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9日讯】（新唐人记者唐美华综合报导 ）湖南小伙胡杰，因还不起18000元赌债，想到“卖肾”。几个月后，尽管他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术台，切掉了左肾。手术3天后，胡杰手机显示，他的银行卡里打进了27000元。这笔隐秘的交易被媒体曝光后，牵出大陆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仲介网路。
据大陆媒体报导，胡杰是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手术的，医院牵涉到这种罪恶交易中不是第一回了。胡杰手术之前一个多月，长良医院就已经因涉嫌非法做肾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不过很快没有了下文。直到胡杰事件爆发，才牵出这一地下肾交易网路。
大陆医院到处都是这样的“卖肾”广告（网络图片）
失去左肾的胡杰（网络截图）
欠赌债想到卖肾
胡杰，湖南邵阳隆回县人。作为打工一族，胡杰一家4口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番禺和广州三地。
2010年10月，一直孤寂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生的老乡玩“三公”(扎金花)，并且专门有人借钱给他。没有几天时间，胡杰便欠下18000元的赌债。这时老乡要求：如一周内还清，只需2万元；一个月内还，则要24000元。
无奈下，胡杰想到了卖肾。
“热情”仲介被曝光
2010年10月25日，他开始上网流览与“肾”有关的资讯。百度了一下“肾源”，资讯丰富得让他吃惊：“电话、QQ号都有”。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不需要押金、“说话非常直爽”的卖肾仲介人“刘哥”获得了胡杰的信任。
10月28日，胡杰带着100元到达山东济南，在车站见到了“刘哥”和“杰哥”。
“刘哥”和“杰哥”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
套房里外两间属于4个仲介人的地盘，作为“供方仲介”的大哥们住在床上，两张地铺上住着十几名年轻人。 “刘哥”告诉胡杰，(他们)都是走你这条路的。
胡杰住里间地铺，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的年轻人——确切地说，还只是个孩子。
胡杰认为他和这个大男孩很谈得来。那孩子说他今年18岁，家里就他一个孩子。父亲下岗了，还生着病，母亲没有工作。他也是从网上看到卖肾资讯的，他需要这个钱给父亲看病。
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谈好的卖肾价格并不一致，有4万的，也有6万、8万的，但其他话题就没有多少交流了。住在外间的是属于另外两个仲介“大哥”的人，更不宜打问。 “刘哥”和“杰哥”警告过他，不要和别人多说话。
最后胡杰和他们谈好的价格，卖一只肾4万元。
胡杰被胁迫卖肾 卖肾仲介被曝光
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他突然想跑。他辗转逃回广东之后，“刘哥”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骂他，让他赔偿吃住、检查的花费。胡杰害怕手术，但为躲债主他更需要钱。 “刘哥”时不时会打电话来游说，到12月，胡杰终于被“说服”再一次回去了。
2011年元旦时，他到达山西临汾，一个叫“小王”的人在火车站接到胡杰，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直到手术后消失。交谈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现在是伤口疼痛。亲眼看到他如此痛苦，胡杰向小王明确提出，不想做了！
胡杰被威胁“不想做走不出临汾”。胡杰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他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但没有成功。
1月6日，胡杰在卖肾仲介人“刘哥”的胁迫下，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了手术，失去了左肾。
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小便不正常，走路直不起身来。
2月13日，他向山西省卫生厅反映。 2月16日，长良医院停业整顿。
据报导，在2010年10月左右，长良医院就被曝做过两例“换肾”手术。 11月，由于受体一方术后状况不好，患者只好被紧急转院到有资质做肾移植手术的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这两例手术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卫生厅又让临汾市卫生局去查，但结果不了了之。
活体摘除器官案例在中国数据飙升
大陆《财经》杂志曾披露过一个资料：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全国肝移植中，1/4来源于活体；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只有0.32%；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元行内医生，据说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至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
在天职为救死扶伤的医院，显示着天使与魔鬼共舞：一方面拯救重症患者，一方面又非法剥夺他人健康权益——权衡并配置这两者的只有一个字，“钱”。
《千龙网》文章指出，有两点现实，依然令人不寒而栗：一者，器官买卖的非法途径公开化，“卖肾网”等非法广告以门户网站的个人空间或博客、小网站为主要发布管道，仅有极少数网页因涉及不合法内容而被删除，公开叫卖器官在网上大行其道，网站审核形同虚设，“器官掮客”比比皆是。
在网上搜索关键字“肝肾源”，招募“供体”和“推销”器官的广告难以计数。 “22至30岁之间，体重120至170斤之间，身高170cm以上”是大多数广告中提出的“供体”标准。甚至在一些广告中，器官仲介根本不避讳违法问题。承诺提供“供体”与患者的亲属关系证明，而且与医院关系良好，能够通过伦理审查。
在这些广告中，“供体”被形容得如同家畜或产品一般：“为了提高品质、节省患者的费用和时间，我们的供体是我们自己养的人，而不是从其他二手或三手仲介那里发来的……”
文章指出，第二，在买卖成交的环节中，正规医院与移植科医生鲜有罪罚相当的下场。
2006年，河北乞丐仝革飞被勒死后，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等共5个器官被摘除，涉事者包括武汉和北京有关医院医生。
据媒体报导，检方并未起诉当事医生，他们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司法文书和审判环节，这让辩护律师异常不解——而类似的事情，不独独这一家。
文章评论指出，买卖器官如此容易，操刀的医生与搭建平台的医院如此“豁免”，地下买卖的兴盛就不难想见。
据大陆媒体报导，胡杰是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手术的，医院牵涉到这种罪恶交易中不是第一回了。胡杰手术之前一个多月，长良医院就已经因涉嫌非法做肾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不过很快没有了下文。直到胡杰事件爆发，才牵出这一地下肾交易网路。
大陆医院到处都是这样的“卖肾”广告（网络图片）
失去左肾的胡杰（网络截图）
欠赌债想到卖肾
胡杰，湖南邵阳隆回县人。作为打工一族，胡杰一家4口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番禺和广州三地。
2010年10月，一直孤寂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生的老乡玩“三公”(扎金花)，并且专门有人借钱给他。没有几天时间，胡杰便欠下18000元的赌债。这时老乡要求：如一周内还清，只需2万元；一个月内还，则要24000元。
无奈下，胡杰想到了卖肾。
“热情”仲介被曝光
2010年10月25日，他开始上网流览与“肾”有关的资讯。百度了一下“肾源”，资讯丰富得让他吃惊：“电话、QQ号都有”。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不需要押金、“说话非常直爽”的卖肾仲介人“刘哥”获得了胡杰的信任。
10月28日，胡杰带着100元到达山东济南，在车站见到了“刘哥”和“杰哥”。
“刘哥”和“杰哥”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
套房里外两间属于4个仲介人的地盘，作为“供方仲介”的大哥们住在床上，两张地铺上住着十几名年轻人。 “刘哥”告诉胡杰，(他们)都是走你这条路的。
胡杰住里间地铺，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的年轻人——确切地说，还只是个孩子。
胡杰认为他和这个大男孩很谈得来。那孩子说他今年18岁，家里就他一个孩子。父亲下岗了，还生着病，母亲没有工作。他也是从网上看到卖肾资讯的，他需要这个钱给父亲看病。
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谈好的卖肾价格并不一致，有4万的，也有6万、8万的，但其他话题就没有多少交流了。住在外间的是属于另外两个仲介“大哥”的人，更不宜打问。 “刘哥”和“杰哥”警告过他，不要和别人多说话。
最后胡杰和他们谈好的价格，卖一只肾4万元。
胡杰被胁迫卖肾 卖肾仲介被曝光
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他突然想跑。他辗转逃回广东之后，“刘哥”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骂他，让他赔偿吃住、检查的花费。胡杰害怕手术，但为躲债主他更需要钱。 “刘哥”时不时会打电话来游说，到12月，胡杰终于被“说服”再一次回去了。
2011年元旦时，他到达山西临汾，一个叫“小王”的人在火车站接到胡杰，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直到手术后消失。交谈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现在是伤口疼痛。亲眼看到他如此痛苦，胡杰向小王明确提出，不想做了！
胡杰被威胁“不想做走不出临汾”。胡杰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他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但没有成功。
1月6日，胡杰在卖肾仲介人“刘哥”的胁迫下，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了手术，失去了左肾。
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小便不正常，走路直不起身来。
2月13日，他向山西省卫生厅反映。 2月16日，长良医院停业整顿。
据报导，在2010年10月左右，长良医院就被曝做过两例“换肾”手术。 11月，由于受体一方术后状况不好，患者只好被紧急转院到有资质做肾移植手术的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这两例手术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卫生厅又让临汾市卫生局去查，但结果不了了之。
活体摘除器官案例在中国数据飙升
大陆《财经》杂志曾披露过一个资料：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全国肝移植中，1/4来源于活体；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只有0.32%；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元行内医生，据说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至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
在天职为救死扶伤的医院，显示着天使与魔鬼共舞：一方面拯救重症患者，一方面又非法剥夺他人健康权益——权衡并配置这两者的只有一个字，“钱”。
《千龙网》文章指出，有两点现实，依然令人不寒而栗：一者，器官买卖的非法途径公开化，“卖肾网”等非法广告以门户网站的个人空间或博客、小网站为主要发布管道，仅有极少数网页因涉及不合法内容而被删除，公开叫卖器官在网上大行其道，网站审核形同虚设，“器官掮客”比比皆是。
在网上搜索关键字“肝肾源”，招募“供体”和“推销”器官的广告难以计数。 “22至30岁之间，体重120至170斤之间，身高170cm以上”是大多数广告中提出的“供体”标准。甚至在一些广告中，器官仲介根本不避讳违法问题。承诺提供“供体”与患者的亲属关系证明，而且与医院关系良好，能够通过伦理审查。
在这些广告中，“供体”被形容得如同家畜或产品一般：“为了提高品质、节省患者的费用和时间，我们的供体是我们自己养的人，而不是从其他二手或三手仲介那里发来的……”
文章指出，第二，在买卖成交的环节中，正规医院与移植科医生鲜有罪罚相当的下场。
2006年，河北乞丐仝革飞被勒死后，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等共5个器官被摘除，涉事者包括武汉和北京有关医院医生。
据媒体报导，检方并未起诉当事医生，他们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司法文书和审判环节，这让辩护律师异常不解——而类似的事情，不独独这一家。
文章评论指出，买卖器官如此容易，操刀的医生与搭建平台的医院如此“豁免”，地下买卖的兴盛就不难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