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二奶现像在中国已经不是甚么新闻。然而，新华网转发西班牙《阿贝赛报》近日一篇题为“二奶城市”的报导却将深圳二奶这个老问题再次变成了新闻。
西班牙《阿贝赛报》的报导说， 深圳二奶现象不仅普遍，而且二奶居住地方扎堆集中﹔二奶现象可能与中国历史上纳妾传统有关﹔那些二奶大多都是受经济利益吸引，将做二奶当做是一条改变贫困生活的捷径， 而包二奶的人大多来自香港。情况是否如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随机电话采访在深圳开办公司从事二奶调查的王先生。 王先生从深圳二奶大多来自中国贫穷偏远地方说起：
王先生：“从湖南、四川、贵州、东北那些地方人比较多。现在来说香港那边包二奶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记者：“那这些二奶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因为甚么其他的原因而甘心做（二奶）？”
王先生：“这个肯定是经济原因了。”
记者：“她们是自愿的呢？还是被迫的呢？”
王先生：“有些是稀里糊涂的就弄进去了﹔有些是爱慕虚荣，怎么样的途径进去的都有。”
记者：“哪方面的现象呈现多数呢？”
王先生：“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是做这个的，不管是欺骗手段还是怎么样，就带一帮子人进去。这是一个圈子。有的进去之后就在服务场所工作了，后来被这些所谓的香港人，富商一样的人认识，为他们服务，可能就慢慢比较熟悉了。也可能是建立在一个感情和金钱的基础上吧，也有的。”
记者：“现在外媒，西班牙的媒体关注深圳的二奶，说是跟中国纳妾的传统有关，你认为跟这方面有关系吗？”
王先生：“这个不好说。社会就是这样。你也是中国人，应该也是了解中国的国情的，但感觉是生活压力比较大，其他的没甚么。”
不过，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伟国表示，深圳二奶现象普遍与中国历史上纳妾传统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关系的是中国在一党专政下普通人的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许多权力被剥夺，人们对生活发展的选择权不平等：
“如果可以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让所有的二奶去选择的话，如果有条件做大奶的话，她为甚么要做二奶呢？就是因为很多其他条件被剥夺了，（如）户口、工作其他很多机会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做这样一种选择。看得出来，老百姓选择的机会之低、之少。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大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一切向钱看，只要生活好所有的其他价值观念就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都有过的笑贫不笑娼，这种情况到了共产党的时候公开了，而以前也只不过是在边缘的、底层的社会文化 ”。
深圳的王先生表示，这些从平穷偏远地方来到深圳的女孩子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做二奶才来到经济繁华的深圳：
王先生：“她们有些投身工厂、服务行业、餐厅、酒吧等娱乐场所。一开始是比较单纯的，时间长了以后因环境的变化参与在这个上头，进入这个圈子了。”
记者：“所谓的二奶对自己有甚么样的评价呢？”
王先生：“她们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只要有钱花，不需要工作，没有甚么理想。有思想的人，可能会找机会认识富商之类，找到投资来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她们这些也没有甚么市场规定价格的，有的三千、五千，好的万八千，都有的。”
记者：“深圳居民对她们有甚么样的评价？”
王先生：“也习以为常了。”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深圳二奶现象？有相关评论说，在深圳做二奶与其说是她们羞辱了生活，不如说是生活羞辱了她们。现在的问题是为甚么深圳的生活让他们走上了二奶的道路？
西班牙《阿贝赛报》的报导说， 深圳二奶现象不仅普遍，而且二奶居住地方扎堆集中﹔二奶现象可能与中国历史上纳妾传统有关﹔那些二奶大多都是受经济利益吸引，将做二奶当做是一条改变贫困生活的捷径， 而包二奶的人大多来自香港。情况是否如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随机电话采访在深圳开办公司从事二奶调查的王先生。 王先生从深圳二奶大多来自中国贫穷偏远地方说起：
王先生：“从湖南、四川、贵州、东北那些地方人比较多。现在来说香港那边包二奶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记者：“那这些二奶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因为甚么其他的原因而甘心做（二奶）？”
王先生：“这个肯定是经济原因了。”
记者：“她们是自愿的呢？还是被迫的呢？”
王先生：“有些是稀里糊涂的就弄进去了﹔有些是爱慕虚荣，怎么样的途径进去的都有。”
记者：“哪方面的现象呈现多数呢？”
王先生：“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是做这个的，不管是欺骗手段还是怎么样，就带一帮子人进去。这是一个圈子。有的进去之后就在服务场所工作了，后来被这些所谓的香港人，富商一样的人认识，为他们服务，可能就慢慢比较熟悉了。也可能是建立在一个感情和金钱的基础上吧，也有的。”
记者：“现在外媒，西班牙的媒体关注深圳的二奶，说是跟中国纳妾的传统有关，你认为跟这方面有关系吗？”
王先生：“这个不好说。社会就是这样。你也是中国人，应该也是了解中国的国情的，但感觉是生活压力比较大，其他的没甚么。”
不过，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伟国表示，深圳二奶现象普遍与中国历史上纳妾传统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关系的是中国在一党专政下普通人的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许多权力被剥夺，人们对生活发展的选择权不平等：
“如果可以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让所有的二奶去选择的话，如果有条件做大奶的话，她为甚么要做二奶呢？就是因为很多其他条件被剥夺了，（如）户口、工作其他很多机会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做这样一种选择。看得出来，老百姓选择的机会之低、之少。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大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一切向钱看，只要生活好所有的其他价值观念就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都有过的笑贫不笑娼，这种情况到了共产党的时候公开了，而以前也只不过是在边缘的、底层的社会文化 ”。
深圳的王先生表示，这些从平穷偏远地方来到深圳的女孩子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做二奶才来到经济繁华的深圳：
王先生：“她们有些投身工厂、服务行业、餐厅、酒吧等娱乐场所。一开始是比较单纯的，时间长了以后因环境的变化参与在这个上头，进入这个圈子了。”
记者：“所谓的二奶对自己有甚么样的评价呢？”
王先生：“她们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只要有钱花，不需要工作，没有甚么理想。有思想的人，可能会找机会认识富商之类，找到投资来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她们这些也没有甚么市场规定价格的，有的三千、五千，好的万八千，都有的。”
记者：“深圳居民对她们有甚么样的评价？”
王先生：“也习以为常了。”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深圳二奶现象？有相关评论说，在深圳做二奶与其说是她们羞辱了生活，不如说是生活羞辱了她们。现在的问题是为甚么深圳的生活让他们走上了二奶的道路？
