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克里斯汀编译报导）不满的农民工毁掉了省委书记试图经营的中国制造加工中心的形象工程中国增城，由中共南方出口大省的省级领导发明的口号“幸福广东”在今年本是首次亮相。但一个令人不安的广东形像在本周也显现出来。在广东的牛仔裤制作加工中心增城和制陶业中心潮州，农民工袭击政府大楼并且掀翻了多辆警车。最近发生的这两起事件是上月在中国各地接连爆发的类似事件之一。
这些不安定给中国的领导人发出了麻烦来了的信息，很多广东人不高兴了，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不满。因为在中国最为富有、发展最快，并且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常常是预示中国其它地区动向的风向标。
今夏，由于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5年计划因大量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出现而被削弱，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贫富差距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导致作为中国人最常吃的肉——猪肉价格在一年中上涨54％。因此在其它城市地区民愤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面对中国如今最重要的挑战，即如何使国家从以广东为先锋的出口型经济模式有力转型，省级领导们，在缺乏北京明确的指示下，寻求以陈腔滥调的说教和残酷武力相结合的手法，在巨大的压力下维持着社会秩序，但是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在这个痛苦转型中处于最前列的是省委书记汪洋。他是提出“幸福广东”运动的中共领导，而且他也被看作是很可能在明年每十年一换的领导层变化中晋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政治局常委的9个委员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
在上次骚乱爆发前的一次书面采访中，汪洋解释了在今年1月他为何发起“幸福广东”运动的原因，以及同时，在上一个5年平均年增长为12.4%的情况下，将下一个5年的年增长目标降低至8％的原因。
他说：“为了发展得更好，我们要发展慢一点。在经济规模上，我们已经超过了新加坡，但是我们也希望在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幸福感和社会文明程度上也超过新加坡。”
他否认了将公布为广东1.04亿人口，尤其其2千5百万农民工加强幸福感的具体计划。对幸福的定义他也看起来难以提供一致的回答。
据汪洋宣称，所谓的幸福存在于愉快和价值意义之间。他引用了以色列作家、演讲师，也曾是壁球冠军，曾在哈佛教授“积极心理学”课程的塔•本沙哈（Tal Ben-Shahar）所写的名为《更幸福》的书中段落：“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幸福是一种态度，一个主观的观念。”他试图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整个广东，“但是作为整个团体，整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来判断我们是否幸福快乐是一种需要我们共同寻找，享受和建立的生活状态和经历。”
他对幸福的定义的模糊回答显示出广东和北京都没有一个政策方向。中共领导人降低了中国的年增长目标，这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只是一个像征性的目标，即下一个5年增长7％，并且发誓集中抓“幸福”，强调诸如通货膨胀、腐败和抢占土地等公众关心的问题。但是，正如汪洋，中共领导们没有给出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计划。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号召改善“社会管理”，而这个笼统的说法似乎还包括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装甲车。
汪洋至今为止对广东的骚乱保持沉默。一个发言人说他正在国外，不会提早回来，也不会对此事作出评论，因为地方管理机构对处理此类问题已经很有经验。发言人还说：“事件还没有达到低谷以至于让党委书记担心。”
最近的骚乱也不会太可能严重影响汪洋晋升常委的机会。首先，他56岁，此年龄是老龄化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正合适的年龄。
尽管如此，暴力对于汪洋来说，来得不是时候。他正与其他有可能进入常委的人选为得到最有权力的职位而竞争。这些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继汪洋之后掌管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薄熙来。中共领导人用了很多口舌赞扬薄熙来在重庆的高调恢复革命精神及扫黑除恶运动。有人甚至把这个有着3千2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描绘成全国其它地区的表帅。
汪洋在广东的政绩则没有收到这么多的赞扬之辞。广东省占中国11％的GDP和1/3的出口。该省在30年前的经济改革后迅速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因此广东也被视为其它地区的领头羊。
据汪洋说，由于省内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工业经济转型，2007年至2010年间，来自广东以外的农民工数量几乎减少了2百万，而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工增加了250万。为把省会广州改变成为一个更国际化的城市，去年广州举办了亚运会，广州也招募到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杂哈•哈蒂德（Zaha Hadid）设计一个未来式的歌剧院。但是他这些模仿新加坡的“幸福与社会文明”的努力一次次被动荡和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尤其在农民工问题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他们无法享受到。
增城的抗暴事件起因源于一城管把一个来自四川的怀孕的街边小贩推到地上。当地民工说除此直接原因外，这起抗暴事件也是出于人们对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的愤怒，以及城管的暴力执法，尤其针对因为当地牛仔裤工厂工作短缺，只得用在街边当小贩的农民工。上周早些时候，类似的动荡在附近的潮州爆发。因为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抱怨一个制陶工厂拖欠他们的工资而引发抗争。
去年，两起事件把广东搅得焦头烂额。其一是为蘋果等公司组装ipad等其它电子产品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工厂发生一系列的自杀事件；其二是本田附属工厂工人3次罢工。鸿海和本田供应商随后都增加了工人薪资。上个月，为了给世界大学生运动会（Universiade）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深圳的管理部门驱赶走了80万“高危”人群。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
在书面采访中给汪洋提出的10个问题中，他拒绝回答其中涉及更敏感问题的5个问题，比如，他是否更倾向于依靠长期以来被怀疑由中共直接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来处理社会问题。在他试图解释经济转型的复杂性时提到，广东留给从外省来的农民工的工作越来越少，新的经济模式是以“幸福感”为基础而非以没有任何控制的发展为基础。回到开头的问题，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模凌两可。
这些不安定给中国的领导人发出了麻烦来了的信息，很多广东人不高兴了，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不满。因为在中国最为富有、发展最快，并且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常常是预示中国其它地区动向的风向标。
今夏，由于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5年计划因大量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出现而被削弱，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贫富差距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导致作为中国人最常吃的肉——猪肉价格在一年中上涨54％。因此在其它城市地区民愤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面对中国如今最重要的挑战，即如何使国家从以广东为先锋的出口型经济模式有力转型，省级领导们，在缺乏北京明确的指示下，寻求以陈腔滥调的说教和残酷武力相结合的手法，在巨大的压力下维持着社会秩序，但是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在这个痛苦转型中处于最前列的是省委书记汪洋。他是提出“幸福广东”运动的中共领导，而且他也被看作是很可能在明年每十年一换的领导层变化中晋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政治局常委的9个委员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
在上次骚乱爆发前的一次书面采访中，汪洋解释了在今年1月他为何发起“幸福广东”运动的原因，以及同时，在上一个5年平均年增长为12.4%的情况下，将下一个5年的年增长目标降低至8％的原因。
他说：“为了发展得更好，我们要发展慢一点。在经济规模上，我们已经超过了新加坡，但是我们也希望在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幸福感和社会文明程度上也超过新加坡。”
他否认了将公布为广东1.04亿人口，尤其其2千5百万农民工加强幸福感的具体计划。对幸福的定义他也看起来难以提供一致的回答。
据汪洋宣称，所谓的幸福存在于愉快和价值意义之间。他引用了以色列作家、演讲师，也曾是壁球冠军，曾在哈佛教授“积极心理学”课程的塔•本沙哈（Tal Ben-Shahar）所写的名为《更幸福》的书中段落：“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幸福是一种态度，一个主观的观念。”他试图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整个广东，“但是作为整个团体，整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来判断我们是否幸福快乐是一种需要我们共同寻找，享受和建立的生活状态和经历。”
他对幸福的定义的模糊回答显示出广东和北京都没有一个政策方向。中共领导人降低了中国的年增长目标，这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只是一个像征性的目标，即下一个5年增长7％，并且发誓集中抓“幸福”，强调诸如通货膨胀、腐败和抢占土地等公众关心的问题。但是，正如汪洋，中共领导们没有给出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计划。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号召改善“社会管理”，而这个笼统的说法似乎还包括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装甲车。
汪洋至今为止对广东的骚乱保持沉默。一个发言人说他正在国外，不会提早回来，也不会对此事作出评论，因为地方管理机构对处理此类问题已经很有经验。发言人还说：“事件还没有达到低谷以至于让党委书记担心。”
最近的骚乱也不会太可能严重影响汪洋晋升常委的机会。首先，他56岁，此年龄是老龄化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正合适的年龄。
尽管如此，暴力对于汪洋来说，来得不是时候。他正与其他有可能进入常委的人选为得到最有权力的职位而竞争。这些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继汪洋之后掌管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薄熙来。中共领导人用了很多口舌赞扬薄熙来在重庆的高调恢复革命精神及扫黑除恶运动。有人甚至把这个有着3千2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描绘成全国其它地区的表帅。
汪洋在广东的政绩则没有收到这么多的赞扬之辞。广东省占中国11％的GDP和1/3的出口。该省在30年前的经济改革后迅速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因此广东也被视为其它地区的领头羊。
据汪洋说，由于省内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工业经济转型，2007年至2010年间，来自广东以外的农民工数量几乎减少了2百万，而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工增加了250万。为把省会广州改变成为一个更国际化的城市，去年广州举办了亚运会，广州也招募到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杂哈•哈蒂德（Zaha Hadid）设计一个未来式的歌剧院。但是他这些模仿新加坡的“幸福与社会文明”的努力一次次被动荡和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尤其在农民工问题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他们无法享受到。
增城的抗暴事件起因源于一城管把一个来自四川的怀孕的街边小贩推到地上。当地民工说除此直接原因外，这起抗暴事件也是出于人们对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的愤怒，以及城管的暴力执法，尤其针对因为当地牛仔裤工厂工作短缺，只得用在街边当小贩的农民工。上周早些时候，类似的动荡在附近的潮州爆发。因为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抱怨一个制陶工厂拖欠他们的工资而引发抗争。
去年，两起事件把广东搅得焦头烂额。其一是为蘋果等公司组装ipad等其它电子产品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工厂发生一系列的自杀事件；其二是本田附属工厂工人3次罢工。鸿海和本田供应商随后都增加了工人薪资。上个月，为了给世界大学生运动会（Universiade）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深圳的管理部门驱赶走了80万“高危”人群。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
在书面采访中给汪洋提出的10个问题中，他拒绝回答其中涉及更敏感问题的5个问题，比如，他是否更倾向于依靠长期以来被怀疑由中共直接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来处理社会问题。在他试图解释经济转型的复杂性时提到，广东留给从外省来的农民工的工作越来越少，新的经济模式是以“幸福感”为基础而非以没有任何控制的发展为基础。回到开头的问题，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模凌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