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美国投资家巴菲特星期三宣布，有40位美国亿万富豪回应他和微软创办人盖茨的倡议，承诺把大部分财富捐助给慈善事业。本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授谢田和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就中国和美国富豪捐助慈善事业的不同态度进行讨论。
记者：“美国最富有的两位（富翁）巴菲特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发起了一个呼吁，结果有40位美国最富有的人承诺，他们会捐出他们财产的一半以上给社会的各种慈善事业，我想问一下章天亮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富翁的捐款，是不是有很长的历史？”
章天亮：“对，其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不光是富翁了，普通老百姓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向慈善机构捐款。慈善机构有一些是治疗疾病的，有的像民间的图书馆、社区的服务、或者是老兵啊等等。因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有很多的社会运作不是靠联邦拨款，我们中国人可能想像不到，包括美国的消防队员很多人都是志愿者，包括消防局的费用都是靠民间的捐款来维持，所以确实美国民间捐款的历史相当长，而且非常普遍。”
记者：“我这有个数据，2009年因为经济不好，美国个人捐款下降了3.6%，但是有三千零三十七亿美元，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我想问一下谢教授，美国这种捐款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谢田教授：“刚才章博士也已经提到了，这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从当年清教徒来的时候，最早的捐款实际上是对教会捐款。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大家都说是很优秀，很多都是私立大学，那私立大学最大的来源都是私人捐款。”
记者：“都是个人捐的。”
谢田教授：“所以整个社会不管是穷人、富人其实都在捐款。尤其社会有很多人有这种考虑，就是他不愿意、不希望把巨大的财富留给后人。每个人都是自己，靠自己努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捐出来，从当年的卡内基到洛克菲勒都是这样。”
记者：“对。非常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一个记者在一个记者会上就问香港的李嘉诚先生‘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李嘉诚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过去10年已经捐了100亿港币。他说：‘以后会比这个数字更多’。我想问章先生，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怎么看这个捐款的？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文化吗？”
章天亮：“其实我觉得中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中国这种捐款的文化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像过去农村有很多的富商都是修桥、补路、兴学、赈灾，这都是属于各种捐款的方式，甚至我们知道像鲁迅就是一个乞丐乞讨来的钱，他也要办学校。在中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确实变得非常非常少见了。”
记者：“为什么呢？”
章天亮：“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中国在共产党最初夺取政权的时候，私有财产都充公了，你不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可以拿出大量的钱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后来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他们有一些钱之后，在捐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好像是在跟政府争夺群众，对吧？这个事情政府没办，你给办了，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可能威望很高，这对政府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威胁。”
记者：“谢教授您怎么看？它是跟社会结构，还是整个文化有一些关系？”
谢田教授：“是。我想行善这种文化，善念在人心中都有。善念就是捐款帮助这些最需要的人，这在哪个社会都有。关键是如果出现捐款被挪用或者滥用的话，一定会打击捐款人的热情，以后捐款很难再筹划进来。这个从社会制度上讲是个巨大的问题。”
记者：“可能中国人比较重视传宗接代，把财富留给后代，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的。”
章天亮：“这个其实是这样，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你给后代留财产的话，不如你给后代积阴德。给后代留财产的话，他不见得能守得住，他可能会挥霍掉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是做了大善事、积了阴德的话，会因此得福报。”
记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章天亮：“对，是这样。”
记者：“它可能跟社会结构有关系，因为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就是基本社区的制度。在中国这个社区早期也有，像农村的祠堂、乡镇里的行会，有一定自治和自助的功能，但现在这种主要的基本社会功能已经被政府控制了，所以民间捐款就萎缩了。”
谢田教授：“我觉得祠堂是很好的例子，像以前的义学、祠堂这些民间的组织，慈善机构、教会或宗祠，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深入到街道、小区的居委会，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是官方控制的，民间筹款增长的空间没有了。”
记者：“对，所以是政府行为太强的时候压抑了民间的自发的行动。”
谢田教授：“是。”
章天亮：“其实我觉得另一方面跟共产党唯物主义宣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有这个钱为什么要给别人享受，为什么不留给我自己或留给我自己的子孙呢？因为是唯物主义，所以它就把这个物质享受看得非常非常重。但如果一个社会有宗教精神的话，就必然带来各种人文的关怀。”
记者：“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谢谢章天亮先生，也谢谢谢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
记者：“美国最富有的两位（富翁）巴菲特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发起了一个呼吁，结果有40位美国最富有的人承诺，他们会捐出他们财产的一半以上给社会的各种慈善事业，我想问一下章天亮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富翁的捐款，是不是有很长的历史？”
章天亮：“对，其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不光是富翁了，普通老百姓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向慈善机构捐款。慈善机构有一些是治疗疾病的，有的像民间的图书馆、社区的服务、或者是老兵啊等等。因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有很多的社会运作不是靠联邦拨款，我们中国人可能想像不到，包括美国的消防队员很多人都是志愿者，包括消防局的费用都是靠民间的捐款来维持，所以确实美国民间捐款的历史相当长，而且非常普遍。”
记者：“我这有个数据，2009年因为经济不好，美国个人捐款下降了3.6%，但是有三千零三十七亿美元，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我想问一下谢教授，美国这种捐款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谢田教授：“刚才章博士也已经提到了，这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从当年清教徒来的时候，最早的捐款实际上是对教会捐款。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大家都说是很优秀，很多都是私立大学，那私立大学最大的来源都是私人捐款。”
记者：“都是个人捐的。”
谢田教授：“所以整个社会不管是穷人、富人其实都在捐款。尤其社会有很多人有这种考虑，就是他不愿意、不希望把巨大的财富留给后人。每个人都是自己，靠自己努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捐出来，从当年的卡内基到洛克菲勒都是这样。”
记者：“对。非常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一个记者在一个记者会上就问香港的李嘉诚先生‘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李嘉诚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过去10年已经捐了100亿港币。他说：‘以后会比这个数字更多’。我想问章先生，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怎么看这个捐款的？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文化吗？”
章天亮：“其实我觉得中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中国这种捐款的文化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像过去农村有很多的富商都是修桥、补路、兴学、赈灾，这都是属于各种捐款的方式，甚至我们知道像鲁迅就是一个乞丐乞讨来的钱，他也要办学校。在中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确实变得非常非常少见了。”
记者：“为什么呢？”
章天亮：“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中国在共产党最初夺取政权的时候，私有财产都充公了，你不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可以拿出大量的钱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后来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他们有一些钱之后，在捐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好像是在跟政府争夺群众，对吧？这个事情政府没办，你给办了，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可能威望很高，这对政府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威胁。”
记者：“谢教授您怎么看？它是跟社会结构，还是整个文化有一些关系？”
谢田教授：“是。我想行善这种文化，善念在人心中都有。善念就是捐款帮助这些最需要的人，这在哪个社会都有。关键是如果出现捐款被挪用或者滥用的话，一定会打击捐款人的热情，以后捐款很难再筹划进来。这个从社会制度上讲是个巨大的问题。”
记者：“可能中国人比较重视传宗接代，把财富留给后代，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的。”
章天亮：“这个其实是这样，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你给后代留财产的话，不如你给后代积阴德。给后代留财产的话，他不见得能守得住，他可能会挥霍掉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是做了大善事、积了阴德的话，会因此得福报。”
记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章天亮：“对，是这样。”
记者：“它可能跟社会结构有关系，因为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就是基本社区的制度。在中国这个社区早期也有，像农村的祠堂、乡镇里的行会，有一定自治和自助的功能，但现在这种主要的基本社会功能已经被政府控制了，所以民间捐款就萎缩了。”
谢田教授：“我觉得祠堂是很好的例子，像以前的义学、祠堂这些民间的组织，慈善机构、教会或宗祠，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深入到街道、小区的居委会，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是官方控制的，民间筹款增长的空间没有了。”
记者：“对，所以是政府行为太强的时候压抑了民间的自发的行动。”
谢田教授：“是。”
章天亮：“其实我觉得另一方面跟共产党唯物主义宣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有这个钱为什么要给别人享受，为什么不留给我自己或留给我自己的子孙呢？因为是唯物主义，所以它就把这个物质享受看得非常非常重。但如果一个社会有宗教精神的话，就必然带来各种人文的关怀。”
记者：“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谢谢章天亮先生，也谢谢谢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