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0日讯】编者按：中国官二代、贫二代、漂二代、农民工二代等“二代”的兴起，似乎“血统论”以多样化的形式滋生并氾滥，平等与人权在中国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
三月五日是人权捍卫者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忌日。中国民间自发组织悼念，但在北京的活动受到警方全面阻挠。遇罗克何许人，当局怕甚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对联，自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横行全国，二十四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出身论》，向“血统论”发起挑战，呼吁平等与人权，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罗克被捕入狱，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处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平反。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血统论的覆亡。
可是，近年来，中国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漂二代、贫二代、农民工二代等“二代”的兴起，似乎“血统论”以多样化的形式滋生并氾滥，平等与人权在中国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
官二代：特权阴影
今年三月二日，在山东新泰市委又一个记者被“礼送出境”，这几天到此地采访的记者大多遭此命运。这源于该市最近发生的“八十后提拔门”，曝出新提拔的六名副局长，一名法院副院长，其中六个是八十后，最年轻的王然只有二十三岁。网民随后人肉搜索，爆出七人中有六个“官二代”，掀起了一波波声讨浪潮。
网上有关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经不是这一起，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官二代原本并无贬义，老子是官，其小子并非不能为官，有的甚至能超越老子。只是，官场体制成为“世袭制”，甚至还有“军二代”，彰显中国目前的“人治”，而无“法治”，不能不说社会在倒退。
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官员子女做官的机率，大大高过其他阶层，尤其高过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员，即使已进入“干部队伍”，但到了一定级别，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无论如何升不上去。即便侥幸上去，也通常成为“反贪”典型。过去一年落马近二十位省部级高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
贫二代：拼爹游戏
这是第七次，张一男在应聘简历的“家庭经济状况”栏选择了空白。这个浙江大学二零零六级的理科毕业生，正面临着找工作。“见过的人民币从不超过十张，家庭收入怎么写？”张一男反问。她来自福建贫困农村，红薯是她年少记忆里的主食。她不知道，很多企业就关注一条。
五分钟后，面试结束了。北科大的付晓匆匆走出面试房间，借来的套装，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码。“面试官怎么问的？”等待的同学围上来。“他就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付晓勉强笑了笑。“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儿。”
实际上，面试官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是干嘛的，如果我们需要相关资源，你能提供吗？”他愣了。付晓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上一年的纯收入不过五百元左右。他的大学学费，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费则是依靠勤工俭学。
“贫二代”这一名词已迅速成为各大高校校内网和BBS上的热门词汇。“出身贫寒、社会关系缺乏，求职过程中全靠个人奋斗”成为校园“贫二代”的简单特征。和“富二代”相比，他们天生弱势，没有老爹的财富、人脉资源，除了自身一无所有，不仅求学过程备尝辛酸，走上工作岗位也蹒跚趔趄。
漂二代：我们等不起了
随着中共“两会”召开，“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广大“漂族”的关注热点。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学生家长表示，尽管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优异，并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但因户籍不在北京，依然不能在京参加高考。
众多在大城市随“漂父母”生活的“漂二代”，即便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考的不是学的”的窘境。中国的“户改”与“教改”并不同步，近几年各省在教材选择、高考（即大学考试）科目、考题拟定等方面已有较大的自主权，存在较大差异。考生回原籍参考会处于很大劣势。
对此现象，众多考生和家长感觉十分忧心。一位署名为“流动的孩子”的网友在两会专题留言时沉重地表示：转眼两年后我就要参加高考了，我等不起了！
不只是高考，对“漂族”而言，工作、结婚、银行开户等，都需要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没有户籍就是黑户，限制了进城人口原应享受到的住房、生育、社会保障和交通等大量福利。
可是，十三家大陆媒体三月一日共同发表呼吁户籍改革的社论，遭到当局封杀。北京《经济观察报》高层受到整肃，社长兼总编辑遭严重警告，副总编辑受记过处分，而负责起草该份社论的副主编则被解雇。
农民工二代：最大梦想成家立业
而对于“漂族”中的最底层农民工，境况更惨。“我是三无人员，没房没车没老婆。”二十七岁的农民工二代高岩说。华龙网近日推出重庆首份农民工二代的调查报告称，85.1％的农民工二代没房没车，86％无法落户城市，六成未婚。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家立业。”对于二十六岁的唐鹏而言，成家立业还隐含着传宗接代的使命。在农村，唐鹏的同龄人中，有的小孩儿都会打酱油了。“收入低，又是农村的，很难找老婆。”
唐鹏的遭遇并不少见，调查显示，64.7％的农民工二代还未婚。在35.3％的已婚农民工二代中，77.8％的伴侣也同样是来自农村，另外22.2％的伴侣是城里人。
十九岁的销售人员王杰表示，自己初中未毕业就随父母到了重庆，“小时候在家，也看爷爷奶奶翻地插秧，但我从来没动手，根本不会种地。”只有39.1％的农民工二代表示会做农活，但都只会些基本的。
农民工二代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收入低，他们中33％没有存款，八成存款低于五千元。调查中76.7％的农民工二代常常为工作感到焦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第163期《新纪元周刊》
三月五日是人权捍卫者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忌日。中国民间自发组织悼念，但在北京的活动受到警方全面阻挠。遇罗克何许人，当局怕甚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对联，自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横行全国，二十四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出身论》，向“血统论”发起挑战，呼吁平等与人权，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罗克被捕入狱，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处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平反。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血统论的覆亡。
可是，近年来，中国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漂二代、贫二代、农民工二代等“二代”的兴起，似乎“血统论”以多样化的形式滋生并氾滥，平等与人权在中国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
官二代：特权阴影
今年三月二日，在山东新泰市委又一个记者被“礼送出境”，这几天到此地采访的记者大多遭此命运。这源于该市最近发生的“八十后提拔门”，曝出新提拔的六名副局长，一名法院副院长，其中六个是八十后，最年轻的王然只有二十三岁。网民随后人肉搜索，爆出七人中有六个“官二代”，掀起了一波波声讨浪潮。
网上有关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经不是这一起，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官二代原本并无贬义，老子是官，其小子并非不能为官，有的甚至能超越老子。只是，官场体制成为“世袭制”，甚至还有“军二代”，彰显中国目前的“人治”，而无“法治”，不能不说社会在倒退。
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官员子女做官的机率，大大高过其他阶层，尤其高过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员，即使已进入“干部队伍”，但到了一定级别，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无论如何升不上去。即便侥幸上去，也通常成为“反贪”典型。过去一年落马近二十位省部级高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
贫二代：拼爹游戏
这是第七次，张一男在应聘简历的“家庭经济状况”栏选择了空白。这个浙江大学二零零六级的理科毕业生，正面临着找工作。“见过的人民币从不超过十张，家庭收入怎么写？”张一男反问。她来自福建贫困农村，红薯是她年少记忆里的主食。她不知道，很多企业就关注一条。
五分钟后，面试结束了。北科大的付晓匆匆走出面试房间，借来的套装，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码。“面试官怎么问的？”等待的同学围上来。“他就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付晓勉强笑了笑。“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儿。”
实际上，面试官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是干嘛的，如果我们需要相关资源，你能提供吗？”他愣了。付晓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上一年的纯收入不过五百元左右。他的大学学费，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费则是依靠勤工俭学。
“贫二代”这一名词已迅速成为各大高校校内网和BBS上的热门词汇。“出身贫寒、社会关系缺乏，求职过程中全靠个人奋斗”成为校园“贫二代”的简单特征。和“富二代”相比，他们天生弱势，没有老爹的财富、人脉资源，除了自身一无所有，不仅求学过程备尝辛酸，走上工作岗位也蹒跚趔趄。
漂二代：我们等不起了
随着中共“两会”召开，“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广大“漂族”的关注热点。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学生家长表示，尽管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优异，并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但因户籍不在北京，依然不能在京参加高考。
众多在大城市随“漂父母”生活的“漂二代”，即便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考的不是学的”的窘境。中国的“户改”与“教改”并不同步，近几年各省在教材选择、高考（即大学考试）科目、考题拟定等方面已有较大的自主权，存在较大差异。考生回原籍参考会处于很大劣势。
对此现象，众多考生和家长感觉十分忧心。一位署名为“流动的孩子”的网友在两会专题留言时沉重地表示：转眼两年后我就要参加高考了，我等不起了！
不只是高考，对“漂族”而言，工作、结婚、银行开户等，都需要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没有户籍就是黑户，限制了进城人口原应享受到的住房、生育、社会保障和交通等大量福利。
可是，十三家大陆媒体三月一日共同发表呼吁户籍改革的社论，遭到当局封杀。北京《经济观察报》高层受到整肃，社长兼总编辑遭严重警告，副总编辑受记过处分，而负责起草该份社论的副主编则被解雇。
农民工二代：最大梦想成家立业
而对于“漂族”中的最底层农民工，境况更惨。“我是三无人员，没房没车没老婆。”二十七岁的农民工二代高岩说。华龙网近日推出重庆首份农民工二代的调查报告称，85.1％的农民工二代没房没车，86％无法落户城市，六成未婚。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家立业。”对于二十六岁的唐鹏而言，成家立业还隐含着传宗接代的使命。在农村，唐鹏的同龄人中，有的小孩儿都会打酱油了。“收入低，又是农村的，很难找老婆。”
唐鹏的遭遇并不少见，调查显示，64.7％的农民工二代还未婚。在35.3％的已婚农民工二代中，77.8％的伴侣也同样是来自农村，另外22.2％的伴侣是城里人。
十九岁的销售人员王杰表示，自己初中未毕业就随父母到了重庆，“小时候在家，也看爷爷奶奶翻地插秧，但我从来没动手，根本不会种地。”只有39.1％的农民工二代表示会做农活，但都只会些基本的。
农民工二代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收入低，他们中33％没有存款，八成存款低于五千元。调查中76.7％的农民工二代常常为工作感到焦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第163期《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