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9日讯】这次乐清钱云会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两天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馀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我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后来的围观却表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公共人物产生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中国学者当中，99％的人无法满足这种公众期望。
公平而言，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我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的。
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零年代，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藉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转自作者VOA博客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两天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馀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我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后来的围观却表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公共人物产生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中国学者当中，99％的人无法满足这种公众期望。
公平而言，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我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的。
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零年代，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藉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转自作者VOA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