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8日讯】中共在实行了30年市场化经济改革之后，更加凸显了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公，导致农民在公民权利、政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被次等化以致陷于贫困的问题。之前，我们在禁闻中谈到了中国户籍制度被批造成“伪城镇化”。中国社会学专家刘开明博士等人将为观众更深入的探讨这一现象。
历年来在不同时期都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更成为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分析，过去30年中国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社会服务业等，这些跟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大量的所谓农民工。但是，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农民工的户口无法转移到城市。
刘开明博士：“中国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排斥系统，他是把一部分人口比如农民排斥出城市的公共服务、国家的保障体系之外的系统。城市只接纳了他的劳动并没接纳他这个人也没有考虑他的全面的需求。那么他就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同时流动导致个人生活成本上升。”
最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提出，中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中共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解释说，中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
原户籍在山东的周先生到上海经营外贸公司已经十年了，在当地仍然没有户籍。他认为，一家3口的小家庭一个月赚五千元人民币也不够用、也买不起房。
周先生：“就最近1年吧有医保，它就说是外地只要户口不是农村的可以享受医保，所以说有这么一点还好一点，孩子的话那上学就麻烦一点啊，上私立学校啊费用支出呀肯定有影响的。”
和周先生比起来户籍是农民的肖先生生活就更艰苦了，十三年前他离开江西到广东惠州打工，生活只能求温饱，没有多馀的钱购买社会保险。
肖先生：“都停保了，自己去交（的话）要三百多块一个月，以前在公司上班就是一百多块钱公司扣，现在单位没有了，自己去交也没那个经费啊。”
刘开明教授指出，因为流动性高农民工的家庭不能团聚分居不同地方，家庭成本上升和城市高物价的情况下，即便农民工赚的钱高于在家乡务农，也只能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例如，在富士康、本田这些五百强大公司工作的工人，占进城农民工比例的13％，他们是极少数的菁英。虽然，这些他们的全年收入有些可能已超过人均GDP的水平，但是高额的生活必须支出使得他们的生活仍然无法走出贫穷。
刘开明博士：“我看本田的工人全都是高中或是技校生，他们在最好的大公司工作，非常努力的工作2年才能买1平方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对未来的期待非常黯淡、生活压力高度紧张，他们的不稳定因素会增长，这都是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瞿海源博士认为，从社会学来说这不只会造成社会问题，这更是人权不公的问题。
瞿海源博士：“几十年前就开始有一些联合国的公约或者是国际组织公约，就一再呼吁对人的生存权居住权还有工作权，那么这些都完全没有保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人权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能政府一时可以控制，可是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就是爆发冲突的一个火药库。”
刘开明博士也指出，中国被定位为次等国民的农民占总人口数超过75％。一个大多数国民强烈感受到不公平的社会，稳定性就会下降、冲突就会上升，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矛盾在急剧上升，都和户籍管理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新唐人记者梁欣、朱娣采访报导。
历年来在不同时期都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更成为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分析，过去30年中国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社会服务业等，这些跟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大量的所谓农民工。但是，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农民工的户口无法转移到城市。
刘开明博士：“中国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排斥系统，他是把一部分人口比如农民排斥出城市的公共服务、国家的保障体系之外的系统。城市只接纳了他的劳动并没接纳他这个人也没有考虑他的全面的需求。那么他就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同时流动导致个人生活成本上升。”
最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提出，中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中共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解释说，中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
原户籍在山东的周先生到上海经营外贸公司已经十年了，在当地仍然没有户籍。他认为，一家3口的小家庭一个月赚五千元人民币也不够用、也买不起房。
周先生：“就最近1年吧有医保，它就说是外地只要户口不是农村的可以享受医保，所以说有这么一点还好一点，孩子的话那上学就麻烦一点啊，上私立学校啊费用支出呀肯定有影响的。”
和周先生比起来户籍是农民的肖先生生活就更艰苦了，十三年前他离开江西到广东惠州打工，生活只能求温饱，没有多馀的钱购买社会保险。
肖先生：“都停保了，自己去交（的话）要三百多块一个月，以前在公司上班就是一百多块钱公司扣，现在单位没有了，自己去交也没那个经费啊。”
刘开明教授指出，因为流动性高农民工的家庭不能团聚分居不同地方，家庭成本上升和城市高物价的情况下，即便农民工赚的钱高于在家乡务农，也只能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例如，在富士康、本田这些五百强大公司工作的工人，占进城农民工比例的13％，他们是极少数的菁英。虽然，这些他们的全年收入有些可能已超过人均GDP的水平，但是高额的生活必须支出使得他们的生活仍然无法走出贫穷。
刘开明博士：“我看本田的工人全都是高中或是技校生，他们在最好的大公司工作，非常努力的工作2年才能买1平方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对未来的期待非常黯淡、生活压力高度紧张，他们的不稳定因素会增长，这都是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瞿海源博士认为，从社会学来说这不只会造成社会问题，这更是人权不公的问题。
瞿海源博士：“几十年前就开始有一些联合国的公约或者是国际组织公约，就一再呼吁对人的生存权居住权还有工作权，那么这些都完全没有保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人权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能政府一时可以控制，可是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就是爆发冲突的一个火药库。”
刘开明博士也指出，中国被定位为次等国民的农民占总人口数超过75％。一个大多数国民强烈感受到不公平的社会，稳定性就会下降、冲突就会上升，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矛盾在急剧上升，都和户籍管理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新唐人记者梁欣、朱娣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