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在中国各地，对基层干部来说，接待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考核、评估或考察人员，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有的地方基层干部每年150天都忙于接待，喝酒是他们担当这项任务的必修课。“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这话揭示出各地基层干部普遍都有的矛盾心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中国宪法研究教学网创办人王金祥先生和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就中国这种公务接待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来自上级的检查、考察让基层的干部苦不堪言，有的地方比如说广西有的区直单位一天就接待7个考察团。首先请问姚立法先 生，你看这种现象长期如此，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姚立法先生：“原因有多方面的。首先就是财政预算的问题、财政透明的问题，因为财政预算和决算是不透明的。假设财政预算和决算是透明、公开的话，接待费用就没办法支出了，没地方去报。这样的话就会阻止他接待；第二就是官员对其它的评审的问题。刚才说了他们忙于接待，应酬不过来，很累、承受不了，实际上从他的本意他是愿意接待的。”
记者：“广西又有某县级政府提出的口号就是 ‘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那么，这些官员他就是愿意接待的吗？”
姚立法先生：“对，方方面面讲他都是愿意接待的。就是说于公于私有利无害；第二个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工作做得好，他接待过程中还可以腐败，在报销方面他是可以腐败的；第三个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对官员的监督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说呢他把纳税人的钱、部分财政拨款或者是小金库的钱装到他自己的腰包里了。所以说他就敢这样大胆地用甚至去透支地来用，开支的时候他就不心疼。”
记者：“姚立法先生刚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地方公务接待任务繁重的根本原因。那么，王金祥先生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您看中国的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一年150天忙于接待？”
王金祥先生：“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就是违法的。首先第一点是这个问题是人民的管理权，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丧失了，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了，公民权，用财和用权，人权和财产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因为他搞接待他还搞什么互访呀，我看经常报纸上面某某市代表团上哪儿去考察，你说这些钱从哪儿来？它都是随意性地用老百姓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控制。财政的开支老百姓是没有权力去过问的，就是在人大会上走一个过场。人大代表都不知道开支到哪里去了。上级也好、不管是哪一级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嘛。他要拿人民的钱让他们去游玩。官员到哪个地方到下面去检查工作或者指导工作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搞什么专门有人接待，这就不正常，是违法的。实际管理权是没有到位的嘛。《宪法》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要讲究工作效率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记者：“中国也出台过规定《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06年的规定，说是‘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名胜风景区去举办会议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方式变相旅游。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等’。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为什么这么难？不接待不行吗，姚立法先生？”
姚立法先生：“他不接待肯定是不行的。第一他是上级；第二是下级工作的好坏由上级肯定来表态。普遍的就是说下级的官员官帽保不保得住，上级也有很大的决定权。接待就是他的一项工作，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我是比较熟悉。我在机关工作了近20年，我也当过人大代表。假设他抵制的话他那份工作就干不长了，所以他不敢抵制的。上面说要接待，接待人是办事的人。接待的人他没有权力去抵制。接待的人是必须去接待而且还要接待好。”
记者：“中国地方干部对上级来的各种考察团也有不愿意接待的，但是呢又被迫接待，有的都累病了住进医院。山西平遥的一个官员也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那么这种情况下， 王金祥先生，你看着这种公务接待的不正之风有没有办法扭转呢？”
王金祥先生：“办法肯定是有的。第一，咱们财政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公共资金不可以随便动用。咱们在立法方面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宪法》上面来，让人民有权去监督他；让官员不可以随便去花财政的公共资金。公共资金都要用于国家对人民有利的建设事业这一方面来，对老百姓有利的这一方面来，就是用钱的制度；再一个就是用钱的制度，用了多少钱都要公开，公开了以后要有监督，监督以后有违反的要进行处罚。我们现在是有制度，有制度但是没有落实。那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落实。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求某些部门，我记得前几天我到过昆明市，那个财政局让他们公开一下他们的财政开支呀，招待费呀花了多少？买了多少车？财政局有的人都非常反感。他说‘你有什么权利问？’我说‘我有权利问，我是公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这个规定嘛，所以说这个它根本上就是它花钱大家都有权利去批评、去问责。”
记者：“中国官方的《半月谈》杂志也呼吁让地方的公务接待走出困境。那么，姚立法先生，你看中国有希望转变这种公务接待中的不正之风的情况吗？”
姚立法先生：“首先来讲，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困难，你看江泽民上台之初的时候搞过一个什么四菜一汤。这个四菜一汤我想老百姓绝对不答应，你拿了工资，拿了出差补助你还要什么四菜一汤呢？江泽民当时他自己拿着筷，拿着碗去站队，后来又搞了什么四菜一汤，坚持下来了吗？从财金纪律上来讲、从纳税人的钱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它这个不可以的东西都并没有坚持下来。第二，当然要改变的话很简单，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不是说你江泽民表态，你胡锦涛表率做样子。要从制度上保证，制度上保证就是说人民有监督权利、人民有控告的权利、人民有起诉的权利、人民有真实的选举的权利。现在这个《政府公开条例》成了一个虚假的东西，是一个不管用的东西，很骗人的东西。就是说法律也好，规章制度也好说得要具体，要可操作。违反的话要受到惩罚。谁也不能说情，谁也不能不了了之。要改变的话就从制度上搞，要废除和修改现行的那些骗人的虚假的制度。”
记者：“谢谢二位的观点。”
记者：“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来自上级的检查、考察让基层的干部苦不堪言，有的地方比如说广西有的区直单位一天就接待7个考察团。首先请问姚立法先 生，你看这种现象长期如此，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姚立法先生：“原因有多方面的。首先就是财政预算的问题、财政透明的问题，因为财政预算和决算是不透明的。假设财政预算和决算是透明、公开的话，接待费用就没办法支出了，没地方去报。这样的话就会阻止他接待；第二就是官员对其它的评审的问题。刚才说了他们忙于接待，应酬不过来，很累、承受不了，实际上从他的本意他是愿意接待的。”
记者：“广西又有某县级政府提出的口号就是 ‘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那么，这些官员他就是愿意接待的吗？”
姚立法先生：“对，方方面面讲他都是愿意接待的。就是说于公于私有利无害；第二个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工作做得好，他接待过程中还可以腐败，在报销方面他是可以腐败的；第三个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对官员的监督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说呢他把纳税人的钱、部分财政拨款或者是小金库的钱装到他自己的腰包里了。所以说他就敢这样大胆地用甚至去透支地来用，开支的时候他就不心疼。”
记者：“姚立法先生刚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地方公务接待任务繁重的根本原因。那么，王金祥先生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您看中国的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一年150天忙于接待？”
王金祥先生：“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就是违法的。首先第一点是这个问题是人民的管理权，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丧失了，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了，公民权，用财和用权，人权和财产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因为他搞接待他还搞什么互访呀，我看经常报纸上面某某市代表团上哪儿去考察，你说这些钱从哪儿来？它都是随意性地用老百姓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控制。财政的开支老百姓是没有权力去过问的，就是在人大会上走一个过场。人大代表都不知道开支到哪里去了。上级也好、不管是哪一级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嘛。他要拿人民的钱让他们去游玩。官员到哪个地方到下面去检查工作或者指导工作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搞什么专门有人接待，这就不正常，是违法的。实际管理权是没有到位的嘛。《宪法》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要讲究工作效率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记者：“中国也出台过规定《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06年的规定，说是‘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名胜风景区去举办会议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方式变相旅游。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等’。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为什么这么难？不接待不行吗，姚立法先生？”
姚立法先生：“他不接待肯定是不行的。第一他是上级；第二是下级工作的好坏由上级肯定来表态。普遍的就是说下级的官员官帽保不保得住，上级也有很大的决定权。接待就是他的一项工作，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我是比较熟悉。我在机关工作了近20年，我也当过人大代表。假设他抵制的话他那份工作就干不长了，所以他不敢抵制的。上面说要接待，接待人是办事的人。接待的人他没有权力去抵制。接待的人是必须去接待而且还要接待好。”
记者：“中国地方干部对上级来的各种考察团也有不愿意接待的，但是呢又被迫接待，有的都累病了住进医院。山西平遥的一个官员也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那么这种情况下， 王金祥先生，你看着这种公务接待的不正之风有没有办法扭转呢？”
王金祥先生：“办法肯定是有的。第一，咱们财政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公共资金不可以随便动用。咱们在立法方面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宪法》上面来，让人民有权去监督他；让官员不可以随便去花财政的公共资金。公共资金都要用于国家对人民有利的建设事业这一方面来，对老百姓有利的这一方面来，就是用钱的制度；再一个就是用钱的制度，用了多少钱都要公开，公开了以后要有监督，监督以后有违反的要进行处罚。我们现在是有制度，有制度但是没有落实。那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落实。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求某些部门，我记得前几天我到过昆明市，那个财政局让他们公开一下他们的财政开支呀，招待费呀花了多少？买了多少车？财政局有的人都非常反感。他说‘你有什么权利问？’我说‘我有权利问，我是公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这个规定嘛，所以说这个它根本上就是它花钱大家都有权利去批评、去问责。”
记者：“中国官方的《半月谈》杂志也呼吁让地方的公务接待走出困境。那么，姚立法先生，你看中国有希望转变这种公务接待中的不正之风的情况吗？”
姚立法先生：“首先来讲，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困难，你看江泽民上台之初的时候搞过一个什么四菜一汤。这个四菜一汤我想老百姓绝对不答应，你拿了工资，拿了出差补助你还要什么四菜一汤呢？江泽民当时他自己拿着筷，拿着碗去站队，后来又搞了什么四菜一汤，坚持下来了吗？从财金纪律上来讲、从纳税人的钱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它这个不可以的东西都并没有坚持下来。第二，当然要改变的话很简单，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不是说你江泽民表态，你胡锦涛表率做样子。要从制度上保证，制度上保证就是说人民有监督权利、人民有控告的权利、人民有起诉的权利、人民有真实的选举的权利。现在这个《政府公开条例》成了一个虚假的东西，是一个不管用的东西，很骗人的东西。就是说法律也好，规章制度也好说得要具体，要可操作。违反的话要受到惩罚。谁也不能说情，谁也不能不了了之。要改变的话就从制度上搞，要废除和修改现行的那些骗人的虚假的制度。”
记者：“谢谢二位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