是很有意思，在接到我的起诉书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受理。而是拖到现在，拖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说法是他们也做不了主，他们还得去请示。后来在律师的追问下，东城区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正在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请示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前两天我的律师还在问这个事，他们的回答是还要再等待。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东城区人民法院可能还在与相关的单位和领导协调商议之中。而实际上，在付诸法律之后，您又选择了在互联网上刊登出您的起诉书。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高调处理这个问题？
张博树：我也是没办法，才把这件事公布到网上。当然把这个事诉诸舆论，我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们形成压力、形成某种社会舆论氛围。既然我们现 在有这样互联网上的通讯管道和资讯传播的管道。我们总应该通过这些管道来发挥一点作用。但至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并没抱太大愿望。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现存的体制下，司法本身并不是独立。尽管我们希望说，当个人和一个单位之间发生了人事争议或者其他纠纷的时候，那么应该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去进行判断。现在看来在中国很难做到。中国的司法体制、司法机关尽管很多年来也在不断的强调要建设一个独立办案的、法治的这样一个进程。
德国之声：中国社科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类似您这样的学者受到的如此待遇大概您也不是先例，在这些学者面临"限期调离"这样的决定时，都有怎样的反应？
张博树：我之前当然是有过的。比如说，最早的应该是在十年前。有个叫刘军甯的学者，他在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也是因为他的一些学术和政治观点不能够相容于社科院。最后通过调离的方式把他调走。总的来说他的反应比较低调。
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我的限期调离决定公布一个半月前，社科院法学所的范亚峰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被调离。虽然刘军甯和范亚峰处理此事的态度不同，但他们都应该说是很坚定的、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也都有很明确的、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治主张。在这方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根据您的个案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当局对那些与您一样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的一个警告呢？
张博树：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警告了。很明确，3个月之后你就和社科院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这样。除非他们宣布这个决定作废，或者是改变这个决定，那么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小。
至于说对社会上其他的知识份子或是社会学者当然有这种杀一儆百的这么一种作用。那意思就是说，不能随便批评政府，不能对中共的主张发表一些不同见解。如果你要发表的话，你看看张博树！他就是这个下场，我们不能排除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德国之声：您也在采访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能在加以任何思想限制的前提下去发表见解和主张的，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在社科院或者说在中国行不通，是这样吗？
张博树：社科院是一种被视为官方御用机构的这样一个单位。那么这种社科院，当然，他缺乏学术自由。社科院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论证党的领导和现存 政治理论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那么像我这样一个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就天然的和他处在一种冲突和对立的状态中。
德国之声：您撰写了大量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制度提出批评的着作，在遭受政治打压的同时，您感觉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博树：跳出我个人的问题来看。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从总体来看，中国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以来）还应该说是发展了。特别是经济上，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么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也确实从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在政治领域里，应该说发展速度或者说进步的程度的确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刚才您不是说，我发表的文章和着作很多是独立的见解，对现存的政 治体制很多是批评性的，它同时也是建设性的吗。但是这样一种观点放在30或者40年前（比如说文革时期），那恐怕就很糟糕了。没准我早就被抓起来了，甚至 可能造就被枪毙了。所以说，当政者现在也要顾及到自己的国际形象，另外也要顾及到公开表达的执政理念。比如说，诸如要建设现代的法制国家，要尊重公民的权 利和言论自由的理念
德国之声：最后我想问，如果社科院坚持原来的决定，下个月开始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张博树：尽管下个月开始，社科院不给我发工资了，当然我个人的经济生活和收入都要受到影响。不过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和3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完成基本着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之声：感谢您接受采访。
──转自《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张博树先生，您在个人声明中表示，您并没有违反哲学所的相关出勤规定，那您认为这个调离决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张博树：当然他们这只是一个藉口。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我这些年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方面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是当局不愿意听到的。
德国之声：离《限期调离决定》的最后期限3月20日还有不到十天。在您和社科院几年的博弈之后，您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张博树：他公布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我就开始采取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方面的救助措施来维护我自己的言论表达和学术自由的权利。其中通过两个不同方面： 首先从去年哲学所在12月21日对我宣布了这个调离决定之后，那么在2001年1月初，我就委托了律师向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个人事争议的仲裁申请。这样一个申请实际上是试图通过一种行政救助的方式来维护我的权益。因为社科院属于国际机关，所以我向这样一个人事争议的仲裁机构提出 了申请。但遗憾的是，在提出申请的第二天就被驳回了。该机构给了我一封回函。上面说，限期调离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于行政救助的这 个管道就被封死了。
德国之声：在努力未果的情况下，如今您把希望寄托于诉诸法律，结果如何？
张博树：1月12日律师就把我的人事争议的起诉书递交给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但是很有意思，在接到我的起诉书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受理。而是拖到现在，拖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说法是他们也做不了主，他们还得去请示。后来在律师的追问下，东城区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正在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请示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前两天我的律师还在问这个事，他们的回答是还要再等待。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东城区人民法院可能还在与相关的单位和领导协调商议之中。而实际上，在付诸法律之后，您又选择了在互联网上刊登出您的起诉书。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高调处理这个问题？
张博树：我也是没办法，才把这件事公布到网上。当然把这个事诉诸舆论，我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们形成压力、形成某种社会舆论氛围。既然我们现 在有这样互联网上的通讯管道和资讯传播的管道。我们总应该通过这些管道来发挥一点作用。但至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并没抱太大愿望。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现存的体制下，司法本身并不是独立。尽管我们希望说，当个人和一个单位之间发生了人事争议或者其他纠纷的时候，那么应该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去进行判断。现在看来在中国很难做到。中国的司法体制、司法机关尽管很多年来也在不断的强调要建设一个独立办案的、法治的这样一个进程。
德国之声：中国社科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类似您这样的学者受到的如此待遇大概您也不是先例，在这些学者面临"限期调离"这样的决定时，都有怎样的反应？
张博树：我之前当然是有过的。比如说，最早的应该是在十年前。有个叫刘军甯的学者，他在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也是因为他的一些学术和政治观点不能够相容于社科院。最后通过调离的方式把他调走。总的来说他的反应比较低调。
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我的限期调离决定公布一个半月前，社科院法学所的范亚峰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被调离。虽然刘军甯和范亚峰处理此事的态度不同，但他们都应该说是很坚定的、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也都有很明确的、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治主张。在这方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根据您的个案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当局对那些与您一样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的一个警告呢？
张博树：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警告了。很明确，3个月之后你就和社科院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这样。除非他们宣布这个决定作废，或者是改变这个决定，那么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小。
至于说对社会上其他的知识份子或是社会学者当然有这种杀一儆百的这么一种作用。那意思就是说，不能随便批评政府，不能对中共的主张发表一些不同见解。如果你要发表的话，你看看张博树！他就是这个下场，我们不能排除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德国之声：您也在采访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能在加以任何思想限制的前提下去发表见解和主张的，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在社科院或者说在中国行不通，是这样吗？
张博树：社科院是一种被视为官方御用机构的这样一个单位。那么这种社科院，当然，他缺乏学术自由。社科院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论证党的领导和现存 政治理论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那么像我这样一个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就天然的和他处在一种冲突和对立的状态中。
德国之声：您撰写了大量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制度提出批评的着作，在遭受政治打压的同时，您感觉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博树：跳出我个人的问题来看。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从总体来看，中国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以来）还应该说是发展了。特别是经济上，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么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也确实从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在政治领域里，应该说发展速度或者说进步的程度的确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刚才您不是说，我发表的文章和着作很多是独立的见解，对现存的政 治体制很多是批评性的，它同时也是建设性的吗。但是这样一种观点放在30或者40年前（比如说文革时期），那恐怕就很糟糕了。没准我早就被抓起来了，甚至 可能造就被枪毙了。所以说，当政者现在也要顾及到自己的国际形象，另外也要顾及到公开表达的执政理念。比如说，诸如要建设现代的法制国家，要尊重公民的权 利和言论自由的理念
德国之声：最后我想问，如果社科院坚持原来的决定，下个月开始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张博树：尽管下个月开始，社科院不给我发工资了，当然我个人的经济生活和收入都要受到影响。不过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和3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完成基本着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之声：感谢您接受采访。
──转自《德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