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新唐人2010年9月23日讯】第二章 移民泪
6、风沙月牙湖
1956年农历8月13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一则《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
“11日，陕西境内三门峡水库区500多名农民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向甘肃省银川地区（注：1928年，以原甘肃省宁夏道八县等地置宁夏省，1954年宁夏并入甘肃省。1958年，又以甘肃的银川、吴忠两市及银川专区和固原、吴忠两回族自治州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驻地，根据移民们的习惯，书中统称他们的迁移地为宁夏）迁移。三门峡水库工程占地二百多万亩，其中大部分在陕西境内。水库区内的陕西农民们为了支援这一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都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从今年开始分批迁移。第一批移民中都是青壮年和农业社骨干，其中有很多人是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将先在银川专区的安置区修建房舍，开垦荒地，为将来全家、全社、全村的迁移创造条件……”
消息强调：“国家将在安置地区分配给移民土地，并发给垦荒补助费。在安置区修建房屋时，国家将在材料、设计技术方面给予协助，以充分保证移民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现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购备的移民盖房用的六万多根木椽，已经运到银川安置区。首批移民盖房、开荒需用的一百多头牲畜，五十多辆大车和三千多件双犁双铧犁等农具，也由国家负责提前运往安置区……”
消息还说，在最近十天左右，还有4000多人也将分批出发。这500人是先遣队中的第一批。
500多先遣队员像汩汩溪流，从潼关、朝邑、大荔、华阴四县的村村社社汇向华阴的岳庙，然后，流向西边120馀公里的省城西安，再经永叙、平梁、古源到达宁夏……
“西泻”的队伍中，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大队长（村主任）魏来玉带领的35名先遣队员也许是最风光的一个“方阵”了。为了显示“关中白菜心”的气派，村里安排各生产队筹款，由村里统一给先遣队员们各添置了两套棉衣、两套单衣、两床棉被，连碗筷茶杯也一应俱全。在他们的衣服上，还统一用红布白字制作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的胸章——这使先遣队员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同几年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装束联想起来，自豪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马连保是这个“方阵”中最显眼的一个——高平头，枣红色的脸膛，努力做出的严肃表情和挥抹不去的稚气同时集中在这个刚过完18岁生日的年轻人的脸上。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喜欢用在识字班学来的知识攻读史书和背诵唐诗宋词的年轻人家境不错，在他18岁生日那天，有人上门提亲，但他不愿把自己固定在“家”这个 “牢笼”里，他还想尽情地享受青春生活，在青春年少之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听到三门峡水库库区向宁夏移民的消息后，马连保兴奋得夜不能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马连保觉得自己找到了脱离家的“牢笼”的机会，也并非他觉得自己这个共青团员在开发黄河水利这一国家大事中负有甚么神圣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尤其是听说自己所在的朝邑县豫安村要迁移到陶乐月牙湖，他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他听去宁夏考察的人回来讲，离陶乐不远，就是内蒙古毛乌素大沙漠。当时他就在想：到了月牙湖，就可以天天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景色了，那可是自己无数次在古诗中早就熟悉和神往的景色！到了那里，不仅可以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的土地，了却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还可以在把自己融入唐宋诗篇那种境界的同时，在宁夏给自己和家人建设起新的家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以报效祖国建设的忠心和古人征战沙场的那般勇气加入到了先遣队的行列。
15日，马连保一行到达银川。欢迎的场面十分热烈。宁夏的报纸在第二天报导说：银川地区下着濛濛细雨，但沿途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夹道欢迎这些新来的居民。移民们下车后，欢迎者都拥上前去，把塞上江南的时鲜蘋果和梨、桃塞到他们的衣袋里。欢迎者和移民们还高兴地携起手来一道欢呼。银川专区的党、政领导人这天也前去欢迎移民，并且到住地向移民进行了慰问。
报纸还说，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俱、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尽快建立起新的生活。同时，供销部门也加强了对移民的冬季供应工作，在移民集中地区设立了分销店，准备了充分的粮食、燃料、菜蔬和日用品……
几十年后，记者找到那一批进入银川地区的数位先遣队员印证“当地党政机关早就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等情节时，有人一听就骂报纸“尽说瞎话骗人！”
据马连保回忆，先遣队当天从银川直奔陶乐，根据安排，先遣队要在陶乐县城休息一天。趁此机会，他溜了出去，四处打探新居情况和周边的人文地理。马连保说： “我没有打听到新居的情况，更没有看到800间房子和种蔬菜的土地。”停了停，他补充说：“在当地人那里，我倒是听到了一个个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
美妙或者美好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传说，都容易入脑入心，令人念念不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抱着要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土地的梦想前去宁夏的马连保，如今对自己当年听到的那些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依旧记忆犹新。
他边比划着边告诉记者：陶乐西临黄河，构成了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域，从版图上看，那个狭长地域似一条长长的羊毛口袋，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系在黄河老人腰上的酒葫芦，当地人还煞有其事地说，黄河老人喝了葫芦里的酒，醉了，走起路来就扭秧歌似的一摆三摇，硬是把黄河摇摆成九百九十道弯。
马连保说：从人们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中古和远古时期，陶乐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古称胡地，明代定名“套虏”，含有贬意，清初改为“陶乐”。秦统一中国后，就在县境内修筑军事城障——“浑怀障”。汉晋时，浑怀障仍为军事要地。明代在其南部修筑东长城和行堤后，大部境地划在长城之北，称为边外地。此后成为蒙古族游牧地。清朝光绪年间，在伊盟地区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陶乐许多地方得以开发。1921年，马鸿宾在今高仁镇的上下营盘一带相继招垦﹔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盟反蒋失败后控制绥远，相继办军垦，招民聚居此地。此时，邻省区的佳县、榆林、东胜、神木等地受灾，大批农民移居此地垦荒，平罗、贺兰的不少农民也移居此地。
陶乐既是移民垦荒之地，许多地名便带有浓郁的移民垦荒色彩。对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马连保如数家珍，他说：高仁镇是因一个名叫高仁的一户人家最先在此地定居，因此，此地先叫高家疙瘩，后改为高仁镇。白家台子最先由白姓人家居此。六顷地先是以土地面积起名，又因**最早于此落户，后人也称“六顷地”或“** 的地”，后统称六顷地。
开发出六顷地，建起的村庄便叫做“六顷地”。后来，以马太为首的一伙人又在六顷地以北开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村庄，由于村旁有河沟，村庄便称为“马太沟”。
然而，每逢黄河涨水，河岸常常大片大片地陷落，成片的庄稼地被河水卷走，人们哭喊连天：“不好了，不好了，河岸被河水淘落了”。“淘落了！淘落了……”
河岸淘落，高仁寝食不安。他采用草、土、石头三结合垒筑码头引水的办法治理了“淘落”。之后，他又引导村民从黄河上游开口，挖出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水渠。治理了“淘落”危害，又有水浇灌土地，这一带成了富裕之地。然而，“淘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百姓的心。这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淘落’害苦了我们，但把这两个字稍稍改动一下，意思就全变了。‘淘’取掉三点水放耳旁，就成了乐陶陶的‘陶’，‘落’同乐谐音，把‘落’改成‘乐’，‘淘落’就变成了‘陶乐’ 了。”大家齐声叫好。从此，黄河东岸的地盘就叫陶乐。
当时，这些美好的传说使马连保坚信：陶乐和月牙湖一定是个好地方。
16日午后两点，到达月牙湖后苦水井附近的安置点时，马连保和先遣队的小伙子们全傻眼了：这就是那个有着月牙湖美名的地方吗？
没有报纸上所说的“当地党政机关为移民安排的新居”，看不见当地农民为移民腾出的800间房子，更没有当地人“帮助移民开垦好的种蔬菜的土地”！
位于陶乐县城南25公里处月牙湖，东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北临毛乌素沙漠。古黄河在这里原是成一条幅度非常小的曲线由南向北流去，但数千年来，黄河多次改道，不断吞噬河西的土地，呈椭圆形地绕西向北，在20多公里外才与老黄河岸汇合。
改道后冲积的滩地与原来的老黄河岸形成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月牙状。在这块状若月牙的荒滩上，大多是不值钱的沙子和拳头大小的石块，唯有潇潇秋色的荒草丛中，那秦时古长城的残垣断壁和五里一个的大墩台似乎还在风沙中演绎着一个古国的兴衰荣辱，向后来者诉说一段久远的历史……
东北方向光秃秃一片，大沙包一个接一个，一层连一层，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黄澄澄的沙湾像大海里层层叠叠的波澜。茫茫沙原上，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只鸟，甚至看不见一棵树——即使偶尔看见一棵沙枣树，也一定是被沙埋掉了大半个树身，沙枣树周围那些稀稀疏疏的芦荟、金琥和刺人的骆驼草奄奄一息地瘫软在燥热的沙漠里。
站在高处的沙包上，先遣队员们仓惶地向西望去，远处，黄河朝西北方向匆匆而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凄美景色伴着一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在黄河的上空猛烈地升腾。在这股热浪的波及下，先遣队员们犹如置身蒸笼，不但大汗淋漓，而且呼吸困难。
更让先遣队员们不解和失望的是，月牙湖上非但无湖，连个找口水喝的井或池塘都没有。十几公里外倒是有一个村子有水，但那水也如这个叫苦水井村的名字一样，水质又苦又涩，根本无法食用。
这片沙漠边缘地带，因为缺少一种构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水,使得这里成了没有生命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样毫无生机。靠西南倒是有一些植被，但那些半人高的茅草，在这夏末初秋时节便已枯黄衰败，把秋的萧杀气氛过早笼罩在这块荒凉的不毛之地。
这样的地方也配月牙湖这样美好的名字？
置身此地，一种受人欺骗后的愤怒和被抛弃的孤独及恐惧一下笼罩了先遣队员们，几十号小伙子神色惊惶地打量着周围，继而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接着，有人哭泣。先是几个人低声抽泣，这抽泣立即传染了更多的人，耸着肩头的抽泣很快变成一片由低到高的呜鸣，最后，大多数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中，有人呼天抢地地高声骂了起来：“他妈卖×，不是说这边每人都能分到十多亩良田吗？良田在哪里呀！”
“狗日的，还说可以抽黄河水浇地，哪有他娘的黄河水？”
“遭千刀的乡干部把我们骗到这种鬼地方来，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连保没有哭也没有骂——他相信，要是乡长、书记们知道了这些破口大骂中的任何一句，准得扒了这些落后分子的皮。更重要的是，马连保觉得，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骂政府骂上级领导——但他又觉得上级领导以欺骗的方法把村民弄到这种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来也太缺德、太无人性了，今后，在这种既无地又无水的地方，叫人怎么生产？又怎么建设新家园？关中的父老乡亲们都迁来后又怎样生存……
他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怒。对“上边”敬畏和怨恨的矛盾心情使马连保只能保持沉默，他呆呆地望着无际的大沙漠发愁。此刻，正是黄昏，火红的夕阳已向浩瀚的大沙漠慢慢坠落，它的余辉将整个毛乌素沙漠染成了鲜血一样的颜色，在把一种凄美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也把不祥的预感留给了这群来自关中的不速之客。后来，马连保回忆说：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恐怖，不停地追问：老天啊，你是在暗示我们将血染这片沙漠吗……
一直蹲在一旁默默无语的大队长魏来玉终于在面前的石块上磕掉烟斗里抽剩的土烟，站起身大声制止了：“哭够骂够没有？哭够了骂够了就赶快来同我一起弄住的地方，否则，晚上只能住露天了！”
前来带路的当地人也搭讪说：“住露天可不闹着玩的，我们这里的气候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能把人冻成冰棍……”
马连保等几个怕“被东成冰棍”的小伙子跟着大队长魏来玉干了起来，其馀先遣队员也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哭骂，无精打采地一起建造住房。
住房是就地取材，当地政府已雇人在沙滩上挖了两个宽3米，深1.6，长10多米的大坑，魏来玉等几十号人在土坑的上方再铺上木棍杂草填上土，他们的“地下宫殿”就算造好了。
1956年农历8月25日的党报说“今年就修建了3400间房屋，这批房屋是按照陕西农民的习惯以一户一院修建的，窗户上还嵌着明亮的玻璃”，但事实是，那个时期赴宁夏八个县建设新家园的74个安置点上的先遣队大多住在魏来玉他们建造的那种“地下宫殿”里。接着，以此为根据地，再打砖建房。只有到马太沟**农场的先遣队才“有幸”住上犯人们迁走后遗弃的窑洞。后来，大量关中移民迁移到此地后，一个长5米，宽3米的窑洞里，中间拉上帘子，常常住两到三家。虽然挤些，但同“地下宫殿”比，也算有天上人间的区别了。首先，那“地下宫殿”在采光、透气、防潮等方面都不能与地面的窑洞同日而语﹔其次是心理作用：住惯了独家大院的关中移民住在“地下宫殿”里，他们总有“没死就被埋进了坟墓里”的感觉。
最糟糕的是1956年农历8月16日的那个傍晚，马连保等三十多个先遣队员还没来得及入住他们的新居，那些白天躲在草丛、石缝中忍受了一天酷热之苦的蚊虫纷纷迫不及待地从四面八方嗡嗡地欢叫着拥入了充满凉意的“地下宫殿”。这些“非法入侵”他人住所的家伙逮住谁就叮谁，几个在“宫殿”附近方便的先遣队员也被其毫不客气地顺便在屁股上叮了几口——那些比绿头苍蝇还大的长脚蚊虫不仅十分厉害而且毒性极大，经它们一叮，先遣队员们的脸上手上屁股上马上隆起了一个个的大红包，奇痒难忍。
这阵势吓得先遣队员们抓起行装赶紧从“地下宫殿”里落荒而逃，一边拍打攻击他们的蚊虫，一边发愁。“妈呀！别说干活，连这蚊虫也对付不了，怎么办？”
一伙人正脚慌手乱地对付蚊虫，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大家十分奇怪：太阳还悬在天边，怎么打起雷来了？前来带路的当地人惊慌地边推大家边高声道：“快进坑道里避避，大风来了！”
刚撤进“地下宫殿”，趴在“宫殿”门口的马连保等人发现：刚才还霞光万道的天空突然乌天黑地，风声大作，黄沙漫卷，一个个的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把沙包抛上天，再扔下地。道路消失了，眼前的那些茅草、沙包消失了，整个月牙湖变得一片混沌。“地下宫殿”也风沙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接受采访时，马连保告诉记者：那场劈头盖脸而来的风暴真像唐朝一首诗写的那样，大如斗的石头被吹得满地乱跑。
记者问，是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马连保一拍手道：就是！就是！我的个娘耶，那风真是挂的个邪乎……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令马连保记忆到如今的风沙终于小了下来。“地下宫殿”里立即恢复闷热，那些疯狂的蚊虫也马上嚣张起来，叮得大家连蹦带跳地逃出“地下宫殿”。
大风过后，一片狼籍。刚才逃进“地下宫殿”时没来得及拿走的行装不知被刮到了甚么地方﹔铁铲、撮箕等工具翻着“觔斗”早飘然而去﹔一段“地下宫殿”被掀开，顶盖上的木料“跑”到老远的荒滩上戳着，茅草则高高地飘荡在混沌的天空中再慢悠悠地落下……
大家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问：刚才还晴得好好的，怎么说打雷就打雷？当地人告诉惊魂未定的先遣队员：“刚才那雷声是从沙包发出的，我们叫‘沙响’。出现这种响声你就得小心了，这种风暴能把一个沙包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说到这里，当地人问：“你们看看，周围的沙包有甚么变化吗？”
马连保等人一看不由吓了一跳：沙包都“搬家”了，有一个还“搬”到了“地下宫殿”五六米的地方！
有人惊叫：天呀！它如果“搬”到房顶，我们不就被活埋了吗！
当地人答道：在这里，风沙埋人是经常的。
当地人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后来，在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的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就常有逃亡移民被风沙埋葬的事情发生。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一年后，月牙湖边也发生了好几起风沙埋人的事。华阴南洛乡郗贤基的婶娘李枚去看她的女儿时突然失踪。村干部杨凤山带人四处搜寻。那天，搜寻到月牙湖边突遇大风，一伙人连忙躲在一沙包后避风。风过沙停，眼前的情景把杨凤山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躲风的沙包被卷走了，就在原沙包的位置露出了一颗睁着恐惧双眼的脑袋，大家上前一看，原来正是他们搜寻的李枚……
吞没移民性命的沙“魔”从毛乌素沙漠越来越近地逼向安置区。原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王火尧（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至今）的父亲就是在离住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丧命的。
王火尧回忆说：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我们全家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3点，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沙尘飞扬，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直打哆嗦的人们连忙往回跑。
我们着急地等待父亲回家。到了傍晚，风停云散，但我的父亲仍未回家。全村社员便带着手电、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半夜，也没见到他老人家。
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后来，一个放羊人告诉我们：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甚么情况。大家跑过去一看，果然见到了我的父亲。只见他冻得僵硬的尸体蜷缩着，头还埋在沙中，双手却张开着露在外面，可见他死前的挣扎和恐惧……
7、绝地大逃亡
风沙过后，马连保等先遣队员围着那个前来帮忙的当地人不断地问东问西，有人问：这样的风常刮吗？
当地人说：“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他本想开句玩笑来减缓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不想，这句玩笑却直接诱发了这次逃亡事件。有人听后马上嘀咕：长年累月地刮这种风，被活埋是早晚的事！
被蚊虫叮得满身是包的人附和：“不被沙子活埋，也会被蚊虫咬死！”
“娘的，与其死在它乡当孤魂野鬼，不如把这把骨头扔到老家的土里！”这句极富煽动性的“心里话”像火星掉进了一堆干柴之中，马上呼啦啦地点燃了所有先遣队员心中思乡的烈火。
“妈的，甚么先遣队，我们是被人骗到这里来送死了！”
“哼，还他妈的甚么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这熊样，能和我们关中比吗？”
“让他妈的建设新家园见鬼去吧！”
“走，回陕西去！”
“走，不受他们的欺骗……”
用谎言编织的“塞外江南”的“道具”在1956年农历8月16日那个闷热的下午被大漠风沙和蚊虫彻底撕破。谎言被戳穿后，先遣队“兵败如山倒”。
先是一个叫马少堂的退伍军人背着魏来玉在几个先遣队员中嘀咕了一阵，接着，几个先遣队员分别又到更多的先遣队员中悄声商量着甚么。当大队长魏来玉发现苗头不对劲时，大家已从“地下宫殿”把行李拎出来，拍打掉尘土后背在了身上……
傍晚时分，一支由关中开赴银川地区月牙湖“建设新家园”的先遣队在到达安置地4小时不到便彻底土崩瓦解——35人中有33人决定自行返回陕西。三门峡移民史上的第一个集体大逃亡开始了。
这次逃亡显然太仓促，临到出发前，才有人突然问：“我们该怎样走？”
这支无头苍蝇一样的队伍这才想起，“是呀，该从哪里走呢？”马少堂拿出一张地图给大家比划说：“走来时的路，车站不会卖给我们车票，一路上还有人拦堵逃跑的先遣队员，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们陕西在东南方向，要回去只有一条路：穿过陶乐北边方圆500多公里的毛乌素沙漠，转道山西，再进入陕西……”
马少堂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对，穿越沙漠回陕西！”
马少堂说：走沙漠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多作准备。接下来，大家便开始分头准备电筒、伞、水。
就要出发了，见马连保仍楞在那里，同队的杨来喜催道：“连保，还犹豫啥？赶紧准备走吧。”
傍晚那场风暴的惊吓和身边那些赶不走打不完的蚊虫本来也动摇了马连保“扎根宁夏建设新家园”的决心，但大家真的嚷嚷着要回陕西时他仍吓了一跳，“我们都是党团员，我们是华阴派来的先遣队员，怎能说走就走？”
杨来喜朝他吼道：“不愿走就留下等死吧！”
三十多号人都背上行装出发了，魏来玉仍一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埋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土烟，好像眼前发生的集体逃亡与他这个**党员干部，与他这个带队的大队长毫无关系一样。
此时，最着急的当数马连保。这个大队长唯一的同盟军真想冲上去揪住他追问：“你为甚么不阻拦？你还记得自己的责任吗？大家都逃了你难道就不怕乡里处分你！”但魏来玉的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使恨其渎职、怒其不作为的马连保失去了追问的勇气。一旦没有了胆气和勇气，马连保要坚守月牙湖的思想防线也就彻底崩溃了。他抓起行李朝已经上路的逃亡者们追去，“等等我！”
魏来玉的最后一个同盟者“反水”了。
一伙逃亡者刚走出不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魏来玉严厉的吼声，“都给我站住！”
逃亡者们吓了一跳，以为大队长要阻止了，大家暗暗攥紧拳头，准备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但回头一看，只见魏来玉扛着一袋面粉拿着三个洗脸盆飞快追上来边塞给逃亡者边说：“不带上吃的和煮饭的东西，想饿死在沙漠中吗？”接着，他把一包火柴塞给马少堂并吩咐，“你要带好他们，沙漠里不要走散了，大家要相互照应！” 说完，背过身去挥挥手，声音哽咽地说：“走，快走！”
大队长的举动使得逃亡者们不知所措，一行人站在呼呼的风沙里默不作声，过了很久，马少堂才呐呐地说：“大队长，我们，我们一起逃吧！”
其他人也附和道：“大队长，走吧，何必在这里送死！”
“大队长，走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一直背过身的魏来玉猛地转过身时，一行热泪已夺眶而出，他猛地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吼道：“滚！滚！都他妈的快滚！”
一群逃亡者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把孤独的魏来玉留在了茫茫的大漠里……
后来，在追查这次逃亡事件时，魏来玉没有推卸责任，他在交代中写道：“我不想让大家遭罪送死，因为他们还年轻。”
然而，当时，年轻的逃亡者们并没有谁去揣摩魏大队长给他们放行的动机，更没预料到大队长给他们的面粉和脸盆在进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当晚，藉着明亮的月光，34名先遣队员像一群漏网之鱼，一进入沙漠就是一阵狂奔猛跑。马连保告诉记者：“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脱离苦海了，心里老背诵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将还’之类的诗句”。
进入沙漠后，马少堂用在部队强行军的经验对手下的三十多位同伴宣布了这样的计划：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跑完近300公里的路程，这样，就可以穿过500公里毛乌素沙漠的中心地带，在第三天早上到达有人放牧的沙漠北部。这位复员军人的纸上谈兵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这群经数日车马劳顿之苦后已疲惫不堪的逃亡者﹔二是他把陆地行军的速度搬到了处处都暗伏着凶险危机的沙漠之中。
且不说人非机器，不可能保持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也不说这群生存环境优越的关中人没有行军经验，单是沙漠里行走的艰难就很快使这群关中逃兵溃不成军。马连保回忆说：“沙漠无路，脚下如雪地一样松软，踩下去却又极难拔出，行走时最忌讳疾走快跑——那样，不仅不能达到快速的目的，而且还会很快耗尽体力。”
果然，跑了不到两小时，一伙人便汗流浃背，浑身发软。于是，他们开始扔东西。先扔被盖，再扔棉衣，最后，全都扔得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单库，有的甚至只穿一个背心。扔掉行李虽轻松了许多，可走一段后乏力的双腿又迈不动了，大家便停下来歇息。刚坐下，问题又来了——晚上，沙漠的气温急速下降，扔掉了衣服被盖的马连保等人很快被冻得瑟瑟发抖。在寒冷的黑龙江当过兵的马少堂赶紧叫醒刚坐下就呼呼入睡的同伴，“起来！起来！不能睡。这样会出事的！”大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被马少堂连吼带赶地逼上了饥寒交迫和困顿不堪的行程。连续不断地行走使得一行人越发疲惫，步子越来越沉重，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但他们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坐下或躺下。从马少堂那些骇人听闻的呵斥中，大家知道，坐下或躺下也许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只好咬紧牙继续朝前走，直走得像醉汉一样东歪西倒，跌跌撞撞……
越到后来情况越严重——原计划所带的水要喝三天，但从未经受过白日沙漠高温灼烤的关中人不到第二天中午就将所有的水喝得一口不剩。置身于午后烈日炎炎之下，像把人放进蒸笼蒸后又放在烈火上烤，汗水被高温“挤”出体内又很快被烤干，喉咙里生火冒烟，脑袋发昏，脚下的沙子烫得人生痛，周身好像要被点燃似的。无水的熬煎逼得逃亡者们不得不喝自己拉出的尿，到后来，已无尿可拉了，干渴则更加残酷地折磨着先遣队员，死亡的的阴影乘机悄悄向逃亡者们逼来。
还是头天中午吃过饭，经过十六七小时的行走，逃亡者们腹内早已饥肠辘辘，唯一可吃的东西只有临行前魏大队长送的那袋面粉，可眼下无水无柴，只能望面止饿了。直到下午三点，大家才遇到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一伙人忙蹿过去寻找些已经干枯的野菜放进嘴里嚼后吞下。挣扎着走到傍晚，饥渴交加的逃亡者们再也无力前行了，三十多人接二连三地全部栽倒在地。
马连保在回忆到这一情节时曾苦笑着告诉记者：“那一刻，大家都被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我都甚至感到自己已进入了地狱之门，明明才傍晚时分，可我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耳边老鸣响着恐怖的乌哇乌哇的声音……”
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也是求生欲望最强烈的时候。绝望中，马连保、马少堂和杨来喜、王加轩四个年轻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拽扯一边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呼喊同伴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不能死，要……坚持，要回家！”
可馀下的三十人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人用无力的手扯住站起来的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同伴，“你们走吧，我们……不行了，就死在这里算了！”
“回去……告诉家乡的人……千万别上当……到宁夏了……”
那个在家里被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李成根想得更远，“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的尸体了，逢年过节，朝……这个方向……烧把纸……就行了！”
四个拽扯不动同伴的年轻人想哭，但他们已流不出眼泪，只有咧着嘴干嚎。人性的本能和患难与共的情谊使他们对倒下的同伴难离难弃。危难中，他们只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受过部队野外生存训练的马少堂预感到，这一带既然有草就可能有水，只要找到水，大家就有救了。
四人连走带爬地又前行了三四里地，转机终于出现了：一块低洼的地方有水！马连保等四人如遇救星般地扑了上去，趴下便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喝了一阵，马连保等人觉得不对：那水又苦又涩又咸。咂着嘴稍作品味，大家判断：是盐碱水！
饥渴的肠胃适应不了盐碱水，马连保等四人很快就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胃冒苦水，五脏六腑都像被揪在了一起。但为了活命，吐过后，四个小伙子又趴在水塘边喝了起来，喝完又吐，吐完又喝。这样反反覆覆吐了七八次，大家终于不吐了，身上也有劲了。小伙子们欣喜若狂，端起三盆水就朝同伴们倒下的地方跑去。
三盆盐碱水救活了三十个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先遣队员。傍晚时分，一行人赶到那个盐碱水塘边，煮了三盆面糊喝下。天快黑时，又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淋，大家立即感到凉爽了许多。进入沙漠后，一伙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有人欢呼：“我们活出来了！”“我们可以活着回家了！”
稍事休息，马少堂又催促大家出发了。他知道，眼下，并没有真正脱离险境，这群逃亡者在体力和精神上的复甦只是暂时的。前面的路仍然是茫茫沙漠，依然潜伏着数不清的困苦凶险，要摆脱这块凶险之地，就要利用同伴们刚得以恢复的体力和精神面貌继续前进，否则，大家那刚刚复甦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就会成为被沙漠吞噬前的“回光返照”……
第三天下午，马连保等人终于遇到了放牧骆驼的人和清甜的水源——这伙逃亡者虽比原计划晚大半天到达沙漠北部，但整个队伍无损兵折将的情况，这在所有穿越毛乌素沙漠的移民逃亡史上，也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了。
当天晚上，死里逃生的逃亡者们借放牧人的大锅，将那袋馀下的面粉就着野菜煮出了可口的晚餐，饭饱水足后，大家又美美地睡了一觉，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第四天早上，34个弹尽粮绝的逃亡者终于走出了毛乌素沙漠。进入到花马池县后，马少堂对大家说：“后边的路程就只有靠讨饭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讨不到那么多吃的，分开走吧。走山区，不要走交通线，更不要坐车，也许县里的干部他们正张着网四处抓我们呢……”
马少堂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在这段回家的路上，虽仍饿死了五人，但他分开逃亡的决定毕竟使大家免除了集体饿死的灾难。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马连保终于第一个回到了朝邑。当晚，在村、乡干部上门抓人时，他又成功逃脱，躲到山西芮城的一个砖厂打工。在马连保后边逃回的那些先遣队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村、乡干部们“守株待兔”，逃亡者刚回家就一一全被抓获送回宁夏陶乐。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马连保最终也没能“漏网”。他在山西打工三个月回家过年时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县、乡干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妈的，甚么共青团员？甚么党的助手！还带头逃跑！”
“开除你的团籍！”
“知不知道，你们开这个头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影响的确恶劣——据朝邑县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的报告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馀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这种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在于先遣队员的逃亡，逃亡对三门峡库区及随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迁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陕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驱车几千里，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后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她在文中这样记述了先遣队员从宁夏逃回时的情形：
“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群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风伯伯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情况还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么简单。逃亡者归来后的惨况已使库区那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毁于瞬间，逃亡者声泪俱下的诉说更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毁着干部们当初动员先遣队远迁西北高原时使用的宣传“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机迅速在库区弥漫开了。对干部充满仇视的人们把气都撒在了当初到宁夏考察后回来“谎报军情”的乡、村干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头儿，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到乡、村干部，唾沫四溅地乱骂：
“你们考察回来说宁夏这好那好，现在怎么不是那个样了？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放屁？”
“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把人骗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么活呀？”
“骗子，你们坑死咱家娃了……”
挨了骂，干部们还满脸堆笑地给老人们赔不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内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干部们胸怀大度——他们的忍让是有原因的：按照陕西省“从生产出发，照顾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习惯，采取省内与省外，集体与分散相结合”的移民方针，库区原计划分两期将28.7万人迁出库区。第一期从1956年至1960 年秋收前，将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宁夏，第二期从1960年到1961年底，将335米至338.5米高程内的移民迁移安置在省内。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没有甚么事比动员这么多人迁往它乡更难了，也没有甚么事比说服移民搬迁更伤脑筋了——经从宁夏跑回来的先遣队员们一闹腾，再动员库区村民迁走就更难了——毕竟，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和空洞的大道理都更有说服力。当初说假话骗人迁宁夏的事既然已经穿帮，后边还得让人家迁走，不对其客气点行吗？
不管干部们如何客气，如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1957年秋天以后向宁夏移民的情况都仍然急转直下——死活不愿去宁夏的人们以躲藏、逃跑等手段相对抗。他们躲进山里，藏到亲戚家，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又跳车往回跑。很多时候，“押送”移民的干部还未回家，逃跑的人早就回到了库区。
严峻的形势使干部们翻脸了——此后的移民，没有了赔着笑脸的说服动员，没有了送行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锣鼓喧天的相送场面。宣传口号一下由“迁一家，保万家”变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户口迁走，把口粮卖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和民兵如同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里到移民亲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干部将移民押送到宁夏后就地对其监视……
至今，不少移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拆房子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在上演“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到处是移民的号啕痛哭。对那些用哭用骂来对抗迁移的移民，干部们口气强硬地说，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药由你选，不死就得去宁夏！有的干部甚至还幽默地问不愿迁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没盖盖子，要上吊给绳子!你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哪项服务？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黄河大移民》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一对年轻夫妇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申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
在执行搬迁政策和面对移民之间，最难做人的恐怕要数移民干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举在华阴县西阳乡当副乡长，负责移民工作。2008年春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74岁的老人说出了当时的感受：“将群众迁移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去，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于心不忍，但国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执行，如果对移民动了恻隐之心，就意味着国家的政策难以执行。两难之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只有选择执行国家政策。”
郭中举也曾带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鸡飞狗跳，他也曾带人去拆过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顽固不化”者的户口强行迁往宁夏。但1958年春天，当他亲自经历了那次艰难而漫长的“押送”之旅后，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楚使郭中举震撼了。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心底一直弥漫着一种伤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尘蔽日的道路上，郭中举“押解”三车移民昼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胆和寝食不安自不消说，更让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凉，一点也没有上级领导宣传的那种“塞外江南，高原鱼米之乡”的迹象：已是春天了，光秃秃的原野没有庄稼树木，没有一点绿意，更没有甚么人烟，呼呼作响的大风卷着沙尘把西北高原搅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头老太婆们一直泪流满面，“郭乡长，你不要把我们送到宁夏嘛，你把我们往那里送等于把我们往坟墓里送呀！”
“你发发善心吧，我们给你跪下了！”郭中举手足无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龄还大的老人时，他只能机械地重复道：怎么会是坟墓？上级已传达了，那里是大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条件好着呢……
一听郭中举这样说，车上的男女老少就骂：“好你妈个×，睁着眼说瞎话！”“条件好为甚么不把你的爹妈婆姨也迁去？”
“条件好你去后就别回去了……”
到陶乐马太沟后，眼前的情景使郭中举一下懵了：这就是上级领导讲了无数次“条件比华阴还好”的地方吗？
这原本是一个**农场。残垣断壁上，“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下那“陶乐监狱宣”的字样还清晰可见，方圆数十公里的沙滩上稀稀蔬蔬地长些野草，沙滩远处的碉堡、高墙、铁丝网若隐若现，一座土山下，排列着原曾是犯人住过的窑洞……
郭中举的脸唰地红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传安置区条件十分好，现在该怎么给他们讲呢？
郭副乡长艰难地转过身，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大家讲些甚么，但他还没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齐唰唰地跪下了。“郭乡长，你行行好，把我们带回去吧！”
“郭乡长，给上级如实反映一下，这里的确种不出庄稼呀！”
“郭乡长，我们想活命……”
热泪夺眶而出，郭中举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烧身的移民干部比，郭中举的这段经历也许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党党史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叫常绪棠的名字。1938年，常绪棠和他的结义大哥刘钟谐、二哥杨海潮在朝邑县长备队（属革命武装）担任分队长。1945年，常绪棠和刘钟谐、杨海潮等人在朝邑盐滩集资开办了集盛盐厂，常担任场长，刘担任会计。同年，常绪棠经刘钟谐介绍加入了中国**党，并在盐厂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该盐场从此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绪棠任站长，负责在朝邑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原**渭南地委书记白云峰就是当时的交通员之一。此间，常绪棠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同志搞到了十多个身份证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他用食盐换来了5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大量军需品，为此，人民解放军总政部还给常绪棠颁发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解放后，刘钟谐担任朝邑县县长，常绪棠先后在该县盐滩乡、平民乡、紫阳乡任乡长。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常绪棠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时，有一部分移民不愿到那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连那些当初热血沸腾的先遣队员也打退堂鼓了。在对移民采取空洞说教、四处追逐和强行拆房卖粮的过程中，移民们的哭声和眼泪刺痛了常绪棠这个老地下党的良心。他的儿子常荣础对记者回忆说：“那时，我已十来岁了，记得父亲回到家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他知道宁夏那边是一个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逼到宁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门峡电站又无法开工，说到这里，父亲长吁短叹说，难啊！母亲问他怎么办，父亲同母亲商量说，为了完成移民任务，他准备带移民先遣队去宁夏，希望母亲和我也随他一起去。母亲说，你既然知道那边是大沙漠，干吗还把全家人弄到那里去？我们不去！”
后来，常绪棠还是转走了全家人的户口，带着不愿去宁夏的妻子、儿子和乡里的几十个移民先遣队员去了宁夏惠农县，在那里，同移民一道经历了数年的艰难困苦后，1962年，死里逃生的常绪棠一家随移民返陕。大荔政府给常绪棠做工作说：“组织安排移民干部有一定困难，目前，组织需要在政府干部中搞支农退职，你已58岁了，干脆给你一些钱，你随移民一起迁到安置区，也好继续帮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于是，在领取了1100元的安置费后，常绪棠被迁移到合阳县黑池乡马坊村。从宁夏惠农县返陕时，马坊村的移民卖牲口有一笔馀款，后因该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干部申请库区工委领导后，将这笔款给每个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阳县雇用干部张某等人到马坊村清算账务时，以“集体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把常绪棠定为坏分子，并逼分钱的移民退款，常绪棠等人被连续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为了村里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绪棠经常到渭南地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六年后才从县里讨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属于私分，移民干部在这件事上没问题，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并向移民道歉”的“说法”。
常绪棠并没有因此逃脱厄运，**时期，他因解放前开盐场为地下党筹集资金被定为“落网资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绪棠还因“抗拒退款”被殴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账。
后来，经已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刘钟谐和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杨海潮等老地下党员的证明，1973年，常才恢复了党籍。1984年，常绪棠在宁夏惠民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常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严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马连保被押送回陶乐月牙湖后，他们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点已撤消了。原来，马连保等34人集体逃亡后，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抓获，有20多人刚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这些人同看管他们的移民干部一起在那里开荒30多亩种下麦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麦地里仍不见动静,却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地里忙忙碌碌，把麦地掏得大洞小眼，刨开麦地一看，才发现沙化的盐碱地由于缺水，播下的麦种全都“无动于衷”，成了老鼠的美餐。于是，豫安村的先遣队员们只好迁到了离陶乐15公里处的沟湾子。
沟湾子解放初属该县第三乡的所在地，但风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乡政府所在地另迁它地。逃亡者马连保被遣送到沟湾子时，因所有移民都对在地下挖的 “宫殿”有逆反心理，坚决不愿住在那样的“棺材”里。所以，到了沟湾子，马连保与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干部和积极份子的监视下,把土挖松，用水泡湿再用石碾碾实，用钢丝切成砖，然后开始建房。
干部动员大家：多建些房，准备迎接家乡的父老乡亲。马连保等人用好几个月时间建了三十多间土坯房，家乡的父老乡亲到陶乐还没来得及住进去，一场暴风把沟湾子方圆七八公里都变成了沙丘，先遣队的人差点全军覆没，土坯房也被埋成了沙丘下的“文物”——2007年，一伙外地开发商到沟湾子建别墅时挖出了这些土坯房，以为是古代的甚么建筑，还专门找文物部门进行了鉴定……
1957年6月，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在那场风暴中从沟湾子落荒而逃后，到了西北十多公里的黄河边。黄河边地好水好，种下的玉米很快就长得绿油油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当时，部分先遣队员的家人也已来到，见到地里的庄稼，人们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的火焰。但秋收前的一场大水把移民们的希望再次冲毁淹灭。村干部们无计可施了，“再向西北方向挪挪试试吧！”
这次，豫安村的安置点搬到了新东市村附近。在新东市村，马连保认识了后来同他一起闹返库的赵德龙等人。新东市村的赵德龙等一百多号移民也来自马连保的老家朝邑县，该村也经历了三次搬迁的折腾。最先，新东市村的安置点在月牙湖南端的严家庄村，那里土地少，加上黄河的冲击使那一带常常塌岸，该村就搬到了苦水井村，但住了不到一个月，因吃不惯那又苦又涩的水，便搬到了新东市村。豫安村、新东市村的几百号移民在陶乐游荡数月，经过三四次搬迁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但华阴县好几个已搬迁了几次的移民村也向新东市村一带游荡了过来。陶乐县规划时说，这一带移民安置密度太大，要把后到此地的豫安村移走。
再也经不起折腾的移民们再次逃亡。马连保也再次出现在逃亡的队伍中。一路上，他两次险些丧命，有一次，差点被山洪冲进了一百多米高的瀑布，紧急中，若不是抓住瀑布边的石头，他也就早已命丧黄泉了。
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朝邑时，已是1958年秋天。其时，渭南地区正将三门峡库区的25万多移民往渭北高原沟壑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富平、渭南等八县迁移安置。马连保迁往了宁夏，给他的父母兄弟也报了去宁夏的名，同时，户口也已迁到了宁夏。马连保第一次逃亡时，村、乡干部就催他的父母兄弟都迁往宁夏。可马连保说：就是死，他的家人也不会去宁夏！为了让父母免去宁夏遭罪，他同干部达成协议：自己回月牙湖，留下他的家人。结果，马连保回月牙湖不到一年又再次逃亡。这下可惹恼了干部们，为了惩戒马连保和与他相似的那些先遣队员，干部们决定，渭南地区这次内迁时，像马连保这样的逃亡者，他们的亲人要么按当初的报名和户口办理情况迁移到宁夏，要么自己联系关系自行迁移。
第二次逃回朝邑,马连保告诉父母，“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到宁夏！到陕北黄龙县刘叔叔那里去吧，那儿虽然也苦，但也许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于是，马连保没有“内迁移民”资格的父母兄弟以“自迁移民”的身份去了延安地区最南边的黄龙县街头庙乡槐树塬村。
这显然是一个仅次于去宁夏的错误抉择。
在黄龙县那个偏僻而贫穷的山区，他的父母最终没能达到“保住性命”的最低生存标准，在次年的那场灾荒中，两位老人双双饿死在黄龙，成了异乡野鬼。马连保的哥哥和弟弟的下场也非常不妙：在大山里经历了数年艰难困苦后，那里苦涩的饮用水使他们同他们的后人一起得了与无数当地人一样的怪病：长不高个子，脚手伸不直，腿疼……
但他们并不怎么后悔——听内迁到渭北高原沟壑区的大多数移民讲，他们也经受着无水和饮用带氟、带盐碱的水——这样的水会使人的牙齿变黄早脱，一些乱七八糟的疾病也很快附体。也许是认识到了这种水对人体的危害，或者是看上了当地人饮用的窖水，后来，很多移民都节衣省食地挖了地窖——10多米见方，十多米深，遇上雨天，地上、房上的积水统统流进窖里。这样，节约着用，一窖水可吃上半年——这种水虽无毒无害，但生活在城市的人是断然不敢饮用这种水的——下雨时，地上的狗屎牛尿都随雨水流进了窖中……
父母兄弟迁往黄龙县后，第二次逃回朝邑的马连保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曾随父母去黄龙当了一段时间的黑户，结果，被当地发现其“逃亡”身份后马上报告到了朝邑，朝邑方面几次派人到黄龙，要将马连保“捉拿归案，在全体移民和先遣队员中抓个典型”。
马连保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山梁上，屋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山坡。每次，见有生人出现在山道上，马连保就从屋后溜进山里，让来人总是扑空。朝邑的人后来改变策略，利用晚上夜幕的掩护悄悄进村。一次，来人将马连保堵在屋中，若不是弟弟和父亲等人死命抱住来人，马连保差点“落网”。
马连保的弟弟上过几年学，还看了不少关于侦探方面的书。他给哥哥建议：你还不如回朝邑看看，那里是灯下黑，干部们不会注意的。
弟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马连保回朝邑后，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乡亲们也被迁走，他的名字早就从朝邑的户籍簿上注销。不久，连这个建于公元487年前北魏时期的朝邑县也被撤消并入了大荔。马连保彻底成了无县无家无亲之人。随着三门峡水库建成日期日渐临近，他的“盲流”日子也越来越难混。
最初，他混入“拉吊庄”（库区移民迁走后，土地荒芜，安置区移民又普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于是，省、地、县政府同意内迁渭南县等地的移民在安置区定居后，可同时在安置区和库区种地，粮食归种地者）的队伍在库区种了一段时间的庄稼。他挖出三四亩荒地，种上小麦，又在麦地旁搭了一个窝棚，不分白天晚上地侍弄那几亩地。见绿油油的麦苗越长越旺盛，他在心里喜孜孜地盘算：等秋收后，打下的粮食就可以补贴父母兄弟们了！但还没来得及收获，当地政府就发现了马连保的逃亡身份。于是，他只好放弃那片丰收在望的麦地，天天和成百上千的逃亡者在库区的废墟和山沟里躲来藏去，被县、乡干部像打猎一样追逐着。
躲了一时间，实在躲不掉那些攻势越来越猛的围追堵截了，马连保逃到了宁夏石嘴山煤矿挖煤。煤矿也不是清闲之地，因好多移民也都走了与马连保相同的路，乡、村干部发现这一秘密后，常到煤矿去找人。矿上也想留住这些劳动力，事先让人通知井下的工人，接着又让干部守在矿坑口，结果，井下的移民就很晚才出来，让那些干部们在矿坑口白等。更多的时候，马连保等移民们从矿下出来时将脸抹得乌黑，让前来“认领”的干部们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好无功而返……
10、难以逾越的死亡线
那段时光至今仍令很多人为之怅然心伤。无数悲剧性事件，无数悲剧性家庭，无数悲剧性人物充满了那段时光。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悲剧性的家庭不过是无数悲剧家庭的一个缩影。
悲剧发生前，这个家庭居住在朝邑县碾庄乡碾庄村3组。该村在黄河滩上，盛产棉花、花生和小麦，属“关中白菜心”最核心的部位。
那时，这个家庭的主角席有生刚20来岁，婚后已有一女。除妹妹席宣花只有5岁不能干活外，席有生的的父亲席兵，母亲席王氏，妻子谢翠花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一家人每年都能在社里挣1200多个劳动日——再提醒一下读者，那里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五至六元。那时的一元钱可买六七十个土鸡蛋，仅凭有六七千元收入这一点，你就可以想像席有生一家的日子有多么殷实了。
这样的富裕殷实很快成了过眼云烟。也和三门峡库区所有移民积极份子一样，1957年阴历6月，席有生一家去了宁夏陶乐县的月牙湖。去的那天已是晚上10 点，周围黑漆漆的甚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到后，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只好摸着黑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风沙悄悄给了席有生这些关中贵客一个下马威：房门被流沙封住！脚慌手乱地折腾了好一阵才打通了出门的道路。一家人站在门外一看，一排低矮的移民房孤零零地横在沙漠边缘的荒原上，原野上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些枯草在风沙中挣扎晃动着。那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里，黄沙蔽日的景象还没有消散，它时近时远，时高时低地翻腾着，狂暴地把些沙石扔在移民点周围。关中人何时见过这种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情景？席有生一家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沙漠的荒凉和无法克服的艰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先遣队员和移民中引发了惨烈悲壮的大逃亡。与此同时，大批外迁移民在干部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涌向宁夏。朝塞外迁徙和向关中逃亡的两股双向逆反人流塞满了黄河古道。
席有生完全可以带着一家加入逃亡的队伍，但这个老实巴交的关中农民当时牢牢记住的是为国家建设舍小家，保大家，“一家迁，万家安”。他让一家六口留在了荒凉的月牙湖上，隐藏起这个家庭最深重的艰难困苦，默默上演着生存的困惑与生命的挣扎……
此后的日子非常不顺。一夜之间，腹泻、腹疼、发呕、头晕和一些不明不白的病症折磨着一家老小，全家六口卧床难起，连找医生的人都没有。当席有生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去请医生时才知道，家人的病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从关中来的移民绝大多数都因此躺下了，有的还因此而丢了性命。带来的耕牛也水土不服，没有多久就死得所剩无几……
还算幸运，在那场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都经历过水土不服的大难中，席有生一家终于摆脱病魔的纠缠而活了下来。
生活刚归于平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灭顶之灾却又降临在席有生一家的头上。
1959年至1961年这段恶梦一样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这场灾害的严重程度。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尽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他还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激动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一年多后的夏秋之交，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而对“人祸”的原因却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着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方面表述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饥馑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说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有说达五千万……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都永远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痛。对远迁宁夏的移民，悲剧的色彩更浓，难以言说的痛苦也显得更加沉重。席有生说：我们那个大队饿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灾难降临前出现过短暂的海市蜃楼：大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几两青油，还能吃上两次肉。环境虽差，但不饿肚子，这对远迁他乡的人来说，已是一种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饥饿的影子出现——先遣队员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锐减至20斤，小孩减到了10斤。肉、油也从先遣队员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能补贴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队员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种下的小麦、糜子、蔬菜之类，由于缺乏水的浇灌，要么就根本长不出苗，要么即使长点苗也很快就枯黄死掉，给先遣队员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焦虑。
移民的定量还在不断减少。最后，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七斤半（小孩三至五斤）带皮的糜子。
干部号召：粮不够，瓜菜凑。
荒滩上草都没有，哪有甚么瓜菜？
干部们答复干脆而简单，“没有瓜菜自己想办法！”
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人还能想出甚么办法？席有生的母亲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样变卖家中包括被盖、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内的所有财产，到占有好土地和浇灌条件好的当地人那里去换粮换瓜菜——一件衣服换一斤箩卜白菜，一张桌子只能换两三斤面粉。到了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时，席王氏便把当地人抛弃的糠壳和空玉米棒拾来磨细做成馍吃，或者到荒滩上挖来一种叫黄角粮的药材，剥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这些都是具有危险的食品，吃后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糠壳……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黄河边去寻些枯野菜，或者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然后和着带壳的糜子面煮成一锅能照起人影的糊给一家人充饥。
即使这样的食品，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席王氏为了让丈夫、儿孙们多吃一点，她常常把“糊”煮好后就藉故去做这做那地忙着，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边吃。实在饿得慌了，她便按照乡亲们介绍的方法，把辣椒磨细，冲一碗开水喝下，让辣的感觉麻醉空空的胃囊，暂时忘饥饿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席王氏骨瘦如柴。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给家里人加强营养。去世的前几天，把手伸进洞里抓老鼠时被老鼠咬了一口，没有钱看伤，伤口感染了肿得老高。这样一来，她更加虚弱了，在家走路要扶着墙，在外找野菜拄着木棍还常常被大风刮倒。
1958年阴历2月初7，阳光明媚，无风。但在寻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饿得发晕，一头栽倒的。若像平时那样倒在沙地上，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每次被风吹倒，稍过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来。但这天，席王氏却倒在了水渠里。水渠里没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了她的双脚，她用带伤的手挖开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脚，另一只脚挣扎了很久都拔不出来。她曾经呼救，但虚弱的她喊出的声音那么微弱，根本传不远，更何况，荒原上当时根本就没人。
当天中午，临村的人发现时，时年51岁的席王氏仰卧在渠中的淤泥里，她的生命已一点点远去——一滩淤泥，成了压垮她生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的一只脚仍陷在淤泥里，那只被老鼠咬伤后肿得老高的右手沾满稀泥，左手紧紧攥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点不多的野菜。她脸上充满忧郁，两眼圆睁。”
49年后，席王氏这个被历史雕塑得最完美无缺的悲剧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儿子的心目中——已74岁的席有生提到母亲死亡的姿态和表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 “我去收尸，怎么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篮子，也无法使她闭上眼。我知道，妈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这一家人。她想用那点少得可怜的野菜解除饥饿对一家人的威胁，死亡之神却以这种方式宣布她从生命的舞台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当时还不满八岁的席宣花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但她却牢牢记住了母亲死后的情景。
按家乡的习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个棚将席王氏的尸体停在那里。席宣花不知道妈妈已离开了他们，还天天去摸妈妈的脸，去拉妈妈起来煮饭，说自己饿了。直到母亲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义，她扑在妈妈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别走呀！我饿，你走了谁给我们做饭啊……”
母亲去世后，席有生的婆姨谢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当时，刚满20岁的谢翠花是一个漂亮、矜持、柔弱且极爱面子的少妇。不久，无米之炊的苦恼使她意识到，当贫穷、饥饿时时相逼之时，人的尊严、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仅继承了婆婆饿自己，顾家人的品质，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拿起讨口的篮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户地去乞讨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家里人挨饿，更不能让家里人饿死。
每天天不亮，谢翠花就用小车推着一岁多的女儿英子去挖野菜，然后推着小车从冰上过黄河，到黄河西边的贺兰县去讨饭，中午前后，她准会回到家中用挖来的野菜和讨来的食品给一家人煮一锅饭充饥。
后来，谢翠花东度黄河讨饭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难忍饥饿的移民们成群结队地乘车逃往陕西，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组成了由某副省长和各县县委书记或县长参加的工作组。他们守住车站码头，围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车者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通行。工作组还要求各乡、村干部和交通部门，不给移民开回陕的通行证，不卖给移民车票。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移民们也要逃——黄河上的冰层成了饥饿移民“暗度陈仓”向陕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们从黄河的冰上东度，然后顺着原路绕道逃跑。或者从北边进入茫茫内蒙沙漠，插山西太原，过潼关，然后回到库区。逃亡，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朝邑有个叫党正华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冠军”。
这种局势令陕西官员们非常头疼和恼怒。他们开始组织人在黄河西边堵截，凡冰层厚，过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组把守，凡是从河东陶乐方向来的人，不管你是讨饭的还是过路的，只要一听是陕西口音就统统原路赶回。有两次，谢翠花都被赶回河东，害得一家人饿了两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