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导）近年，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但是，在他们工作的企业，工会不但不支持他们的维权兄弟，有的反而站在企业老板一边。中国工会在劳工维权方面的作用引发讨论。
今年7月21号，陕西省会西安市发生118位湖北籍农民工因集体讨薪，遭到300多人手持木棍围攻的事件。事发后，湖北省总工会公开要求各方启动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而在这些湖北农民工打工的陕西省，工会在这些外省农民工遭欠薪被打伤事件发生时，为什么没有为农民工主持公道？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发生劳工异地维权的事呢？
事实上，早在2005年10月，劳工输出大省四川就先后与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等省市签订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协议，委托当地工会承担为四川农民工有组织维权的责任。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却频频发生外地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企业工会的帮助，以致自发的罢工、讨薪等群体性事件屡见报端。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目前农民工异地维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代表劳工权益的工会组织：
“首先中国工会组织实际上是代表官方的，特别是本地维权，工会在为当地维权的问题上举得出例子来的都几乎是非常的可怜。工会为异地农民工服务更是难上加难。根本点它不是工人的工会，更不是农民工的工会，是由官方确定的，不是由工人直选的。”
有评论认为，西安发生的外地农民工遭遇侵权事件，显示出西安当地的工会对异地劳工保护不力，工会的失职。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日前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维护劳工权益本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的维权工作更不应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认为，由于农民工规模大、流动性强、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等原因，其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维权难度也相对较大。
旅美中国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说是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全总’最近调查了一下，80后的这一代农民工已经比他们的父辈维权意识高了很多。如果说原来受到欺压是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愿意选择维权，现在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愿意维权。现在很多人倾向于集体维权，所以对待新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当局可能是得认真考虑一下。”
何清涟女士指出，今年在中国各地连续出现罢工潮后，对于工人提出的加薪和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当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今年罢工潮起，少部分地区的工人提出了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对于加薪实际上政府是默许，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对工会组建的要求，政府6月份下达了一个文件，不是要工人建立独立工会，而是由‘全总’控制下建立工会。它还是想把组建工会这条路拉到官方控制的轨道上来。”
就目前中国官方工会组织如何切实保护异地劳工权益的问题，总工会官员刘继臣认为，要重视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维权能力。包括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强化教育培训，以及建立健全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机制等。姚立法则认为，民主选举是产生真正代表劳工权益工会组织的先决条件：
“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一部好的法律来保障他们参与工会的权利。中国目前是一党独大，工人要有自己的工会的话，首先工人要有真实的选举权。选举权又是民主权利的一个典型的形式。工会的主席、副主席假如由官方指定，由所谓工会的代表来走过场投票，这样的工会是不会保障工会会员的权利的，当然特别是农民工的权利它更难得保护。”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日前撰文也提出，中国农民工虽有巨大的群体，政府也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为什么农民工至今没有能够真正保护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年7月21号，陕西省会西安市发生118位湖北籍农民工因集体讨薪，遭到300多人手持木棍围攻的事件。事发后，湖北省总工会公开要求各方启动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而在这些湖北农民工打工的陕西省，工会在这些外省农民工遭欠薪被打伤事件发生时，为什么没有为农民工主持公道？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发生劳工异地维权的事呢？
事实上，早在2005年10月，劳工输出大省四川就先后与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等省市签订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协议，委托当地工会承担为四川农民工有组织维权的责任。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却频频发生外地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企业工会的帮助，以致自发的罢工、讨薪等群体性事件屡见报端。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目前农民工异地维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代表劳工权益的工会组织：
“首先中国工会组织实际上是代表官方的，特别是本地维权，工会在为当地维权的问题上举得出例子来的都几乎是非常的可怜。工会为异地农民工服务更是难上加难。根本点它不是工人的工会，更不是农民工的工会，是由官方确定的，不是由工人直选的。”
有评论认为，西安发生的外地农民工遭遇侵权事件，显示出西安当地的工会对异地劳工保护不力，工会的失职。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日前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维护劳工权益本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的维权工作更不应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认为，由于农民工规模大、流动性强、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等原因，其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维权难度也相对较大。
旅美中国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说是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全总’最近调查了一下，80后的这一代农民工已经比他们的父辈维权意识高了很多。如果说原来受到欺压是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愿意选择维权，现在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愿意维权。现在很多人倾向于集体维权，所以对待新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当局可能是得认真考虑一下。”
何清涟女士指出，今年在中国各地连续出现罢工潮后，对于工人提出的加薪和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当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今年罢工潮起，少部分地区的工人提出了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对于加薪实际上政府是默许，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对工会组建的要求，政府6月份下达了一个文件，不是要工人建立独立工会，而是由‘全总’控制下建立工会。它还是想把组建工会这条路拉到官方控制的轨道上来。”
就目前中国官方工会组织如何切实保护异地劳工权益的问题，总工会官员刘继臣认为，要重视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维权能力。包括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强化教育培训，以及建立健全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机制等。姚立法则认为，民主选举是产生真正代表劳工权益工会组织的先决条件：
“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一部好的法律来保障他们参与工会的权利。中国目前是一党独大，工人要有自己的工会的话，首先工人要有真实的选举权。选举权又是民主权利的一个典型的形式。工会的主席、副主席假如由官方指定，由所谓工会的代表来走过场投票，这样的工会是不会保障工会会员的权利的，当然特别是农民工的权利它更难得保护。”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日前撰文也提出，中国农民工虽有巨大的群体，政府也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为什么农民工至今没有能够真正保护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