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19日讯】编注：共产党十多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导致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在法轮功4.25事件十一周年之际，以此篇人物特写，献给那些受难的人们，希望以此表达，我们“感同身受”的心意。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我想问问他，这七年来你过得好吗？”黄万青谈起弟弟黄雄，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七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联合国、国际特赦，所有可能寻求协助的机构全被黄万青走遍了，但是，黄雄就像在人间蒸发了。对目前定居纽约的软件工程师黄万青而言，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上海失踪的黄雄，是最揪心的牵挂。
“他那天和我打了电话，说自己被盯上了，得马上离开。”2003年4月19日之后，黄万青再也没有黄雄的消息。
那个从襁褓时期就被黄万青背着的弟弟，在他生命中消失了七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黄雄？”
黄万青手拿这张营救海报，四处奔走了七年
“我很心疼他”
“我夜里梦到他，被公安打得很惨，梦醒后我哭了...。”黄万青回忆起黄雄失踪的夜晩，那个让他心惊胆颤的梦境。“都已经七年了，19号刚好七年整。”他喃喃地说，语气中带点干涩。
对黄雄的所有记忆，只停留在他25岁之前，黄万青红了眼眶，“很心疼，弟弟一直都生活得很苦。”
黄雄失踪的前两年，一直是居无定所，四处流离。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从1999年到2001年间，年仅20初头的黄雄几乎在牢房中度过；获释后的他，仍然定期要接受公安的“思想转化”，要求他放弃炼功，但黄雄认为学习“真、善、忍”没有错，因此选择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江西省万安县，远走他乡，同时为了避免家人受到牵连和骚扰，黄雄隐姓瞒名，化名“袁寛”等，过着两年的飘泊生活，期间只有身在美国的哥哥——黄万青与他有联系。
“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我经常提心吊胆，感觉是我自己在中国。”1999年7月20日，中共当局下令镇压法轮功，当时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都有可能面对抓捕甚至濒临生死的危机，黄雄在这种艰难的处境，自制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光盘，辗转广东，四川，上海，发送到家家户户。最后一站在上海，发了5000张光盘后，“那时影响很大，上海公安在街上贴了画像要抓他。”
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向媒体讲述弟弟的遭遇
寻找黄雄路艰辛
“确定他失踪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黄万青一直等着弟弟的消息，哪怕是一封电子邮件、一通电话，但这些简单的愿望，却成为了奢望。
黄万青决定在美国公开弟弟失踪的事，并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渠道寻找黄雄。美国众议员约翰•林德于2004年8月致信黄万青，信中表达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已经得知此事，并说大使馆“深切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大使馆要求中国外交部提供黄雄的讯息，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的《大纪元时报》记者曾经向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国保处胡处长寻问袁寛（黄雄）的下落，对方给了一个答案：“我不能告诉你。袁宽的情况我很清楚，但我不能告诉你任何情况。”
在黄雄的家乡-江西，610办公室(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主任田军对黄万青说，“黄雄是自己失踪了。”并抱怨家属这种找人的行为，“干扰了他的私人生活。”
上海知名律师郭国汀也因为代理黄雄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案件，遭到软禁，上海司法局随后剥夺了郭国汀的律师资格，2006年，郭国汀被迫流亡海外。
于是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抱着一点希望的线索，又断了线。
看着黄雄失踪前的近照，黄万青神情凝重
看着黄雄失踪前的近照，黄万青神情凝重
黄雄，全家的痛
“我奶奶在2006年去世，弥留之际，因为病痛很苦，但她一直挺着，盼望着我弟弟能回去见她最后一面。”
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这些年，令黄雄的亲朋好友，饱受不少的痛苦和惊吓；也因为这场打压，黄万青十多年来进不了国门，回不了老家，见不了至亲。
黄雄逃离家乡，流离失所的两年，江西省公安部门，多次“登门造访”黄雄家，要求家属交出黄雄，“不光是我江西的家里，还有远房亲戚，在湖南长沙，广西桂林，都被公安威胁，把黄雄交出来，放老实点。”
黄万青的妹妹和同母异父的弟弟，都曾经遭受连夜的传讯提审。黄雄的姐夫甚至被勒令停职，要求他出去找寻黄雄。
黄万青（右一）和黄雄（右二）童年时的照片。中间是父亲，左边是妹妹。
不过，一个鲜明的反差却在黄雄“失踪”后出现了。同样的“登门造访”，但公安的态度转了180度，亲切有礼地表示，他们也在帮忙寻找黄雄，要家属不用担心，尤其要转告美国的黄万青，“不要在外头闹事，不要到处宣扬黄雄失踪了。”
“这让我非常怀疑，黄雄确实在他们手中。”
那一年，兄弟俩一起修炼法轮功
黄雄的悲剧可以说是所有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悲剧。由法轮功《明慧网》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像黄雄一样“被失踪”的人物，高达十万多名。
宁愿被残酷打压，也要坚持信仰的决心。黄万青的思绪回到了14年前，正就读湖南长沙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的他，1996年在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法轮功，一次无意的打坐后，黄万青惊觉自己的失眠症消失了，“后来就翻过岳麓山，到隔壁的湖南大学炼功点与大家晨炼。”
“炼功后，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我，内心感到特别的平和宁静。”因为感受法轮功的神奇，黄万青放假回乡后，向镇里的老百姓传播法轮功褔音，弟弟黄雄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踏上法轮功的修炼之路。
“我们都是因为真、善、忍的信仰，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与踏实。”1997年，黄万青继续赴美攻读博士，而黄雄也在大专毕业后，1999年到北京进修电脑课程。虽然各奔东西各赴前程，但在他们心底，对于人生真谛真理的追求，始终没有动摇过。
“那段日子，是我们彼此最珍惜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法轮功没有错，是共产党镇压错了。”
记忆中的他，很善良
时常想念弟弟吗？“我不太敢想，他被关过，被打过，这几年我的情绪就一直停留在那边。”
记忆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很善良，讲话声音非常地轻，常常要人提醒他，你讲话要大声点...。”黄雄在哥哥心里，像是苦涩又甘甜的回忆，谈起弟弟，黄万青百感交集。
兄弟俩
黄万青和黄雄相差5岁，黄雄出生后的40天，父母离异，兄弟俩从小就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依山傍水的万安县芙蓉镇。爷爷以雕刻图章、卖药治病维持全家生计， 一个月仅有几毛的饭菜钱；也许是家境清贫，年纪小小的黄万青比同龄人来得懂事，已学会打理家务，“小时候记得我经常背我弟弟，睡午觉的时候要哄着他睡觉。”
“弟弟小时候比较淘气，看着别的孩子的东西，也吵着要，但家里没钱买，他就会挨打。”但这样的黄雄其实内心很善良，有一回，祖母带着小黄雄出去买菜，与一位小商贩杀价杀得厉害；回家的路上，小黄雄非要祖母退还一些钱给小商贩，他说人家很可怜，不应该占别人的便宜。
心地善良朴质的黄雄，在日后自己遭受迫害、颠沛流离的情况，仍然时时不忘与有缘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中共的宣传误解了法轮功。在经济相当吃紧的时候，他依旧挂念远方的哥哥，贴心地为他寄送了衬衣和西装。
黄雄失踪前的近照
“希望再见他一面”
在黄万青纽约的家中，摆着一张黄雄失踪前的近照，“我有时一看就难过。”
曾经在纽约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看见黄万青瘦小的身影，拿着一幅巨大的黄雄照片，呼吁营救他的弟弟，兄弟俩的长相极为相似，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黄万青没有回答，顿了几秒，沙哑地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希望他活着。”
采访/文字：唐宇
摄影：Jan Jekielek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我想问问他，这七年来你过得好吗？”黄万青谈起弟弟黄雄，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七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联合国、国际特赦，所有可能寻求协助的机构全被黄万青走遍了，但是，黄雄就像在人间蒸发了。对目前定居纽约的软件工程师黄万青而言，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上海失踪的黄雄，是最揪心的牵挂。
“他那天和我打了电话，说自己被盯上了，得马上离开。”2003年4月19日之后，黄万青再也没有黄雄的消息。
那个从襁褓时期就被黄万青背着的弟弟，在他生命中消失了七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黄雄？”
黄万青手拿这张营救海报，四处奔走了七年
“我很心疼他”
“我夜里梦到他，被公安打得很惨，梦醒后我哭了...。”黄万青回忆起黄雄失踪的夜晩，那个让他心惊胆颤的梦境。“都已经七年了，19号刚好七年整。”他喃喃地说，语气中带点干涩。
对黄雄的所有记忆，只停留在他25岁之前，黄万青红了眼眶，“很心疼，弟弟一直都生活得很苦。”
黄雄失踪的前两年，一直是居无定所，四处流离。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从1999年到2001年间，年仅20初头的黄雄几乎在牢房中度过；获释后的他，仍然定期要接受公安的“思想转化”，要求他放弃炼功，但黄雄认为学习“真、善、忍”没有错，因此选择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江西省万安县，远走他乡，同时为了避免家人受到牵连和骚扰，黄雄隐姓瞒名，化名“袁寛”等，过着两年的飘泊生活，期间只有身在美国的哥哥——黄万青与他有联系。
“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我经常提心吊胆，感觉是我自己在中国。”1999年7月20日，中共当局下令镇压法轮功，当时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都有可能面对抓捕甚至濒临生死的危机，黄雄在这种艰难的处境，自制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光盘，辗转广东，四川，上海，发送到家家户户。最后一站在上海，发了5000张光盘后，“那时影响很大，上海公安在街上贴了画像要抓他。”
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向媒体讲述弟弟的遭遇
寻找黄雄路艰辛
“确定他失踪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黄万青一直等着弟弟的消息，哪怕是一封电子邮件、一通电话，但这些简单的愿望，却成为了奢望。
黄万青决定在美国公开弟弟失踪的事，并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渠道寻找黄雄。美国众议员约翰•林德于2004年8月致信黄万青，信中表达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已经得知此事，并说大使馆“深切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大使馆要求中国外交部提供黄雄的讯息，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的《大纪元时报》记者曾经向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国保处胡处长寻问袁寛（黄雄）的下落，对方给了一个答案：“我不能告诉你。袁宽的情况我很清楚，但我不能告诉你任何情况。”
在黄雄的家乡-江西，610办公室(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主任田军对黄万青说，“黄雄是自己失踪了。”并抱怨家属这种找人的行为，“干扰了他的私人生活。”
上海知名律师郭国汀也因为代理黄雄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案件，遭到软禁，上海司法局随后剥夺了郭国汀的律师资格，2006年，郭国汀被迫流亡海外。
于是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抱着一点希望的线索，又断了线。
看着黄雄失踪前的近照，黄万青神情凝重
看着黄雄失踪前的近照，黄万青神情凝重
黄雄，全家的痛
“我奶奶在2006年去世，弥留之际，因为病痛很苦，但她一直挺着，盼望着我弟弟能回去见她最后一面。”
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这些年，令黄雄的亲朋好友，饱受不少的痛苦和惊吓；也因为这场打压，黄万青十多年来进不了国门，回不了老家，见不了至亲。
黄雄逃离家乡，流离失所的两年，江西省公安部门，多次“登门造访”黄雄家，要求家属交出黄雄，“不光是我江西的家里，还有远房亲戚，在湖南长沙，广西桂林，都被公安威胁，把黄雄交出来，放老实点。”
黄万青的妹妹和同母异父的弟弟，都曾经遭受连夜的传讯提审。黄雄的姐夫甚至被勒令停职，要求他出去找寻黄雄。
黄万青（右一）和黄雄（右二）童年时的照片。中间是父亲，左边是妹妹。
不过，一个鲜明的反差却在黄雄“失踪”后出现了。同样的“登门造访”，但公安的态度转了180度，亲切有礼地表示，他们也在帮忙寻找黄雄，要家属不用担心，尤其要转告美国的黄万青，“不要在外头闹事，不要到处宣扬黄雄失踪了。”
“这让我非常怀疑，黄雄确实在他们手中。”
那一年，兄弟俩一起修炼法轮功
黄雄的悲剧可以说是所有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悲剧。由法轮功《明慧网》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像黄雄一样“被失踪”的人物，高达十万多名。
宁愿被残酷打压，也要坚持信仰的决心。黄万青的思绪回到了14年前，正就读湖南长沙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的他，1996年在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法轮功，一次无意的打坐后，黄万青惊觉自己的失眠症消失了，“后来就翻过岳麓山，到隔壁的湖南大学炼功点与大家晨炼。”
“炼功后，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我，内心感到特别的平和宁静。”因为感受法轮功的神奇，黄万青放假回乡后，向镇里的老百姓传播法轮功褔音，弟弟黄雄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踏上法轮功的修炼之路。
“我们都是因为真、善、忍的信仰，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与踏实。”1997年，黄万青继续赴美攻读博士，而黄雄也在大专毕业后，1999年到北京进修电脑课程。虽然各奔东西各赴前程，但在他们心底，对于人生真谛真理的追求，始终没有动摇过。
“那段日子，是我们彼此最珍惜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法轮功没有错，是共产党镇压错了。”
记忆中的他，很善良
时常想念弟弟吗？“我不太敢想，他被关过，被打过，这几年我的情绪就一直停留在那边。”
记忆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很善良，讲话声音非常地轻，常常要人提醒他，你讲话要大声点...。”黄雄在哥哥心里，像是苦涩又甘甜的回忆，谈起弟弟，黄万青百感交集。
兄弟俩
黄万青和黄雄相差5岁，黄雄出生后的40天，父母离异，兄弟俩从小就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依山傍水的万安县芙蓉镇。爷爷以雕刻图章、卖药治病维持全家生计， 一个月仅有几毛的饭菜钱；也许是家境清贫，年纪小小的黄万青比同龄人来得懂事，已学会打理家务，“小时候记得我经常背我弟弟，睡午觉的时候要哄着他睡觉。”
“弟弟小时候比较淘气，看着别的孩子的东西，也吵着要，但家里没钱买，他就会挨打。”但这样的黄雄其实内心很善良，有一回，祖母带着小黄雄出去买菜，与一位小商贩杀价杀得厉害；回家的路上，小黄雄非要祖母退还一些钱给小商贩，他说人家很可怜，不应该占别人的便宜。
心地善良朴质的黄雄，在日后自己遭受迫害、颠沛流离的情况，仍然时时不忘与有缘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中共的宣传误解了法轮功。在经济相当吃紧的时候，他依旧挂念远方的哥哥，贴心地为他寄送了衬衣和西装。
黄雄失踪前的近照
“希望再见他一面”
在黄万青纽约的家中，摆着一张黄雄失踪前的近照，“我有时一看就难过。”
曾经在纽约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看见黄万青瘦小的身影，拿着一幅巨大的黄雄照片，呼吁营救他的弟弟，兄弟俩的长相极为相似，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黄万青没有回答，顿了几秒，沙哑地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希望他活着。”
采访/文字：唐宇
摄影：Jan Jekiel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