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30日讯】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中唯一的女领袖柴玲、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4月4日在波士顿受洗成为基督徒。在1989年六四事件21周年来临前夕，她首次打破沉默接受采访。
据世界新闻网报导，现年44岁的柴玲，与丈夫育有三个孩子。她一手创建高校教育软件公司Jen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总裁至今，手下有280名员工。尽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而且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内心却快乐不起来，她一直背负着六四事件的沉重包袱。
柴玲4月4日复活节在波士顿Park Street基督教会受洗，并用英文发表“柴玲的见证”。柴玲坦言，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伤害和痛苦”，获得长久以来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静。为此，她尤其感谢她的丈夫Robert A. Maginn Jr，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她的哈佛大学学长，拥有两个哈佛硕士学位，两人因在波士顿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识相恋。柴玲形容，从12年前两人约会开始，“他的爱，耐心而完整”，他们育有三个分别为五岁、七岁和九岁的可爱孩子。
柴玲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六四事件期间，她是绝食发起者之一，并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通缉。1990年4月经香港离开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到美国求学。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在波士顿Bain & Company任职，1998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她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岁。2000年两人结婚后，共同为事业打拼。尖子班公司提供学生网上教学、登记课程等服务。
报导称，柴玲回忆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后，经历在中国大陆天罗地网的十个月逃亡，“每天面对着被捕的危险”，最后，“是一群佛教徒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她与天安门革命伙伴封从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内四天五夜不见天日，终于在1990年复活节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后抵达美国，不久她与封从德分手。
柴玲说：“儿时的恐惧孤独再次包围着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我的母亲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时她离开了我，短短几个月，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相继离我而去，而我喜欢的一份工作，不愿意因我而影响跟中国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恶意的中伤和攻击，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吗？”
当年同为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华府任牧师的张伯笠，是少数见证柴玲被痛苦包围的人之一。张伯笠说，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中，柴玲说不想活了，一个人走不下去了，他回忆，“她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测度，只记得那次的相见，整整一盒纸巾都未擦干她的泪水。”
据世界新闻网报导，现年44岁的柴玲，与丈夫育有三个孩子。她一手创建高校教育软件公司Jen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总裁至今，手下有280名员工。尽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而且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内心却快乐不起来，她一直背负着六四事件的沉重包袱。
柴玲4月4日复活节在波士顿Park Street基督教会受洗，并用英文发表“柴玲的见证”。柴玲坦言，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伤害和痛苦”，获得长久以来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静。为此，她尤其感谢她的丈夫Robert A. Maginn Jr，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她的哈佛大学学长，拥有两个哈佛硕士学位，两人因在波士顿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识相恋。柴玲形容，从12年前两人约会开始，“他的爱，耐心而完整”，他们育有三个分别为五岁、七岁和九岁的可爱孩子。
柴玲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六四事件期间，她是绝食发起者之一，并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通缉。1990年4月经香港离开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到美国求学。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在波士顿Bain & Company任职，1998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她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岁。2000年两人结婚后，共同为事业打拼。尖子班公司提供学生网上教学、登记课程等服务。
报导称，柴玲回忆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后，经历在中国大陆天罗地网的十个月逃亡，“每天面对着被捕的危险”，最后，“是一群佛教徒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她与天安门革命伙伴封从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内四天五夜不见天日，终于在1990年复活节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后抵达美国，不久她与封从德分手。
柴玲说：“儿时的恐惧孤独再次包围着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我的母亲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时她离开了我，短短几个月，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相继离我而去，而我喜欢的一份工作，不愿意因我而影响跟中国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恶意的中伤和攻击，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吗？”
当年同为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华府任牧师的张伯笠，是少数见证柴玲被痛苦包围的人之一。张伯笠说，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中，柴玲说不想活了，一个人走不下去了，他回忆，“她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测度，只记得那次的相见，整整一盒纸巾都未擦干她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