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9日讯】 （新唐人记者松风综合报道）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不断在下降。城市病（人口过于集中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品质，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逃离北上广，能往哪里逃。
据中国青年报深入报道，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2009年时这个数字突破6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资料，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由于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帐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
据中国青年报深入报道，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2009年时这个数字突破6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资料，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由于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帐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