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4日讯】9月14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发表“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研究’调查综述”，表达了目前中国政府需要何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帮助其运筹帷幄，以维持政局稳定。
既然要寻找“战略知识分子”，显然是既不满意现有的智囊群体，也不满意希望非暴力合作的“异议”知识人群体。从一般规律来说，人才的比率与人口基数成正比，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为何会让当朝者产生如此强烈的人才饥渴？
一、当局的利益奖惩机制与知识精英的附“势”
“国难思良将”，这篇调查结果的公布可看作是中国政府张榜求贤的前兆。
在任何国度，无论在哪一个阵营，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把意见或者利益转变成理论。在各种社会群体当中，只有这个群体将这种生存方式当作自己的生存意义所在。如果知识分子不这样做，只可能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使然。中国当局应该反省，数量庞大且拥有程度不同“智囊”情结的专家学者无法成为它所需要的“战略知识分子”，其原因完全在于它自身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群体设立的制度性奖惩机制。
年过50岁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尽管毛泽东当政后持续采用各种手段打击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甚至荒废教育，但自改革开放之初直至1989年，无论在朝在野，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尽管改革之初是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对西方社会科学还处于学步阶段，但知识分子整体却有一番蓬勃向上之气像。为什么时光流逝了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培养博士数量第一的大国，反而缺乏“具有战略思维，擅长基础性、前瞻性、趋势性研究”的知识分子呢？
原因在于形势与当年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中共当政60年最为宽松的时期，那时候改革刚起步，中共执政集团与国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发展经济，让民众脱贫致富。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那时还被理解成无论阶层，只要敢于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为先富者。当时虽然有高干子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团利用权力致富远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且公然抢掠。在80年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建言还是献策，不至于要面对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包括国家长远利益）分离甚至对立这种非常困难的局面。
二、党的利益与民众利益之分离导致的知识困窘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举凡“改革”，莫不是以损害民众利益为前提，而国家利益本应以民众利益为基础，这时却被政治利益集团挟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弃政府在教育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进行了国企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教育收费体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地让政府节约了大笔公共开支，最后让民众背上了住房、医疗与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财政收入攀升的同时，民众的钱包却迅速瘪下去，国（官）富民穷终成难以逆转之局。到此时，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及真正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必须要有所选择：是为政府及利益集团说话还是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为民众说话？而中国政府的奖惩机制使做了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判若云泥，为政府与利益集团说话、努力论证各种政策合理性的知识分子在得到物质奖赏的同时也提升了地位；对政府及利益集团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则均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异议人士予以打击。江泽民开创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先河，即以言论得罪政府者一概诬之以其他罪名，如贪污色情等投入监狱。即使号称”开明“的朱镕基也明白训示：不许对中央的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到胡温当政时期，政治精英集团已经堕落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团，其利益的满足完全建立在对民众利益的掠夺之上并于国家利益有损。这种局面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为了“维稳”，中国政府对言论管制日趋严厉，互联网控制臻于成熟。
步政治精英集团整体堕落之后，知识精英也日趋堕落。1989年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向慕西方民主；从本世纪初开始，论证现存体制合理性的“中国模式论”成了不少学者与研究者的热门，反对西方民主的声音一时间竟然成为官方理论主流。
但面对蜂拥而起的社会反抗与日渐严重的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大脑的知识精英仅有忠诚的姿态是不够的。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希望他们能够谋划出一些管用的策略，既能保证政府持续掠夺，又能让民众相信中共政府仍然是人民安定生活的唯一保证，还能想出高招来帮政府敛财，这样的“高招”恐怕在人间难觅。体制内一些有危机感与责任感的专家虽然提出一些建议，但因为这些建议需要政府削权让利，减少掠夺并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比如建议将民众的维权抗争当作正常的利益诉求而不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政府就根本听不进去。一些了解农业、金融、地产、社会分配等方面弊端的专家因为深知政府秉性与病根所在，在执政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严重分裂之时，根本无法求两全之策，干脆缄口不言。对于体制外人士的建议，哪怕非常温和甚至示好，政府也一律视之为“异端”。
三、缘木求鱼的道德标准
最让人纳罕的是该调查对“战略知识分子”还提出了道德标准，即要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该调查痛心疾首地说：“调查结果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对资本的屈从，成为金钱的附庸，已成当今知识分子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病症’之一。在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堪一击，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的成为富翁们的传声筒或吹鼓手，附着在富人权贵的羽翼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表明当前部分知识分子浮躁功利、精神沦落，随波逐流，败坏了学界风气，严重冲击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底线。因此，战略知识分子形像的确立有利于引导知识分子摒弃那些‘为金钱或利益集团代言’等种种不良行为。”
如此痛切的批判，却完全舍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这一前提性条件，因此这一批判有两点需要纠正。第一，该调查根本未提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残酷生存环境。至今，中国仍然是对舆论思想管控最严厉的少数国家之一，知识界人士栖身之处主要仍由是政府提供。政府通过奖惩机制引导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方向，其研究符合政府需要的，职称、工资、住房、课题经费与各种机会都会源源不断；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轻则解聘，重则牢狱。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因言获罪入狱10年。第二，该调查对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与权力之依附现像的批判完全避重就轻。从事实而言，中国知识界屈服于权力是事实，但为资本服务却不是屈服而是利益需要。面对权力，知识分子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屈服，因为饭碗捏在政府手里。面对资本，却是服务者（知识分子）与被服务者（资本）之间的双向选择且自愿结合。能够受到商界青睐并能在政商两界通吃的知识精英，主要是依赖其在体制内积累起来的资本，比如其供职的单位之“地望”，个人职称之“人望”。
可以说，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国政府本身。在政府未放弃思想言论管制并改变其对学术研究的奖惩机制之前，片面要求知识分子养成独立人格并独立于资本与权力之外，无异于缘木求鱼。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视祸于未萌”，中国的明者、智者不是被投入牢狱就是被迫流亡海外，剩下的也只能三缄其口。在一片盛世颂扬声中，各种社会危机已经浮出水面。面对“和谐”难求之困局，当局突然又想寻找自己多年持之以恒、竭尽全力消灭的物种――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不受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的知识分子。此情此境，让我想起龚自珍的名篇《病梅馆记》。中国早被中共折腾成一个庞大的“病梅馆”，如今想求未受戗害之 梅，其可得乎？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9月23日，第35期）
既然要寻找“战略知识分子”，显然是既不满意现有的智囊群体，也不满意希望非暴力合作的“异议”知识人群体。从一般规律来说，人才的比率与人口基数成正比，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为何会让当朝者产生如此强烈的人才饥渴？
一、当局的利益奖惩机制与知识精英的附“势”
“国难思良将”，这篇调查结果的公布可看作是中国政府张榜求贤的前兆。
在任何国度，无论在哪一个阵营，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把意见或者利益转变成理论。在各种社会群体当中，只有这个群体将这种生存方式当作自己的生存意义所在。如果知识分子不这样做，只可能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使然。中国当局应该反省，数量庞大且拥有程度不同“智囊”情结的专家学者无法成为它所需要的“战略知识分子”，其原因完全在于它自身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群体设立的制度性奖惩机制。
年过50岁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尽管毛泽东当政后持续采用各种手段打击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甚至荒废教育，但自改革开放之初直至1989年，无论在朝在野，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尽管改革之初是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对西方社会科学还处于学步阶段，但知识分子整体却有一番蓬勃向上之气像。为什么时光流逝了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培养博士数量第一的大国，反而缺乏“具有战略思维，擅长基础性、前瞻性、趋势性研究”的知识分子呢？
原因在于形势与当年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中共当政60年最为宽松的时期，那时候改革刚起步，中共执政集团与国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发展经济，让民众脱贫致富。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那时还被理解成无论阶层，只要敢于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为先富者。当时虽然有高干子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团利用权力致富远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且公然抢掠。在80年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建言还是献策，不至于要面对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包括国家长远利益）分离甚至对立这种非常困难的局面。
二、党的利益与民众利益之分离导致的知识困窘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举凡“改革”，莫不是以损害民众利益为前提，而国家利益本应以民众利益为基础，这时却被政治利益集团挟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弃政府在教育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进行了国企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教育收费体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地让政府节约了大笔公共开支，最后让民众背上了住房、医疗与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财政收入攀升的同时，民众的钱包却迅速瘪下去，国（官）富民穷终成难以逆转之局。到此时，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及真正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必须要有所选择：是为政府及利益集团说话还是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为民众说话？而中国政府的奖惩机制使做了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判若云泥，为政府与利益集团说话、努力论证各种政策合理性的知识分子在得到物质奖赏的同时也提升了地位；对政府及利益集团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则均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异议人士予以打击。江泽民开创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先河，即以言论得罪政府者一概诬之以其他罪名，如贪污色情等投入监狱。即使号称”开明“的朱镕基也明白训示：不许对中央的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到胡温当政时期，政治精英集团已经堕落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团，其利益的满足完全建立在对民众利益的掠夺之上并于国家利益有损。这种局面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为了“维稳”，中国政府对言论管制日趋严厉，互联网控制臻于成熟。
步政治精英集团整体堕落之后，知识精英也日趋堕落。1989年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向慕西方民主；从本世纪初开始，论证现存体制合理性的“中国模式论”成了不少学者与研究者的热门，反对西方民主的声音一时间竟然成为官方理论主流。
但面对蜂拥而起的社会反抗与日渐严重的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大脑的知识精英仅有忠诚的姿态是不够的。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希望他们能够谋划出一些管用的策略，既能保证政府持续掠夺，又能让民众相信中共政府仍然是人民安定生活的唯一保证，还能想出高招来帮政府敛财，这样的“高招”恐怕在人间难觅。体制内一些有危机感与责任感的专家虽然提出一些建议，但因为这些建议需要政府削权让利，减少掠夺并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比如建议将民众的维权抗争当作正常的利益诉求而不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政府就根本听不进去。一些了解农业、金融、地产、社会分配等方面弊端的专家因为深知政府秉性与病根所在，在执政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严重分裂之时，根本无法求两全之策，干脆缄口不言。对于体制外人士的建议，哪怕非常温和甚至示好，政府也一律视之为“异端”。
三、缘木求鱼的道德标准
最让人纳罕的是该调查对“战略知识分子”还提出了道德标准，即要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该调查痛心疾首地说：“调查结果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对资本的屈从，成为金钱的附庸，已成当今知识分子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病症’之一。在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堪一击，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的成为富翁们的传声筒或吹鼓手，附着在富人权贵的羽翼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表明当前部分知识分子浮躁功利、精神沦落，随波逐流，败坏了学界风气，严重冲击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底线。因此，战略知识分子形像的确立有利于引导知识分子摒弃那些‘为金钱或利益集团代言’等种种不良行为。”
如此痛切的批判，却完全舍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这一前提性条件，因此这一批判有两点需要纠正。第一，该调查根本未提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残酷生存环境。至今，中国仍然是对舆论思想管控最严厉的少数国家之一，知识界人士栖身之处主要仍由是政府提供。政府通过奖惩机制引导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方向，其研究符合政府需要的，职称、工资、住房、课题经费与各种机会都会源源不断；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轻则解聘，重则牢狱。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因言获罪入狱10年。第二，该调查对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与权力之依附现像的批判完全避重就轻。从事实而言，中国知识界屈服于权力是事实，但为资本服务却不是屈服而是利益需要。面对权力，知识分子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屈服，因为饭碗捏在政府手里。面对资本，却是服务者（知识分子）与被服务者（资本）之间的双向选择且自愿结合。能够受到商界青睐并能在政商两界通吃的知识精英，主要是依赖其在体制内积累起来的资本，比如其供职的单位之“地望”，个人职称之“人望”。
可以说，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国政府本身。在政府未放弃思想言论管制并改变其对学术研究的奖惩机制之前，片面要求知识分子养成独立人格并独立于资本与权力之外，无异于缘木求鱼。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视祸于未萌”，中国的明者、智者不是被投入牢狱就是被迫流亡海外，剩下的也只能三缄其口。在一片盛世颂扬声中，各种社会危机已经浮出水面。面对“和谐”难求之困局，当局突然又想寻找自己多年持之以恒、竭尽全力消灭的物种――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不受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的知识分子。此情此境，让我想起龚自珍的名篇《病梅馆记》。中国早被中共折腾成一个庞大的“病梅馆”，如今想求未受戗害之 梅，其可得乎？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9月23日，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