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讯】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发生了兴趣。而我开始最感兴趣、也最感噁心的，则是晚清革命党和晚清改良派的历史。特别是对改良派的厌恶感觉，不仅使我对晚清国民革命家门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也对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们充满了鄙夷之心。因为，改良派的历史告诉我，没有他们对满清王朝的多情与忠诚，特别是他们对于辛亥民主革命的叛卖，就不会有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也就没有后来这样一个“马列中国”。中国会循序渐进地走向民主立国，共产专制复辟将会失去他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基础。所以，如果说1911 年是共和推翻了专制，那么，也正是满清的专制馀孽们才帮助共产党在1949年阻断了中国的共和进程，实现了旷史未有的残酷专制复辟。这也是八十年代共产党正在鼓吹全体人民要“向前看”、要“长治久安”、要用“改革开放”——就是要用“专制改良”来保住他的专制权力时，我就利用小说，开始直截了当地批判中共专制改良的现状，甚至在小说中“捍卫辛亥革命，鼓吹民主革命”。反对改良。在我，此可谓三十年如一日。
一九八六年，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长篇小说增刊》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痴汉和他的女人》（《八十年代记事》第一部），写了一个“生意人”在中共改革开放中，只能被迫走向与专制权力相结合的歧途，而不可能走上真正自由市场经济道路的悲剧。这可以说为后来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直斥中共的改革开放经济就是“专制改良型经济”和“权力权贵经济”留下了“脚本”。
一九八七年，我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八十年代记事》第二部）。在这部小说里，我着意描写了在中共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期间，中共权力阶层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对比，意在形象地说明中共专制改良非但不是出路，而且无非是“革命”的必然历史准备而已。罕见的是，当时的《光明日报》居然对上述两部长篇小说发表了大篇幅的评论，称之为表现了少有的社会生活深度，《了望》杂志也称之为当年的优秀长篇新作。
如果说我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已经表现了自己对中共专制改良的认识和批判，虽然是十分“文学”的，那么，一九八九年七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八十年代记事》第三部），则开始直抒胸臆。在一九八七年开始写作的这部小说里，因为我描写了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少媳妇，为追求“政治改革”而最终被撵出这个“贵族之家”的故事，甚至连这个“改革之家”竟然也因为渴望“专制政治的改良”，而“被迫”走上分崩离析的凄惨结局。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已然直言不讳地指斥中共的改革开放连“康梁变法和满清改良”也比不上的政治本质。我借用小说中一位学者的话说道：
“改革，首先说政治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改到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去。丢掉这个最根本的改革，却大谈所谓经济改革，这条路上走不通的。”（第104 页）而 “恢复和改进农民的小生产，这不过是四百年前法王亨利四世早已做过的事情。因为路易十六倒是要改革，甚至召开三级会议以讨论改革。但因为一边大喊改革，一边又屈从保守势力的要胁，改而不成，因而就不可能避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他自己也被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以从事所谓经济改革，而不触动左右着所有经济活动的政治体制，不对拼命要维护旧政治体制的旧贵族开刀，逼迫他们就范，正是造成十九世纪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改革终于失败的原因。作为他向旧政治体制和旧政治力量即旧贵族投降的具体宣言，便是将他的宠臣、改革家——斯皮兰斯基放逐西伯利亚，以保住自己的皇位。然而，不过一百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按：应该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就推翻了也一直在大喊着改革的亚历山大的孙子尼古拉二世。太平天国失败后，在中外暂时交安的局面之下，清政府也曾搞过三次所谓改革。一是被朝野上下斥之为‘全盘西化’的洋务运动，二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第三便是慈禧太后不得不为之的所谓‘预备立宪’和各项‘新政’。其结果仍因为祖宗之制不能改，而每改不成，终于使人民绝望。于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大清朝也就一朝覆灭了！” （第104-105页）
于是，我才在小说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 （第105页）
我甚至借用小说中的人物下结论说：“就历史上已有的事实而言，由统治者本身实行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成功，根子就在于，改革即革除弊政，而革除弊政，就势必要侵犯权势者的利益，因为弊政恰恰是一切贪赃枉法之所横行的不二法门。因此，无有由统治者本身实行的改革，不遭到其统治集团中既得利益者反对的。而为了谋求一个安定的改革局面，改革者只好给权势者以更多的获取利益的可乘之机，这种可乘之机，又因为权势者利用手中的权势，而公然借改革大发横财，从而腐败加速。原来希望借改革而制止特权、获得平等的人民，最终自然是只能感到绝望而已……” （第114页）
我终于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革命”之所以会在改革失败之后爆发的原因：“不要忘记那个贵族出身的俄国改革家（维特伯爵—原注）说的话——任何从维护统治本身出发的改革，不过是在‘预防革命’。我们的改革，应该与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改革不一样，不是为了维持住政权，而是真正地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实行它，人民是要绝望的。我们没有权利让人民绝望。而绝望了的人民，又什么做不出来呢！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改革’失败之后……” （第164页）
在这部小说中，我还指名批判了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否定，宣称“辛亥革命绝不是失败的革命”。对“革命与复辟”与“革命名义下的复辟”，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作了初步理论阐述，实为我后来写作《谁是新中国》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不曾想到的是，这部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及时出版的长篇小说，虽然连“内容介绍”都没有，却立即获得了读者的垂青。此后经年，民间盗版不已。
当然，我写这三部长篇小说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形象地、甚至是直接地告诉我的读者：“今天的中共就是昔日的晚清”，虽然中共比满清更专制、更黑暗、更腐败。因而，也只有革命，而不是改良，才能真正地推到这个可怕的专制复辟统治及其血腥的共产专制制度。当然，我也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表达我的思想，说出如是的言论。这大概也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又一个证明吧。
出国以后，我一直在遵循着自己“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理想。不仅在自己的大量着述中公开地批判晚清和中共的专制改良，而且主办《黄花岗杂志》以坚守民主革命立场、批判“保共改良”，直至在讲演中也从不放松对形形色色“助共改良”思想的批判。当然，我是“醉翁之意全在酒”，就是希望海内外所有对共产党的改良还在寄托着梦想的人，都能够幡然一悟，不要再继续地对共产党做“无用功”；就是希望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力量，能够在对“保共改良”的批判中传播和壮大起来，以求早一天推翻共产专制制度。
但是，在海外，由于国际势力如晚清时代一样，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共同希望保有一个腐败的中共政权；由于台湾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丢却了自己的“党魂”，甚至早已开始与大陆的共产党勾勾搭搭、甚至“利益共享”；还由于岛中的各种分裂势力，不是要“走出中国”、“一边一国”，就是要“法理台独”、或“事实台独”；因而，上述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对中共有意，都对中国无情；都对改良有意，都对革命无情。所以，“保共改良”才会一直在海外甚嚣尘上，而革命却总是势单力薄，备尝艰辛，与当年的孙文、黄兴们一模一样。着名的王炳章博士，他的艰辛奋斗和悲惨命运，才会与那些在海外 “潇洒走一回”的改良派们，重复形成了历史性的鲜明对照。这，也就是我出国十数年，虽然从不与任何人冲突、纠缠，甚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却始终坚守民主革命立场、坚决反对“保共改良”歧途的由来。反之，没有在海外十数年的痛苦经历，也就不可能对“什么是革命”和“什么是改良”，以及他们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其处境的天差地别，有了如此清晰和痛心的认知。
当然，这才是我于辛亥革命百年即将到来之前，虽然要不辞辛劳地“大赞晚清革命、大批晚清改良”，却又一再地推辞了很多讲演邀请的原因所在。因为我必须坚守八十年代以来自己就一直坚持的“批判改良、鼓吹革命”的立场——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绝不会学好改好的，他们“只会改良、不会从良”，甚至连改良都不敢、都拒绝。特别是当此中国民主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之时，我更不能明知有些朋友是在假借纪念“辛亥革命”，实为鼓吹“康梁改良”；名为发动“茉莉花革命”，实为制造“茉莉花改良”；大搞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却听从“陆、岛”的指令，绝不允许触及“革命”二字，唯恐“刺激”中共——对此，我自然不应该也来他一番“大是大非、一团和气”，从而在民主革命和专制改良这样一个“水火不能相容、东西不能易位”（孙文语）的大问题上，为了面子、友情而丧失自己的根本立场。如果我这样做了，不仅对不起百年前的孙、黄等无数民主革命前驱们，对不起自己三十年来艰难追寻的道路，尤其对不起今天那些正在决心用性命来发动“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内外年轻志士们。更何况自1989年至今，海内外的“保共改良”人士们已经在“告别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和“批判直至大肆污蔑孙中山及其革命”的这条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但我这样说，并非是要指斥当前还在“保共改良”的梦呓中鼾声渐弱的的改良人士们，也就是那些“前专制体制内和现专制体制外” 的改良者群体。我只是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不能参加你们对辛亥革命的歪曲纪念，我不愿改变自己半生“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的政治立场。但我希望，你们也能顺应大势，在民主革命大潮将至、“保共改良”绝无出路的今天，要象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人士一样，在反对革命1已经反对够了之后，大胆地“投机”革命，勇敢地“参加”革命，真诚地“保护”革命，为促使革命风潮在全中国的飙起，为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转型的真正成功和最后成功，也尽一份心，更尽一份责，所谓“亡羊补牢、尤未晚也”！倘能如此，哪怕你们虽象许多晚清改良人士那样，“公开投机革命，只是一心为了争夺权利”，我都欢迎。因为，今日之中国，毕竟已经不是昔日之中国。任何妄图于革命之后，还想复辟专制的梦想，均将因时代条件的不同，而只能折戟沉沙了！因为，世界的民主潮流，人民的民主素养，中国已经经历了的太多历史教训，将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人，在即将获得的真正民主权力中，能够自由地去“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了！
“不与改良同流、欢迎改良革命”，是为了能够早一天“共同”重建我们的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5/36合期
一九八六年，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长篇小说增刊》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痴汉和他的女人》（《八十年代记事》第一部），写了一个“生意人”在中共改革开放中，只能被迫走向与专制权力相结合的歧途，而不可能走上真正自由市场经济道路的悲剧。这可以说为后来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直斥中共的改革开放经济就是“专制改良型经济”和“权力权贵经济”留下了“脚本”。
一九八七年，我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八十年代记事》第二部）。在这部小说里，我着意描写了在中共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期间，中共权力阶层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对比，意在形象地说明中共专制改良非但不是出路，而且无非是“革命”的必然历史准备而已。罕见的是，当时的《光明日报》居然对上述两部长篇小说发表了大篇幅的评论，称之为表现了少有的社会生活深度，《了望》杂志也称之为当年的优秀长篇新作。
如果说我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已经表现了自己对中共专制改良的认识和批判，虽然是十分“文学”的，那么，一九八九年七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八十年代记事》第三部），则开始直抒胸臆。在一九八七年开始写作的这部小说里，因为我描写了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少媳妇，为追求“政治改革”而最终被撵出这个“贵族之家”的故事，甚至连这个“改革之家”竟然也因为渴望“专制政治的改良”，而“被迫”走上分崩离析的凄惨结局。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已然直言不讳地指斥中共的改革开放连“康梁变法和满清改良”也比不上的政治本质。我借用小说中一位学者的话说道：
“改革，首先说政治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改到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去。丢掉这个最根本的改革，却大谈所谓经济改革，这条路上走不通的。”（第104 页）而 “恢复和改进农民的小生产，这不过是四百年前法王亨利四世早已做过的事情。因为路易十六倒是要改革，甚至召开三级会议以讨论改革。但因为一边大喊改革，一边又屈从保守势力的要胁，改而不成，因而就不可能避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他自己也被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以从事所谓经济改革，而不触动左右着所有经济活动的政治体制，不对拼命要维护旧政治体制的旧贵族开刀，逼迫他们就范，正是造成十九世纪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改革终于失败的原因。作为他向旧政治体制和旧政治力量即旧贵族投降的具体宣言，便是将他的宠臣、改革家——斯皮兰斯基放逐西伯利亚，以保住自己的皇位。然而，不过一百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按：应该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就推翻了也一直在大喊着改革的亚历山大的孙子尼古拉二世。太平天国失败后，在中外暂时交安的局面之下，清政府也曾搞过三次所谓改革。一是被朝野上下斥之为‘全盘西化’的洋务运动，二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第三便是慈禧太后不得不为之的所谓‘预备立宪’和各项‘新政’。其结果仍因为祖宗之制不能改，而每改不成，终于使人民绝望。于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大清朝也就一朝覆灭了！” （第104-105页）
于是，我才在小说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 （第105页）
我甚至借用小说中的人物下结论说：“就历史上已有的事实而言，由统治者本身实行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成功，根子就在于，改革即革除弊政，而革除弊政，就势必要侵犯权势者的利益，因为弊政恰恰是一切贪赃枉法之所横行的不二法门。因此，无有由统治者本身实行的改革，不遭到其统治集团中既得利益者反对的。而为了谋求一个安定的改革局面，改革者只好给权势者以更多的获取利益的可乘之机，这种可乘之机，又因为权势者利用手中的权势，而公然借改革大发横财，从而腐败加速。原来希望借改革而制止特权、获得平等的人民，最终自然是只能感到绝望而已……” （第114页）
我终于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革命”之所以会在改革失败之后爆发的原因：“不要忘记那个贵族出身的俄国改革家（维特伯爵—原注）说的话——任何从维护统治本身出发的改革，不过是在‘预防革命’。我们的改革，应该与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改革不一样，不是为了维持住政权，而是真正地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实行它，人民是要绝望的。我们没有权利让人民绝望。而绝望了的人民，又什么做不出来呢！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改革’失败之后……” （第164页）
在这部小说中，我还指名批判了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否定，宣称“辛亥革命绝不是失败的革命”。对“革命与复辟”与“革命名义下的复辟”，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作了初步理论阐述，实为我后来写作《谁是新中国》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不曾想到的是，这部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及时出版的长篇小说，虽然连“内容介绍”都没有，却立即获得了读者的垂青。此后经年，民间盗版不已。
当然，我写这三部长篇小说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形象地、甚至是直接地告诉我的读者：“今天的中共就是昔日的晚清”，虽然中共比满清更专制、更黑暗、更腐败。因而，也只有革命，而不是改良，才能真正地推到这个可怕的专制复辟统治及其血腥的共产专制制度。当然，我也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表达我的思想，说出如是的言论。这大概也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又一个证明吧。
出国以后，我一直在遵循着自己“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理想。不仅在自己的大量着述中公开地批判晚清和中共的专制改良，而且主办《黄花岗杂志》以坚守民主革命立场、批判“保共改良”，直至在讲演中也从不放松对形形色色“助共改良”思想的批判。当然，我是“醉翁之意全在酒”，就是希望海内外所有对共产党的改良还在寄托着梦想的人，都能够幡然一悟，不要再继续地对共产党做“无用功”；就是希望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力量，能够在对“保共改良”的批判中传播和壮大起来，以求早一天推翻共产专制制度。
但是，在海外，由于国际势力如晚清时代一样，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共同希望保有一个腐败的中共政权；由于台湾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丢却了自己的“党魂”，甚至早已开始与大陆的共产党勾勾搭搭、甚至“利益共享”；还由于岛中的各种分裂势力，不是要“走出中国”、“一边一国”，就是要“法理台独”、或“事实台独”；因而，上述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对中共有意，都对中国无情；都对改良有意，都对革命无情。所以，“保共改良”才会一直在海外甚嚣尘上，而革命却总是势单力薄，备尝艰辛，与当年的孙文、黄兴们一模一样。着名的王炳章博士，他的艰辛奋斗和悲惨命运，才会与那些在海外 “潇洒走一回”的改良派们，重复形成了历史性的鲜明对照。这，也就是我出国十数年，虽然从不与任何人冲突、纠缠，甚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却始终坚守民主革命立场、坚决反对“保共改良”歧途的由来。反之，没有在海外十数年的痛苦经历，也就不可能对“什么是革命”和“什么是改良”，以及他们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其处境的天差地别，有了如此清晰和痛心的认知。
当然，这才是我于辛亥革命百年即将到来之前，虽然要不辞辛劳地“大赞晚清革命、大批晚清改良”，却又一再地推辞了很多讲演邀请的原因所在。因为我必须坚守八十年代以来自己就一直坚持的“批判改良、鼓吹革命”的立场——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绝不会学好改好的，他们“只会改良、不会从良”，甚至连改良都不敢、都拒绝。特别是当此中国民主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之时，我更不能明知有些朋友是在假借纪念“辛亥革命”，实为鼓吹“康梁改良”；名为发动“茉莉花革命”，实为制造“茉莉花改良”；大搞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却听从“陆、岛”的指令，绝不允许触及“革命”二字，唯恐“刺激”中共——对此，我自然不应该也来他一番“大是大非、一团和气”，从而在民主革命和专制改良这样一个“水火不能相容、东西不能易位”（孙文语）的大问题上，为了面子、友情而丧失自己的根本立场。如果我这样做了，不仅对不起百年前的孙、黄等无数民主革命前驱们，对不起自己三十年来艰难追寻的道路，尤其对不起今天那些正在决心用性命来发动“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内外年轻志士们。更何况自1989年至今，海内外的“保共改良”人士们已经在“告别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和“批判直至大肆污蔑孙中山及其革命”的这条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但我这样说，并非是要指斥当前还在“保共改良”的梦呓中鼾声渐弱的的改良人士们，也就是那些“前专制体制内和现专制体制外” 的改良者群体。我只是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不能参加你们对辛亥革命的歪曲纪念，我不愿改变自己半生“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的政治立场。但我希望，你们也能顺应大势，在民主革命大潮将至、“保共改良”绝无出路的今天，要象晚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人士一样，在反对革命1已经反对够了之后，大胆地“投机”革命，勇敢地“参加”革命，真诚地“保护”革命，为促使革命风潮在全中国的飙起，为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转型的真正成功和最后成功，也尽一份心，更尽一份责，所谓“亡羊补牢、尤未晚也”！倘能如此，哪怕你们虽象许多晚清改良人士那样，“公开投机革命，只是一心为了争夺权利”，我都欢迎。因为，今日之中国，毕竟已经不是昔日之中国。任何妄图于革命之后，还想复辟专制的梦想，均将因时代条件的不同，而只能折戟沉沙了！因为，世界的民主潮流，人民的民主素养，中国已经经历了的太多历史教训，将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人，在即将获得的真正民主权力中，能够自由地去“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了！
“不与改良同流、欢迎改良革命”，是为了能够早一天“共同”重建我们的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5/36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