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5日讯】最近几个月，中国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商接到了订单，但却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用与以往同等水准的工资却招不到人。人手短缺、工人跳槽频繁、工资越要越高，……中国廉价劳动力随处可觅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厂商所接订单的利润空间本来就相当窄小，加薪就意味着无利可图。在外部市场缩减和内部成本升高的双重挤压下，属于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厂商们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工厂内迁，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
但实际上，缺工的背后，是招聘企业给出的工资相对较低，一些招聘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向普通工人开出的工资少有超过每月1，500元的。于是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要求更好的待遇与更高的工资。
但这并非沿海地区劳动力供求格局改变的真相。事实是，农民工选择到生活成本相对低的省分与地区打工。一个月不到1千多元的工资，在生活成本相对高的珠三角地区用于生活开支之后所剩无几，但在内陆省分却还能有一些节余。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待遇提高，还不如说是珠三角地区的厂商面临内地厂商的竞争。早在 2007年底，沿海地区的投资商因苦于土地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增加等成本上升压力，纷纷往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内陆省分迁移，寻找“成本洼地”。而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内陆省分欣喜地开门迎商，步当年广东珠三角的后尘，走上“低成本”生产的老路。只是这“低成本”的构成，已经不是依靠降低劳动力价格（因为已经触到底线），而是税收优惠与自然环境的损耗。
既然沿海地区的工资优势已不明显，农民工就会选择就近择业。据报导，浙江淳安县是农民工输出大县，每年有约10万人在外打工。但今年该县采取种种措施将工人留在家门口。县里劳动部门特地在春节期间，趁着许多农民工还没出门，召开了一场劳务供需洽谈会，当地企业在这场洽谈会上就提供了2.5万个就业岗位。
二、“民工荒”能够倒逼出产业升级？
以东莞为例，大量招收普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鞋类、手袋皮具业、家具林业类、纺织制衣类、纸品印刷类和电子电器类。这些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人将“民工荒”称之为“落后产能即将退出广东的集体呻吟”，并作出预测：当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依靠低廉的用工成本来维持时，广东可以利用危机把用工多、科技含量低、传统型的落后产业、企业提升或调整转移出去，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以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
但这样的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
深圳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构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到90年代中期付诸实施，用“暂住证”高收费等方式增加企业成本，希望将低技术产业“逼”出去。结果促成了邻近的东莞、番禺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但本地的高科技产业从未形成气候。广东省有“腾笼换鸟”的想法非只一日，但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基层当政者很清楚：“笼子”即使腾空，新的鸟未必能够进来。
中国方面可能得重新思考如何为“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重新定位。这是新的国际分工演进过程所决定的。
三、中国得重新找寻吸引外资的优势
30年前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主要是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当时，中国取法“东亚四小龙”经验，按照“比较成本”学说，发挥本国土地成本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将香港、台湾等地一些产业吸引进来。但大约从十五、六年前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路的不断扩张，新的国际分工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原有国际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
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新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掌握着高技术生产，并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周边国家或后发展国家集聚于低技术生产，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并无技术优势，因此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承接了全球价值链转移当中的生产制造或者干脆就是组装环节，成为“世界工厂”，只是这“世界工厂”的地位无法与当年大英帝国那个“世界工厂”相比。
现在，随着企业成本升高，制造企业将转移至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但产业升级需要依靠外资的技术，而外资对中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肆意侵犯智慧财产权颇有怨言。美国《时代周刊》（1月24日）发表一篇文章〈The China Fix〉，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文中谈到北京外商圈最近多有抱怨，对公司在中国的前景感到迷茫与困惑。抱怨的内容包括中国执行规定不透明，肆无忌惮的偷窃智慧财产权，政府通过工会和中共基层组织渗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产品标准和检测公然阻止产品进入市场，选择性的实施世贸组织的规定，以及法院对本国企业的偏袒等各种行为。
“民工荒”表明利用低工资维持低成本的“中国制造”难以为继，由于制度环境的缺陷，其结果可能是沿海地区的“笼子”腾出来了，却没有新的“鸟”愿意飞进去。
转自《看》杂志
一、工厂内迁，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
但实际上，缺工的背后，是招聘企业给出的工资相对较低，一些招聘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向普通工人开出的工资少有超过每月1，500元的。于是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要求更好的待遇与更高的工资。
但这并非沿海地区劳动力供求格局改变的真相。事实是，农民工选择到生活成本相对低的省分与地区打工。一个月不到1千多元的工资，在生活成本相对高的珠三角地区用于生活开支之后所剩无几，但在内陆省分却还能有一些节余。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待遇提高，还不如说是珠三角地区的厂商面临内地厂商的竞争。早在 2007年底，沿海地区的投资商因苦于土地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增加等成本上升压力，纷纷往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内陆省分迁移，寻找“成本洼地”。而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内陆省分欣喜地开门迎商，步当年广东珠三角的后尘，走上“低成本”生产的老路。只是这“低成本”的构成，已经不是依靠降低劳动力价格（因为已经触到底线），而是税收优惠与自然环境的损耗。
既然沿海地区的工资优势已不明显，农民工就会选择就近择业。据报导，浙江淳安县是农民工输出大县，每年有约10万人在外打工。但今年该县采取种种措施将工人留在家门口。县里劳动部门特地在春节期间，趁着许多农民工还没出门，召开了一场劳务供需洽谈会，当地企业在这场洽谈会上就提供了2.5万个就业岗位。
二、“民工荒”能够倒逼出产业升级？
以东莞为例，大量招收普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鞋类、手袋皮具业、家具林业类、纺织制衣类、纸品印刷类和电子电器类。这些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人将“民工荒”称之为“落后产能即将退出广东的集体呻吟”，并作出预测：当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依靠低廉的用工成本来维持时，广东可以利用危机把用工多、科技含量低、传统型的落后产业、企业提升或调整转移出去，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以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
但这样的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
深圳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构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到90年代中期付诸实施，用“暂住证”高收费等方式增加企业成本，希望将低技术产业“逼”出去。结果促成了邻近的东莞、番禺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但本地的高科技产业从未形成气候。广东省有“腾笼换鸟”的想法非只一日，但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基层当政者很清楚：“笼子”即使腾空，新的鸟未必能够进来。
中国方面可能得重新思考如何为“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重新定位。这是新的国际分工演进过程所决定的。
三、中国得重新找寻吸引外资的优势
30年前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主要是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当时，中国取法“东亚四小龙”经验，按照“比较成本”学说，发挥本国土地成本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将香港、台湾等地一些产业吸引进来。但大约从十五、六年前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路的不断扩张，新的国际分工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原有国际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
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新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掌握着高技术生产，并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周边国家或后发展国家集聚于低技术生产，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并无技术优势，因此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承接了全球价值链转移当中的生产制造或者干脆就是组装环节，成为“世界工厂”，只是这“世界工厂”的地位无法与当年大英帝国那个“世界工厂”相比。
现在，随着企业成本升高，制造企业将转移至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但产业升级需要依靠外资的技术，而外资对中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肆意侵犯智慧财产权颇有怨言。美国《时代周刊》（1月24日）发表一篇文章〈The China Fix〉，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文中谈到北京外商圈最近多有抱怨，对公司在中国的前景感到迷茫与困惑。抱怨的内容包括中国执行规定不透明，肆无忌惮的偷窃智慧财产权，政府通过工会和中共基层组织渗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产品标准和检测公然阻止产品进入市场，选择性的实施世贸组织的规定，以及法院对本国企业的偏袒等各种行为。
“民工荒”表明利用低工资维持低成本的“中国制造”难以为继，由于制度环境的缺陷，其结果可能是沿海地区的“笼子”腾出来了，却没有新的“鸟”愿意飞进去。
转自《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